北京市东城区日前公布的《东城区总体发展战略规划（2011-2030）》中，将永定门至钟鼓楼7.8公里的传统“中轴线”纳入申遗计划。“中轴线”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的保护缓冲区，其最北端——钟鼓楼地区在经历了诸多规划之争后，似乎迎来了一条符合古城改造与保护规律的正确道路。这番艰难博弈，令人关注——

北京钟鼓楼变脸始末

    1月初的一个午后，阳光晴好，家住北京市中心钟鼓楼小广场边上的许世发大爷像往常一样，吃过午饭在广场上溜达。神情略显轻松的许大爷，心里其实一直纠结着自己曾住了大半辈子的钟鼓楼地区的改造问题。这里的胡同究竟该“拆”还是该“保”？由2010年初北京市东城区公布的“钟鼓楼·北京时间文化城”项目引发的居民热议，时隔大半年之久，余温犹存。

    由“城”变“馆”，2010年，钟鼓楼地区的命运几经起伏，让人唏嘘

    作为钟鼓楼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负责单位——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对此作出了正面回应。2010年12月16日，东城区正式成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委员会，这是继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成立后第一家区县级相关机构的设立，标志着东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委员会参与制定的《东城区总体发展战略规划（2011—2030）》明确提出，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作为第一要务，瞄准东城区作为“首都文化中心区、世界城市窗口区”的新定位，着力将永定门至钟鼓楼7.8公里的传统“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中轴线”申遗的一步棋，东城区政府也将努力推动钟鼓楼、南锣鼓巷、鲜鱼口等街区节点的联动发展。至此，钟鼓楼地区改造规划尘埃落定。

    2010年初，在东城区人代会上，东城区政府发布了“钟鼓楼·北京时间文化城”建设方案，“钟鼓楼·北京时间文化城”项目浮出水面。因为涉及推倒大片胡同、动迁千户居民，项目一出台就遭遇文保专家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北京市建筑研究所所长侯兆年表示：“钟鼓楼地区作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明确列出的保护范围，从政策法律的角度，理应得到妥善保护。”古建筑专家晋宏逵认为：“钟鼓楼地区作为完整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不能以任何理由，哪怕是以保护的名义进行改造。”记录北京半个世纪城市历史变迁的《城记》作者王军坦言，“在北京最核心的区域搞大拆大建，这是往北京的心脏捅了一刀。”在一片质疑声中，原项目告吹，“时间文化城”最终瘦身变“时间博物馆”。“北京时间博物馆”总建筑用地由原来“时间文化城”的12.5公顷缩水为0.6公顷，分地上、地下两部分，由于处于旧城内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外围，工程具体高度有明确规定。项目檐口高度为4米，总建设高度不超过9米，是一处规模不大、体量适中、级别不高的博物馆。

    从“北京时间文化城”到“北京时间博物馆”，从“北京时间博物馆”到“中轴线”申遗背景下的钟鼓楼、南锣鼓巷、鲜鱼口等街区节点联动发展，纵观2010年，钟鼓楼地区的命运几经起伏，让人唏嘘。该地区改造作为中国古城改造现状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古城改造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的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与纠葛，以及矛盾双方展开的艰难博弈。

    静态文物保护与活态文化保护的不同步现象，令专家学者们忧心忡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除了文物保护之外，也离不开对传统老街区活态文化的保护。一座古城要维持强大持久的生命力，关键要留住‘人’，因为古城里的原住民才是城市文化的鲜活载体与传承者。”谈及中国古城保护的短板，著名民间文艺家、中国民协顾问、北京市文联副主席赵书的以上看法可谓一针见血。细数之前“北京时间文化城”项目规划的前前后后，其中就透着一个明显的讯息：保留钟鼓楼两座单体建筑，而将周边大片胡同整体拆除。对此，老北京网创始人张巍说：“文物保护，如果离开成片风貌区，单体建筑就会失色。在欧洲，很多地方是将整片街区都保护起来，这是一种整体记忆。”文物尚且如此，活态文化保护更是让人担忧。拆除了老宅，迁走了原住民，文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胡同、四合院作为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同时也孕育了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对此，胡同张老北京民间艺术馆馆长张毓隽说：“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代名词，如果没有胡同、四合院，叫不叫北京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今，面对风起云涌的旧城改造浪潮，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观念鼓动怂恿下，北京胡同、四合院的数量正在锐减。对于这一尴尬现状，长期致力于民间文化保护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深有感触，他说：“中国很多城市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都没做过文化调查，只做文物调查。对于北京来说，它的文化特征，并不在天坛与故宫，而在胡同和四合院中。但我国只有文物保护，没有文化保护，民居不纳入文化范畴，拆起来从无禁忌。”

    钟鼓楼地区改造方案中所彰显的静态文物保护与活态文化保护的不同步现象，令专家学者们忧心忡忡。是什么让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陷入了艰难困境？对于这一点，赵书认为：“首先，客观来讲，中国有《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有法可依，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到目前为止法律上仍是一片空白。其次，从实际操作来看，文物保护便于操作。而活态文化传承，人是载体，人搬走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操作起来比较难。再次，这与决策者将一切与政绩挂钩紧密相关。文物保护是看得见的政绩，有立竿见影之效，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看不见的，潜移默化的，对此决策者往往不够重视。”对于古城改造中重文物轻文化的认识误区，冯骥才认为文化保护应淡化“官本位”色彩，无需与政绩挂钩。他说：“文化保护不像建一个厂子，厂子建成后还有GDP，而文化保护产生不了GDP，决策者应该充分认识文化保护的真正价值，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民族文化的DNA。”

    将历史文化传承、古城整体保护与城市有机更新有机结合

    那么，作为北京市历史文化遗存最为密集、古都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地区，如何将历史文化传承、古城整体保护与城市有机更新有机结合？

    避免北京沦为“二手货城市”，保持它的文化特性，是专家学者们的首要观点。赵书说：“文化的雷同化等于自杀。”他认为，北京之所以成为北京，是因为北京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展本土化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建造千篇一律、风格化一的高楼大厦，到不了国外去，而独具特质的民族文化就可以走出国门、影响世界。我们过去讲政治觉悟，后来讲经济觉悟，现在应该多讲讲文化觉悟。

    赵书具体解释说，这种文化自觉，对决策者来说，一方面，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复杂情况，做出怎样的城市规划，都应该有点文化人类学的意识，高瞻远瞩地看问题。所谓高瞻就是从全球化的高度看，而远瞩也就是要看到一千年以后决策的持久影响力。另一方面，强调文化的地域性，决策者还要了解城市的性格。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因素都赋予了城市一定的性格特质，北京的胡同文化是在悠久的历史中生成发展的，反映了北京的城市性格。胡同的“被拆迁”，与其说拆除的是成片的建筑棚户区，倒不如说是整个北京平民文化的“被洗劫一空”。

    其次，整体保护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钟鼓楼街区作为京味文化传统的代表，是老北京要素最齐全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整体保护，除了保护大量历史文物遗存之外，更应该保护文物的生存环境。侯兆年认为：“多年保护的实践证明，每一座古建筑，只有坐落在历史建筑群体中才能获得它的完全价值，其价值远大于它们被分离出来作为孤立个体所具有的价值。因为它们的某些价值存在于群体建筑的互相联系之中，一栋建筑产生的原因、社会功能、形制、位置以及艺术表现力都和建筑群落息息相关，脱离了建筑群体环境，个别古建筑就会失去许多意义和价值，它们就不会被充分理解。”钟鼓楼与周围成片的胡同街巷，如骨骼经络与血肉肌理一样，共同组成了钟鼓楼地区独有的文化生态。对此，《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倡导践行整体保护原则。张巍也认为：“文物保护，如果离开成片风貌区，单体建筑就会失色。在欧洲，很多地方是将整片街区都保护起来的，这是一种整体记忆。”其实，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文物的价值是不应该区分三六九等的。正如张毓隽所言：“任何建筑，一砖一瓦，都沉淀着历史，上到几百年的文物古迹，下到几十年的工业遗迹或民居，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应作为历史遗存保护，不该出现文化断层。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价值无大小之分。”

    对于钟鼓楼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北京市及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其实也一直在努力探寻最佳的措施与方案。成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委员会就是其中一大力举，包括力邀非物质文化遗产界的4位专家学者如刘恒、舒乙等作为“八人专家组”成员。“八人专家组”，文保专家与抢救非遗斗士各占一半，充分说明了决策者已经从政策层面上将静态文物保护与活态文化保护并举的决心。相信，有决策者及时的政策引导，文保专家的积极呼吁，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大众普及，古城保护与发展这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必将得以化解。那时，恢复平静的钟鼓楼地区的居民又可以像许大爷一样悠闲舒适地生活，享受古城保护与生活改善协同发展的美好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