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摄影师到导演，肖风经历了蜕变
肖风，仿佛不知哪里冒出的新导演，在5年的时间里一口气拍摄了5部影片：《喊过岭的故事》《清水的故事》《海的故事》“现代乡村三部曲”，又拍摄了《大劫难》《岁岁清明》。后两部与正在筹划中的《兰亭》又将构成“抗战三部曲”。一年一部的产量已是相当可观，更可贵的是他个人化的创作所坚持的一种精神。如果寻根溯源，会了然明白：正因其“第五代”血液中固有的一种坚持，即使在当下这个相当市场化的电影格局下，纯粹“为艺术、为真实”的理想主义电影几乎难以生存，肖风仍以他独特的“行路方式”令我们肃然起敬。
78班其实是更准确的称呼
在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同学中，肖风的年龄比较小，是当年的应届生，入校18岁，与已是二十六七岁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差了几乎一代。因为阅历的差异，年龄偏小的同学和比较年长的同学，就像少年与成年人的区别。
肖风说：“那个时候的年轻是真的年轻，表现出的是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什么事情都敢说敢做，甚至是什么东西都敢不要，我行我素，就坚持自己的想法。”电影学院并不是他的第一目标，因为是应届生文化课成绩不错，理工类的大学也过分数线了。但是画画是他的爱好，总想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施展，他到上海参加电影学院南方片区考试时“看到许多上影厂的子弟背着画箱、画夹全套装备来应试，立刻对自己说别想了，肯定没你的份”。令肖风没想到的是结果竟然考进了摄影系，后来才知道原来考分还挺高，简直是出乎意料。进电影学院的第一个学期，肖风很不自信，甚至担心自己是否能把学上完，他感觉仿佛是一种幻觉。关于此中原因，他说：“‘文革’时家里突发变动，父亲早逝，心情低落，所以那时的想法是但凡有好事，你不要想，所有坏事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但是很快，怀着相同理想，却有着极其不同经历的同学们走到了一起，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互相抱团取暖，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肖风尤其感觉如此，他说：“上学的时候总体来说还是混沌一片的，能感觉到但是不明白，而且经历了从自卑到自负的转变。记得有次我们从十渡拍照片回来，大家都有好作品出来了，冲洗以后底片一条条挂在暗房里像森林一样，我、侯咏、吕乐都拍得很好，不再是入校之初张艺谋遥遥领先的情况了，大家也会在业务探讨的同时在下面暗暗地比。从不明白到慢慢地明白，然后发散出多角度观察事情的方式，我最近就在想其实我一直就是在解大学时还没有解完的一道题，到现在过去20多年了，题解得还是一知半解，或许到最后才发现其实答案是无解的。”
《岁岁清明》剧照
共同的想法就是标新立异
在“第五代”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原来中国电影史可以进行这样的代际划分，正如当年不知是谁创造性地给这群刚出校门、生机勃勃的青年导演冠以“第五代”的称号一样，“第五代”导演注定要以对中国电影历史创造性地改写而将这一称号打得响亮。
在中国电影史上，电影《一个和八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部由郭小川同名诗歌改编的影片本应拥有正统的主题来表达革命主义，但是在一帮被“发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年轻人手中，颠覆、反思、标新立异成了他们的使命。肖风就是其中一员。同去的还有张艺谋、张军钊和何群。他们4人也是78班毕业分配得最远的，至今肖风的档案关系还在广西厂。“《一个和八个》在当时要求的就是‘标新立异’，我们4个人都共同有这么一个想法。张艺谋、何群在潜意识里都有一些对学校分配的不满情绪。对我个人来说，我毕业时年龄还比较小，对于毕业分配这个问题没有那种严重到不满的情绪，只是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条条框框少一点的、有用武之地的地方。”肖风说。
当时他们4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每一个人对剧作以及人物的塑造都投入了很多心力。“我们当时比较有意识的是反对‘学院派’，更多的是个性的张扬和要与众不同，这是我们大抵相同的‘艺术观’。《一个和八个》最初很难想到怎么做，只是想反‘学院派’，就是想拍完后拿回学校一看，‘哇，简直是野路子’。”肖风笑着说。肖风的父亲在抗战的时候曾收集了很多真实的图片，他从家里找到好多当时八路军、民兵的图片，当时觉得父亲留下来的这些图片都很珍贵，舍不得传来传去，干脆都画下来得了，于是就画了一些效果图，有色彩的，甚至包括光效。“后来在选演员的时候，就用彩图对着演员看像不像，现在想起来当时也有点过于‘教条’了，但是陶泽如就是这样选来的。陈道明也是中戏导演系毕业的，最初是在这部片子中给张军钊当副导演，结果演了‘锄奸科长’。这个角色，导演理想中是要王学圻来出演的。”
老去的“第五代”与坚守的精神
《一个和八个》后，肖风继续和张军钊导演合作了《加油，中国队》，张艺谋、何群跟陈凯歌拍《黄土地》。《黄土地》《红高粱》可以感觉到其实都没有离开《一个和八个》的路子。这部影片是一个起点，那种锐气和精神力量上的东西影响至今。
“好多事情其实是走出校门后在实践当中才逐渐明白的，而且也更坚持自己的想法。那时买了很多很多书，在广西厂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闷在屋里看书明白了很多道理，人像竹子拔节似地成长。”此后，肖风又先后担任影片《加油，中国队》《椰城故事》《孤独的谋杀者》《弧光》《摇滚青年》《本命年》《死拼》《落山风》《找乐》等多部影片的摄影。他工作态度严肃认真，为了艺术的真实性往往能提出大胆而惊人的构想；他敢于打破常规，使用许多摄影师望而却步的摄影方式。1991年，肖风涉入导演工作，执导了自己的处女作《寡妇十日谈》。1995年他担任中港合拍片《人约黄昏》的摄影师，并因此获得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在影片的创作中我却越来越困惑。作为一个致力于把毕生精力都献给电影创作的人，你要给观众看什么呢？是人世间真实的人性还是虚假的矫揉造作？电影真正的艺术魅力在哪里？我想该是我们电影人还给观众一个真实的时候了。然而，追求电影的真实在实现过程中是艰难的，电影追求其真实不仅是手段上的，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肖风说。在思考探索了近20年后，肖风又开始回归电影，他导演了程晓玲编剧的“现代乡村三部曲”。在影片中大规模起用农民演员，在表演上追求自然真实。在摄影方面，刻意回避完美的构图、华丽的光效、富有诗意的色彩。在风格上还原生活的真实，决不炫耀导演的拍摄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法，让当今中国乡村的真实风貌和生存状态在影片中自然展现。这3部影片的成本非常低，有企业的赞助，也有自筹的资金，甚至还跑去银行贷款，肖风没有拿任何片酬，只是想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创作出发自内心要去完成的作品。“我们把前3部制作发行后获得的一些资金又投入到第四部、第五部影片的拍摄中。”肖风说。
肖风与他的78班同学已毕业近30年。这30年经历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经历了中国电影的日新月异。走到今天，有人功成名就，已是中国电影的旗帜；有人转战电视荧屏，辛苦万分寻求出路；有人回归学校，以自己的经验与学识教书育人；也有人再也无法适应当今的电影环境，逐渐隐退……而肖风走的是怎样一条路呢？只能说是一条“另类”的路，没有人知道他还会继续拍多久。“有时会听到有人对艺谋、凯歌他们的非议，其实我是很理解他们的，他们的苦心以及他们对艺术的追求一直没有妥协。在我看来，‘第五代’就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还在。”肖风坚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