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恶搞、戏仿、无厘头、山寨版到系列式的疯狂剧，你方唱罢我登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让近年间我们的银幕竟呈现出一派乱花迷人眼的景象。

    遗憾的是，凡此种种纷纭涂鸦的“乱花”现象，俱是以牺牲人文的原创性为代价的，它们放弃了对精神家园的坚守，撕裂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底线，终于导致“三俗”（庸俗、低俗、媚俗）成风，一发而难以收拾。

    要问“三俗”缘何成风，究其根源，有主客观的两重原因。就客观因素来说，伴随着市场经济之兴，特别因市场的开放性，西化之风也便悄然入境，形成一种“GDP至上”的流行病，当今我们电影市场的生态环境乃因追逐利润最大化而忽略原创，丧失了对文化的虔敬之心；而就主观因素而言，有的艺术创作者被GDP的“金色诱惑”所牵引、所迷惑，乃心浮气躁，陷于原创匮乏而文化品位沉落的泥淖竟难以自拔。

    丧失原创而文化品位沉落，救命的稻草自然就是“三俗”。

    那么，究竟什么叫原创，质而言之，任何艺术创作，无不源自现实生活，生活实为艺术创作惟一的源头活水。诚如黑格尔老人所作的论述：“在艺术里不像在哲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并指出，“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美学》第1卷）说到底，“三俗”流行，恰恰暴露出创作主体无力对生活作出第一度至为珍贵的审美发现。

    中国电影在入世后，遵循WTO所例行的国际规范和准则，开始一步步尝试着如何促成文化与资本结盟，在电影产业化的路上迈出了艰难而沉重的步履，在新纪元最初的时光“年轮”上，曾确凿地刻下了一些令人兴奋的亮点。但是，21世纪伊始这八九年来，曾经以惊涛裂岸般的气势而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第五代”导演，俨然已成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廉价而趋于低俗的大众娱乐快餐的泛滥，先是《疯狂的石头》走俏，继之是《十全九美》和《三枪拍案惊奇》，可谓登峰造极。

    沉静下来想一想，无论是《疯狂》《九美》还是《三枪》，在其堪称骄人的票房指数背后，却是主创者的主体失语，其故事所彰显的文化底蕴竟是一片贫瘠与苍白。但是，《疯狂》《九美》或《三枪》所造成的“金色诱惑”——超值的票房收益，竟令无数跟风之作恰似过江之鲫般地涌来。它们竖起了一杆“娱乐至上”之旗，以游戏化、快餐化、低俗化，遮蔽并剥离了健康、益智的人文内涵，由此清晰地标示出我们的银幕正被裹卷进一种大众文化消费的汤汤潮水之中。

    事实上，我们的电影创作及其产业化行进的步履，竟出现了某种“返祖”的迹象，即向“前电影”倒退。试看电影呱呱坠地之时，它其实只是借重科技而招徕观众的一种杂耍。此后由于接受了文学的启蒙，电影乃一步步挣脱“杂耍”的地位而学会了叙事并追求审美的境界，蓦然间银幕上乃焕发出一种新鲜而不可遏止的艺术生命力。那么，电影为媚俗而与文学分家之后，玩什么呢？电影本身所拥有的不外声、光、彩色、数码化与3D等等科技元素，于是，“三俗”之作，乃凭借“电影特性”做足文章，炫技卖酷，制造奇观，大搞“图象/景观”崇拜，以致愈来愈紧地向“杂耍”靠拢，俨然回归“前电影”时期原初的幼稚形态。

    值得人们严重警醒与关注的是，在当前国际、国内的背景下，中国电影竟呈现出若干“亚健康”之症状，一是大片的文化沉落，再就是“泛娱乐化”潮水的泛滥。回眸近些年来中国本土大片被人诟病的主要问题是：类型雷同单一、人文创意匮乏，其叙事乃偏执地追求视觉奇观的营造，或提供快餐式的“即食即弃”的文化消费，却忽略了对民族文化原点及其人文传统的深入发掘，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以及我们时代的主流价值观，随之就一步步陷于被好莱坞大片蚕食与同化的文化困境，诸如《无极》《投名状》《赤壁》以及《三枪》等皆为相当典型的实例。

    再来看某些小制作，以文化的粗鄙化而媚俗搞笑，诸如《十全九美》《王老五的奥斯卡》《天下第一串》《大内密探灵灵狗》《矮仔多情》《火星没事》等等，不一而足。娱乐被打造、替换为漫无边际的“愚乐”。尽管花样翻新，其货色却贫乏而单一。事实上，这类恶搞喜剧以《疯狂的石头》（2006年）肇其端，繁衍而至《决战刹马镇》（2010年），该片虽打出“荒漠护宝”的旗号，而所凸显的充其量不过是村长孙红雷无厘头式的恶搞以及村姑林志玲种种扮丑之胡闹，经过如此一番闹剧式的屏蔽，便将西部农民的现实处境与生存焦虑“解构”为“伪民俗”的“乡土旅游节”大甩卖。夺宝与护宝，无非只是人工“嵌”入的一条叙事线索罢了，搞笑逗乐乃遮蔽了一切涉及西部农民命运的现实思考。从夺“石头”搞笑到抢“宝石”搞笑，看似花样翻新，说穿了，它们所匮乏的恰恰是真切的原创性及其浸润于艺术形象里的人文情怀。

    这一批专事恶搞以博笑的山寨式影片，背离了银幕创造的当代性，撕裂了喜剧辨美丑而弘扬社会道义的喜剧精神，放弃了艺术的现实品格，乃彻底与恶俗相拥抱。《三枪》的症结在于放弃原创，竟找来美国柯恩兄弟的《血迷宫》“耍”它一把，不意乃得其“形”而失其对资本社会人性沉沦给出的冷峻批判之“神”，插科打诨，拼凑笑料，堪称集此类恶搞之大成者。而另一些所谓“艺术电影”，或者是中等规模的商业片，更以新潮或时尚元素来作较为精致的叙事包装，试看以轻喜剧样式推出的《杜拉拉升职记》与《非常完美》。《杜拉拉升职记》将小说原著里的“职场竞争与励志”消解殆尽，却把小资式的自恋推向极致，刻意描红美欧“丽人版”，一派傻乎乎的洋腔洋调、招摇过市并揽得广告串串烧。该片所演绎的无非是一折老套的偷情剧，除了偷情却并无任何纯真的爱情可说。而《非常完美》则是一个三流好莱坞版的言情“复仇”闹剧，从头闹到底。该片的情节主线是，漫画家苏菲在新婚前夜突遭“婚变”，誓要向负心的新郎杰夫复仇。苏菲“复仇”共有5招，招招够损，但却吊诡地绕了一个“怪圈”，偏偏损人却又不利己，临末了反遭到情敌王菁菁的一番戏耍。其叙事完全剥离了现实生活的逻辑，竟按照游戏机的路数来穿凿勾连。苏菲式复仇的阴暗心理，尽管已被“游戏化”，但对于某些“80后”、“90后”少不更事的观众来说，这场“爱情游戏”在他们心坎上所投下的则无疑是某种非道德的阴影。

    当市场被此类泛娱乐化的“三俗”之风所裹挟，我们对中国电影产业“强国梦”的前景难免忧心忡忡了。凡是具有一定文化判断力的人，就会发出这样的质询：随着好莱坞璀璨炫目的镜像奇观风靡全球，中国也未能幸免，早先那种如影随形、同电影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渐近线”和“亲和力”，是否正在受到严重的阻隔或削弱，电影艺术家的个性是否正面临着被泯灭的危机，电影的美学品质是否正在被异化而再度沦为娱人声色的杂耍呢？

    囿于现代文化的缺失，虽然我们的电影票房高了，电影的GDP也高了，但是，我们电影市场的生态环境却日渐浮躁而呈现诸多非良性的文化乱象，电影作品所承载的人文底蕴则日渐浅薄与粗鄙化了。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下，我们电影产业应该忧虑的不是创造了多少GDP新高（实指票房），而在于今后能否促成产业与文化和谐共生，能否在“社会审美”的意义上实现向“现代审美”的转换与完成。中国电影产业应该有其内在的文化驱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内在的文化驱动力，那么，我们电影产业的生长必然会是“亚健康”的或不健康的，产业与文化势必将背道而驰。若不以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创造力来推进电影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而唯票房马首是瞻，我们势必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包括社会良知，人们的道德观念，人们对自身的价值和身份的认定，人们的信仰、理想、情操以及民族的尊严等等。而这些问题都被所有的商业片扔在了一边。

    不错，电影也是商品，电影产业固然要依托于市场乃可生存与发展，讲究娱乐性实乃题中应有之义，但娱乐性不应是无边际的，不可无限制地膨胀，艺术创作者必须遵循电影文化固有的精神本源性，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的底线。举凡将娱乐性融于人文关怀的好作品都是能征服市场的，它们都不会放弃真善美而流于假恶丑，它们在美学的聚焦点上无不是以对当下大众现实生活、现实矛盾的新发现为前提的，因而又总是与当下大众现实的生存焦虑及其社会心理脉搏密切契合的。

    新的世纪刚走过10年，我们需要以开放性的思维来面对现实，反对“三俗”，以主体的原创性提升电影的文化品位。电影作为文化产品，其精神的价值应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必须自觉地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与文化责任。电影艺术家要以人文的原创性为内核，要善于感应时代脉搏的震荡和激变，要慧眼独具地去捕捉新鲜的时代信息，对艺术形象作出第一度的审美发现，提升我们电影的文化品位，并与时俱进地拓展银幕诗学的现代审美之维，不断拓宽中国电影在文化精神上自主创新的力度，让中国电影在国际传播中享有独立的民族话语权，并以文化的尊严感自立于世界电影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