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是我们深爱的父亲、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的诞辰日。每当此时，我们就会缅怀曾经给了我们生命和教养、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不朽贡献的父亲和母亲。我们的父母都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人们熟悉的瑞金和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老共产党员。在他们40年共同的生活和创作中，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彼此相依，为新中国电影的创立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兴盛，倾尽了自己毕生的热情和精力。作为我们的父母，他们那种乐观向上、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热情达观的美德，更是留给我们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
父亲的字典里没有“难”字
父亲1916年3月10日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书香门第世家。1933年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后转入雕塑系。在校期间，父亲积极投入革命运动，先后加入左翼“星球剧社”、“美术家大联盟”，1935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舞台美术专业。父亲于1937年在武汉电影制片厂担任美工师，同时在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热血忠魂》中扮演角色。
1938年，父亲怀着一腔热血，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任抗日艺术队文学部部长，解放区第一部电影《劳动英雄吴满有》就由父亲主演。在晋察冀边区，他还参加了话剧《日出》、活报剧《跟着聂司令前进》的演出，最早饰演了歌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并拍摄了很多毛主席和保卫延安战地的纪录片和照片。
在战争年代，在敌后残酷的战斗生活中，父亲和他的同志们行军打仗，搞宣传，搞武工队，办乡艺学校，在西战团和火线剧社又编又导又演。作为一名战士，无论多么艰难，多么危难，他始终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对困难有着百折不挠的精神。正像父亲后来自己讲的：“我没觉得苦，我这个人可以说没有消沉过，总是热情工作。”
1982年，凌子风在湘西拍摄电影《边城》时，靠在地上给“小翠”示范说戏。
父亲常说：“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难’字。”“文革”中父亲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电影拍不成了，平日的生活十分艰难，但他并没有心灰意懒，也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尽管那时他身边不再有演员，但他却实实在在地与生活中真实的人们在一起，他的手里不再有可以指导的剧情，他所面临的是一场场“真刀真枪”、令他更加深思的社会场景。在当年那个巨大的社会旋涡中，一个电影导演是微不足道的，他唯一可以抗争不公与邪恶的，只有自强地生活下去。
父亲与修理自行车的师傅交了朋友，成了工人的家中客，有时我们一家还会“设宴”招待村里来的朋友们。那些年对父亲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对普通人或者说对底层百姓的刻画，就成为日后“文革”结束时，他在电影创作上的重要出发点。
对于父亲来说，他出生在满清官宦文人之家，但他对劳动阶层的人并不陌生，他从年轻上学的时候就拉车、卖艺，自己养活自己。很早的时候他就接触到很多普通人，熟悉他们的感情和生活。从那时起，父亲就将自己看做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所拍摄的大部分电影都是关于普通人的故事，也是他自己生活的经历和感想的描述。
无论在战争年代、和平时期或是“文革”中，我们从父亲那里感受到的总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活力，他从不气馁，也极少无谓地抱怨。面对社会的功利名誉，他更崇尚人性中自然、善良、纯真的方面。他心中向往的仍然是素朴、自食其力的美。逆境或荣耀都不曾改变他的初衷。在这方面我们的母亲与父亲是相像的。这种共鸣，也是使父母能够携手共度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闯过道道生活难关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原因。
但在个性的表达上，父母是十分不同的。母亲在电影《赵一曼》中叱咤风云，因事业发展被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她却是一位非常贤慧、优雅、慈善的妻子和母亲。而我们的父亲犹如一团“火”，始终充满激情地燃烧着，用他的生命点燃和感染着周围。他的活力、开朗几乎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些正来自于他生命的全过程，来自于他为之奋斗的大环境和几十年与他共度蹉跎岁月的亲人们。
父亲说过：“我不嫉妒，不羡慕，不眼馋，不比高低，不记仇，也不自卑，不泄气。”上世纪80年代，新一代年轻导演迅速崛起，他们对电影艺术锐利的新见解与老一代电影人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记得当我们与父亲谈起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新一代导演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崭新的艺术活力时，父亲的目光中总是充满了兴奋的神色，他说：“这些年轻导演有想法，敢干”，“有自己的特点”，“不错，比我们老的强”。父亲那肯定的话语和他那高扬的眉梢，将他自己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盼和自己仍然年轻的心境表露无疑。
父亲一生共拍摄、译制了17部电影，作品多次在国际和国内电影节获奖。从1949年到1984年我们母亲病逝的35年间，除去“文革”的10年不算，父亲在24个年头中，自己拍摄电影13部，担任艺术指导一部，译制片一部，平均一年半就有一部作品问世。这在中国电影界是不多见的，父亲也以自己的艺术成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和发展。
大家都称母亲为“石大姐”
我们的母亲１９１４年６月１日生于湖北黄梅县，１９３２年参加革命不久即奔赴中央苏区，先后在列宁师范、红军学校看护连、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苏区星火剧团任文化教员和演员，亦曾加入上海救亡演剧队和新中国剧社。她是苏区戏剧运动的开拓者之一，她编剧本，导戏，做演员，样样拿得起。那时中央苏区的戏剧运动蓬勃发展，她和李伯钊、刘月华被誉为中央苏区的三大“赤色明星”。每个礼拜文艺演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和许多老帅有时也骑着马去看。苏区的群众和战士们更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周总理看着热烈的演出场面，对当时苏区艺术局局长赵品三说：“品三啊，咱们红军的星月联华可不得了哇！（星月联华指的是石联星和刘月华）”赵伯伯在１９６２年忆起当时的盛况，做了首诗送给我们的母亲：“十里听歌冒雨来，辉煌灯火照山台，军民同乐逢佳节，星月联华逞妙才。”
在战争中，母亲和战士们一样，扛着大刀梭标参加战斗，空闲时她所在的红军星火剧团将自编的话剧演给战士们看，还教战士们政治课和文化课。红军长征时，党组织将母亲留在江西，继续坚持革命艺术活动。严酷的战争使母亲经受了考验洗礼，从而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和人民艺术家，这些经历也为她后来扮演电影中东北抗日联军女英雄赵一曼积累了最直接的经验。
原桂林新中国剧社的演员，现北影厂导演巴鸿对我们讲过：“正因为石大姐有这样的经历，解放后，周总理亲自推荐她来主演赵一曼。”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１９５０年，母亲因主演电影《赵一曼》，在捷克斯洛伐克第５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为新中国赢得了第一个最佳女演员奖。与此同时，父亲和翟强共同导演拍摄的电影《中华女儿》也在该电影节上荣获“自由斗争奖”。父母双双获奖，在当时被大家传为美谈。然而母亲却没有将这些挂在嘴边，每当人们提到这些，母亲总是把获奖原因归结到她在那些年代所经历的许多事件和人物对她的影响上。对于自己老红军的资格和成就，母亲从不在我们儿女面前炫耀。她总是讲，这是自己应当做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除主演了《赵一曼》《湖上的斗争》等影片外，还参加了中苏合拍电影《风从东方来》的导演工作。为了让父亲全力投入创作而无后顾之忧，母亲更多地承担起我们3个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工作。她来到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之后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导演，先后与欧阳山尊等同志合作导演了《渔人之家》《红岩》《年轻的一代》《生活的彩练》等多部话剧，正当她在艺术创作上准备做出更大成就的时候，“文革”十年浩劫开始了。灾难过后，母亲已年愈花甲，疾病缠身。但她始终记着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她是在革命战争的烽火中起步的，她要继续走下去。她迈开双脚来到金钢石厂了解情况，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她要为新社会写出、排出新的戏剧。
１９８０年，母亲已患肠道出血，急需住院检查确诊，但她为了写回忆录，与几位当年的老红军相约，又毅然踏上了走访老根据地的征途。不料，刚刚完成了旅程的一半，病情急剧加重，使她再也无法完成这个夙愿了。在３年多卧病期间，母亲始终以乐观主义的精神，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癌症已到了后期，在身体已极度衰弱的情况下，她仍坚持锻炼，坚信自己能战胜疾病，重返工作岗位。在这期间她仍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让我们给她读报，询问、关心着其他朋友的境遇。１９８２年，她还抱病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积极提案参政。
母亲患病的时候，正是父亲拍摄电影《骆驼祥子》和《边城》的时候，父亲想尽办法照料有病的母亲。当母亲住院时，父亲几乎每天都会抽拍摄的空隙到医院来照看母亲。他有时带一大块冰，以便降低室内温度，有时带剧组的人一起来看望，为母亲营造一些轻松的气氛。那时斯琴高娃、张丰毅、颜彼得、殷新甚至来不及卸妆，就跑到医院来了。
斯琴高娃后来深有感触地说：“１９８１年当凌导演拍《骆驼祥子》，确定我去演虎妞的时候，我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后来凌导演和石联星大姐把人艺老演员叶子大姐请到家里来，非常生动地为我讲老北京的人物、风俗，这样才使我有了信心。那个时候，如果凌导演没有石大姐作后盾，老爷子也不会有那样充沛的精神。石大姐非常了解他的个性、他的精神，这是他们夫妻为了电影事业，为了给世人送上最优秀的作品而体现出来的爱。”
当电影《边城》最后剪接结束的时候，母亲的病已进入晚期，尽管父亲和我们一家人想尽了办法治疗母亲的疾病并且精心照料母亲，但是，一扇生命之门已无法挽回地关上了。１９８４年８月１日，我们最敬爱的母亲离开了我们。父亲亲自挑选了象征母亲一生和人品的洁白大理石作为母亲的骨灰盒，并亲自在上面刻下母亲的名字“石联星”3个大字，隆重地放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献给母亲的悼词中写到：“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她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服从组织，克己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爱同志，爱集体，亲切厚道，平易近人。为此无论她的同事、朋友、战友都亲切地称她‘石大姐’。”
１７年过去了，母亲的慈爱仍然伴随着我们，她给予我们的这些优秀品质使我们受用终身。母亲走了，但友人们依然清晰地记着她，谈起我们的母亲，人们心里有一种由衷的亲切和敬爱之情。每年当我们给母亲扫墓的时候，总会不时发现一些写着缅怀母亲的字条夹在骨灰盒旁边，下面落款写着“热爱你的观众”。
温馨和谐的家充满艺术氛围
我们从对文化有了了解的时候起，就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艺术家。他们阅读、写剧、作画，将自己的家布置得别具一格，热情地款待来客，与友人们畅谈。对我们，父母则总是给予最多的鼓励，帮助我们解决成长中的每一个问题。与父母在一起的时日温暖祥和，家庭中浓厚的艺术氛围，使我们姐弟耳濡目染，自由地参与父母的艺术创作。一次，父亲在电影《骆驼祥子》的结尾处需要做一些修改时，在一旁的凌飞提出，当祥子穷困潦倒、沦落街头时，可以安排一个类似祥子的年轻车夫，拉着洋车从倒在马路边上的祥子身边跑过，并得意地回头看祥子一眼，以揭示在旧社会，年轻车夫的命运，也会落得祥子的下场。父亲最后真的采用了。那次凌飞真是很得意。母亲排话剧时，也常常让我们姐弟去看，回家后会把我们当做第一观众，征求我们对演出的观感和意见。
我们的父母相敬相爱，始终相互体贴，彼此信任。父亲忙起来没白天没黑夜，母亲在工作之余更多地照顾着父亲。当父亲在外景地拍电影时，常常给母亲打电话，告诉拍片的进展。在拍摄中途，如正好有摄制组的人或是司机来家取道具，母亲总会托他们将家里做的好吃的带给父亲。父亲也十分尊重母亲，每次挑选演员和选择剧本，父亲都诚恳地征求母亲的意见。父亲看中的可能改编为电影的小说，也请母亲一起读、一起议，他们常在书房长时间地研究剧情细节。而当母亲在人艺剧场排戏时，也常请父亲去看，并与剧组的同事一起讨论。
1976年秋天，妈妈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全家福。前排：凌子风（左一），石联星（右一）；后排：凌丽（左一），凌飞（右一），已去世的大姐凌毅（右二）。
父亲写分镜头剧本前，通常是先阅读大量资料，同有关人员切磋。当一切准备就绪、开始落笔时，即使是夏天，也要将自己关在书房，专心写作。记得父亲写《李四光》电影分镜头剧本时，差不多每次都要在房间里“闷”上10天左右。每当这个时候，我们进出都是静悄悄的，饭菜都是由母亲和保姆大嫂一起做好后，由母亲送进书房。父亲坐在书桌前，穿着背心的肩上披一块毛巾，胳膊肘下垫一块毛巾，以抵挡不断下淌的汗水。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在父亲身旁，为他换毛巾，或坐在书房的沙发中，静静地看书，陪伴着父亲。父亲拍片的拼命精神和多产，为他赢得了电影界“拼命三郎”的雅号，成了他个性与意志的象征。对这个称号，父亲特别得意，门里门外地向客人们“宣讲”。父亲喜欢画画，索性将这4个字刻成印章，而且常常挽胳膊撸袖子地将“拼命三郎”4个红红方方的大字，盖在诗意盎然的柳叶溪水、翠鸟残荷画作的一角，让围在他周围看画的人都瞪大了眼睛。
母亲和我们儿女在家里也会戏称父亲为“拼命三郎”。母亲常说：“快叫‘拼命三郎’来吃饭。”别人打电话来找父亲，母亲也会说：“‘拼命三郎’拼命去了。”我们孩子在旁边听见都哈哈大笑。家里所有人甚至保姆大嫂都为父亲的这种工作精神有一种喜滋滋的自豪感。
改革开放的春天，给我们古老的民族带来了勃勃生机，文艺复苏的气息使人们正在摆脱“文革”中文艺作品的公式化模式，迎接一个新阶段的到来。父亲在1979年拍摄了他“文革”后的第一部电影《李四光》之后，大踏步地进入了自己电影创作的黄金时期。1982年的《骆驼祥子》和1984年的《边城》一举使父亲获得“金鸡”和“百花”最佳导演奖和庆祝电影诞生100周年世纪奖等大奖，这两部影片是父亲在新时期短短的时间里拍出的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在患病中的母亲和我们儿女热切的期待中完成的。这两部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同时对于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的家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记得“文革”后期，父亲去兰考采风，带回了一棵泡桐树苗，种在家中。“文革”时这棵树被迁到胡同小院的水池旁，父亲兴奋地告诉母亲和我们：“这种树生命力特别强，种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而且枝粗叶茂，树干笔直。”1977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落实党的政策，给身为老红军和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分配了住房，于是我们全家离开了居住近20年的东城区的一条小胡同，搬到了西城南沙沟的楼房新家。如今母亲已经走了二十几年了，父亲也离开我们很多年了，当年他们培育的那棵泡桐树，如今还在东城区干面胡同东石槽14号的小院里，但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枝粗叶茂。这棵泡桐树就像我们的父母，在几十年的风雨中长大，伸出繁茂的枝叶，夏日为人们带来清凉，冬季阻挡那凛冽的寒风。
父亲延安时期的老战友、著名歌唱家王昆在谈到父亲时曾说，“他很辉煌，他很灿烂，他很光彩，他的一生都发着光。”这段话的确可以用来概括我们父母的一生。他们40多年共同的人生旅程，是精彩而闪光的。作为我们的父母，他们留在我们的心里；作为一代优秀的电影人，他们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