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周初燕国封地，最早见诸文字的民歌是《易水歌》，曲调如何，不得而知。而元代大都出现的散曲，明清京城小曲、小调属于北京民歌是没有问题的。可惜的是，寻找乐谱却是个问题。近日，北京市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与北京市艺术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台名为“北京民歌音乐通俗画卷”的民歌演唱会，精选的17首歌曲全部来自北京音乐学者的田野采风，分劳动号子、儿歌、叫卖歌、小调4章内容。

    音乐会大幕开启，伴随着歌声嘹亮的通州运河号子。男声合唱一领众和，节奏之铿锵、豪迈，气概之英雄不亚于黄河、川江号子。听来虽少一些黄河号子的高亢与川江号子的悠长，却多一份平原落日的厚重与沧桑。随后的《踩粬号子》是酿酒工的作坊歌曲。其曲调粗犷、欢快有力。载歌载舞的表演再现了劳动号子产生的场景，有看头，也有听头。第二章的舞台背景转移到了四合院门前小孩玩耍场地，《好热的天》《打花巴掌》《酸枣棵棵》《水牛儿》4首儿歌。有欢乐、有忧伤，有抒情、有说唱，有童心、有童趣，可以说形象鲜明、好看好听。接下来的叫卖歌《卖糖葫芦》与《卖酸梅汤》，场景转移到人群熙攘的东安市场，演唱者陈树林中气十足、嗓音有劲且韵味十足，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叫卖表演。最后一章小调汇集了8首民歌，《四季歌》《绣枕头》《放风筝》《十二月花名》4首民歌为独唱，短小精悍、风格多样。《粥茶歌》为男声独唱，《小四景》为女声独唱，《对花》为男女声重唱，最后压轴的《茉莉花》为独唱加合唱。清一色的民族唱法，这些小调更多地体现了北京民歌与各地民歌的交融混合。

    相对而言，与北京方言紧密结合的叫卖歌、儿歌、风俗歌，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北京民歌的音乐特色。宋金以降，北京不单政治、文化地位显赫，经济、商业更是空前繁荣，城市民歌的体裁多种、风格多样，题材五花八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记录的516首歌曲，只是浩瀚歌海的一朵浪花。北京民歌，说是集北方城市与农村民歌之大成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大集成、大融合往往庞杂，可能削减地方音乐固有特色，若说北京民歌不够纯粹、特色不够鲜明，因而知名度在全国不够高，也有道理。

    因此，作曲家姚明在演唱会前夕举办的北京民歌论坛上发问，北京民歌的代表曲目是什么？北京民歌的音乐特点是什么？代表了许多人心中的疑问与观点。姚明用他写作北京新民歌《大碗茶》的经历，说明他寻找北京民歌特征音调的困难。要找出一首全国唱响的北京传统民歌，还真是个问题。

    姚明的问题挡不住北京民歌专家陈树林的论证。作为当晚演出的多首民歌的采集者，他根据自己采风几十年经验旁征博引，说明北京民歌古往今来的独立存在，进而论证一些河北、天津、山东民歌的北京源头。他试图说明北京不单吸收外地民歌，而且输出本地民歌。一些北京民歌现在变成了外地著名传统民歌。

    音乐评论家冯光钰先生提及20世纪30年代刘半农收编了60多首北京民歌在《北京说曲》中，改革开放后民歌挖掘、整理主要成就体现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之中。尚待开展的工作是民歌的传承。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辛认为，民歌进校园，通过教育途径传播民歌，是地方民歌传承的最好办法。然而北京民歌的师资与教材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几年前北京地区开展的民歌进校园活动，可以说是无功而返。民歌保护不易，传承更加困难。他认为，一个民族要保护与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需要数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北京地区的艺术院校有义务、有责任担当起本地民歌研究与传播的重任。

    显然，一台北京民歌演唱会，很难完全展示北京民歌的本来面目。这台晚会的意义，在于探索出一种推广地方民歌的现代演出样式。民歌的展演，方法可以多样，而唯有学者介入、民歌专家把关，研究与表演相结合，才能保证传统民歌风格的纯正与质量的一流。同样，一次北京民歌论坛的研讨会，也不可能解决北京民歌特色与源头、保护与传承等众多学术问题。这次研讨会没有任何结论，却鼓励研究者思考民歌的源头与特色，以及如何更好地对民歌进行保护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