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幕让我至今难忘，就是戴爱莲先生对党、对信仰的一种忠诚。她要求入党多年，入党是她一直的愿望。当她在病房里、在病床上申请加入党组织时，她那瘦弱的身躯、强大的内心力量让我感动；在她向党宣誓的那一刹那，我感到无比的震撼，那个瞬间、那个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戴先生从没有放弃过她一生的追求！——冯英
缅怀我的恩师戴爱莲
冯 英（中央芭蕾舞团团长）
今年是敬爱的戴爱莲先生诞辰95周年、逝世5周年纪念，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协办、中国舞蹈博物馆承办的系列纪念活动日前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回忆往事，我更加感念她崇高的人格魅力。
中国舞协名誉主席白淑湘（左一）、中国舞协主席赵汝蘅（右一）、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右二）与戴爱莲（左二）的合影
戴爱莲先生第一次指点我的时候，我刚到中央芭蕾舞团，只有18岁。戴先生那时是我们芭蕾舞团的艺术顾问，每次团里一有演出，她老人家就会到场，排完演完之后，她总是循循善诱地、慢慢地把你的优点与不足一一道来。当时我第一次排《天鹅湖》，我跳的是白天鹅和黑天鹅，我觉得黑天鹅的那种诱惑应该用“翅膀”和眼睛诠释出来，但当我跳完后戴先生对我说：“你太过于表面了。”我当时还不太懂其中的深意。我觉得就是该用眼神来刻画，就是该用后背和“翅膀”来体现对王子的诱惑，但她却说这样“太表面了”，我当时真的难以理解。而对这个角色的深入理解是在此后戴先生为我们排练《天鹅湖》之后。
1984年戴先生引进经典芭蕾作品——《吉赛尔》，我被安排演“鬼王”的角色，因为团里认为我的形象更适合这一角色。后来戴先生知道了，她安慰我说：“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吉赛尔，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其实我的内心也非常渴望演吉赛尔，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演主角，所以当我完成了“鬼王”的角色，又试着在后面跟着学吉赛尔的动作——是戴先生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觉得自己可以试一试。最开始，我不太自信，因为我的外表看起来的确比较冷酷，团里给我的定位也是外形不太适合。后来有一次戴先生看到我怯生生地在后面学，就说：“你要想表演，就要把内心的活动表现出来。”她说我太忧郁了，过早地把吉赛尔的悲剧色彩表现了出来，吉赛尔应当是一个快乐的乡村少女，一出场应该是纯真喜悦的形象，之后才会有后面的悲剧对比。所以她点拨我时更多的是在给我增加信心，帮我诠释、刻画人物。她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来看一次排练，后来她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好像明白一些了，演得比以前好多了。后来我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英国专家来团里，决定让我彩排女主角，戴先生得知了也很高兴，因为正是在她的鼓励下我才得到了这个表演机会。看完第一次彩排后，戴先生高兴地来到后台，祝贺我说：“还不错，但是还要好好消化。”
1985年，戴先生把尤利耶夫请来排《唐吉诃德》。能够请到尤利耶夫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因为他平时很忙，而且脾气比较大，是一个很个性的人。但是尤利耶夫一看到戴先生就没事了，因为戴先生是他的干妈。戴先生的影响力遍及全世界，英国还为她铸了铜像，立在了英国皇家舞蹈学校之前。排完《堂吉诃德》全剧之后，我们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戴先生的生命里除了舞蹈还是舞蹈，然后就是对下一代成长的关心与帮助，这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事。有一年，我们去法国巴黎参加国际芭蕾舞比赛，当时赛事的通知有点出入，我和舞伴变成了示范嘉宾的角色，只作为展演的部分表演。当晚戴先生看完演出却很高兴，她上台很激动、很兴奋地拥抱我，但是我们都有点难过，因为我们没有比赛，没有拿到任何奖项。戴先生却对我们说：“就算能拿到金奖又能怎么样呢？现在你是给别人示范表演，这是多么高的荣誉！”后来回国了，她也总提起这件事，并说，“示范表演证明我们中国芭蕾的地位提高了，法国作为芭蕾舞的故乡能够认可你，这是最大的好事，这是莫大的荣誉！”
1986年，戴先生提出来要给我们排练《天鹅湖》。那时候她年纪也不小了，但经常给我们排一天的舞蹈。有一次她为排一段白天鹅的出场，就给我们排了整整一个上午。我从1978年开始排《天鹅湖》，1979年毕业演出演的就是《天鹅湖》，我自认为已经演得很不错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戴先生在亲自给我排《天鹅湖》的时候，这一个出场竟然没让我出去，整个上午都在排。她主要是在教我一种方式和方法。她说我的表演之所以太外在，就是因为没有内心的呼吸，要把握一种呼吸的力度，就是说在舞蹈的节奏运用上以及音乐的呼吸上，要运用一种现代舞的呼吸法。戴先生亲自给我做示范，当我看到她诠释的白天鹅一见到王子时表现出的那种紧张、恐慌和不安的时候，忽然就知道她在要求我什么了——她希望我们的舞蹈不只是一种肢体的表达。戴先生的示范做得好极了，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跳了那么久，竟然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她这种对年轻人的要求，让我从内心感到很感动、很感激，因为她的认可就是对我成长的一个认可。排演《天鹅湖》的过程，也是我的舞蹈表演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戴先生亲眼见证了我的进步。
1988年，我开始排练《林黛玉》，尝试诠释一些中国的东西。戴先生看完我的表演以后，总会提出很细小的缺陷，比如她会跟我说：“你那两下在干吗？你的手在干吗？”她对艺术创作是非常细致、极其认真的，比如她还对我说：“你看过鱼吗？鱼尾是怎么动的，鱼鳍又是怎么动的呢？你看你的胳膊，东一下西一下的……”戴先生对这些细节的纠正，让我看到了一个老艺术家的细致与精致。
《红色娘子军》这部舞剧在中国芭蕾舞史上的分量是无可替代的，从1964年演到1979年，直到1992年又重新复排。小时候我一直跳喜儿，直到1987年我才试排琼花，试排时戴先生对我说：“你不像！你不像！”我问她应该怎么去注意，她说：“外形不像没有关系，要善于运用节奏，要捕捉人物的形象，以前有些演员样子也不像，但她们的力度掌握得很好，所以是最像的。你要按照她的思路去找，去音乐里面寻找人物形象，包括节奏里面的力度，你的情绪和动作要和琼花的性格形象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你的外形了。”后来我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把琼花这一角色比较到位地完成了。1992年《红色娘子军》全剧恢复，她对我说：“你好多了，但还是差一点。”她帮我分析人物时说，你可以处理一下自己的风格。我后来自己就琢磨，觉得应该演绎得再丰富一些——让人物丰富起来，把参军后的精神气概体现出来，体现全方位的表演效果。后来我的表演得到了戴先生的认可，从最初的“你不像”到“好多了”，我觉得这是戴先生对我最好的嘉奖。
1996年6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演出《天鹅湖》，戴先生也来了。冥冥之中，我所有的重要演出她都会出现。在成长的道路上，戴先生始终关注着我。挂靴演出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戴先生看完我的表演之后说：“冯英，你长大了，成熟了，你现在是艺术家了。”那时候她已经知道我要退下舞台不再跳舞的意愿，她就说：“你不能退，你一定要跳下去，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真正的艺术。”对于一个舞蹈家而言，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感无非就来自于专家对你的认可，或是像戴先生这样权威性的、舞蹈事业“第一人”对你的认可。所以当时我真的是激动得满眼泪水，因为我们都是一样从事舞蹈事业，自己的成长道路上都是充满了坎坷的。尤其是在我即将挂靴的时候，她还给我鼓励，说：“要坚持演出，不管我在哪，我都会来看你演出的，所以你一定要继续演。”她的那番鼓励让我很有感触，我说我会记住您的鼓励。但是后来我还是选择退下了，因为我觉得人才都是后浪推前浪，我应该把机会留给更多的年轻的演员。后来据说戴先生还对别人说：“冯英不听我的话，我让她继续演出她却不跳了。”我确实觉得戴先生一直在关心着我、鼓舞着我。
1999年排中国版《胡桃夹子》，戴先生看过之后对我们提了几点意见，她说今后在排古典舞蹈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对经典的作品更加仔细地对待，三思而后行，想好再做。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去表现中国文化，结合尺寸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戴先生对我们提出了很多希望和要求，并告诉我们要以一种很慎重的态度去对待精品。
有一年，我看了一部关于戴先生的纪录片，片中有一个80高龄的她在农村拖拉机上的镜头，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她对民族艺术的热爱、对舞蹈进行的深入研究，这种精神太让我感动了。后来我问她：“您去采风，有人照顾您吗？”“我干嘛让人照顾？”她轻松地说。我心里特别有感触，她已经如此德高望重、功成名就了，其实本可以享晚年的清福，但她却没有，她仍然继续对舞蹈事业进行默默的奉献。
2004年，我开始担任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越来越忙了，也没有为戴先生做更多的事情，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有一次我去戴先生家，忽然觉得自己对她的关心很不够，感觉她有一种孤独感。所以我想，不论是对自己的老师也好、亲人也好，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因为这种遗憾是以后没办法弥补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戴先生一直怀着一种感恩、感激的心，所以我也告诉自己，以后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尽力去完成，不要让任何事情留下遗憾。
戴先生生病以后，我们都非常关心，有一幕让我至今难忘，就是她对党、对信仰的一种忠诚。她要求入党多年，入党是她一直的愿望。当她在病房里、在病床上申请加入党组织时，她那瘦弱的身躯、强大的内心力量让我感动；在她向党宣誓的那一刹那，我感到无比的震撼，那个瞬间、那个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戴先生从没有放弃过她一生的追求！
我回忆的虽然都是些小事，但都是最真实的，它们都常留于我的心中，戴先生的人品、人格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她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艰难的环境下对舞蹈事业日夜奔波、奉献，她对年轻人一点一滴的关心、指点，她简单、质朴的生活，她那高尚的人格，她那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这一切，都太值得我们学习，太令我们感动。
（本文为冯英在纪念戴爱莲诞辰95周年、逝世5周年活动中的讲话，本报记者李博根据中国舞蹈博物馆供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