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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戏先做人,咱没有只挂在嘴巴上

时间:2010年10月19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李雪健

    演员,在旧社会不叫演员,叫“戏子”,是三教九流中“下九流”的第八流,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解放以后,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党和人民给了艺人们一个个无上光荣的称呼——“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见演员这个职业不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也更多地受到了社会关注。

    演员最大的特点是你演了多少个人物,就能像多少个人物那样地去活一把。在活一把的过程中你要去挖掘、体验、体现这些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假恶丑,既丰富了你的人生又潜移默化地净化了你的心灵。演戏,让人上瘾!我就是一个受益者。

    我演焦裕禄那年36岁,本命年,还扎了条红腰带。王冀邢导演说当时找我并不是因为我长得有多像,他说我有种忧郁加思索的眼神。巧的是,我的老家菏泽和焦裕禄工作的地方紧挨着,一样的黄河古道,一样的大水灾荒。我爹当过公社书记,常骑一辆倒轮闸的自行车带着我下乡,所以我把焦裕禄当成爹来演。当时我胖,开始很不自信,都想打退堂鼓了,后来王导给我鼓励,让我减肥。那会儿我最怕看组里人吃饭,我只喝白菜汤,饿了嗑瓜子,还有人专门陪我打麻将,不让睡觉。总之,什么招儿都使上了,《焦裕禄》获得了成功。本来,颁奖会上我想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因为我不会别的,实在没节目,但念了念,不太像我当时最想表达的,后来有个记者朋友问我最想说的是什么,我憋了半天,憋出了:“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心声。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谁能想到,当岁月的年轮碾过12个春夏秋冬以后,当年那个被掌声和欢呼声捧到天上的傻小子,一下子摔到了地下,饱受疾病的煎熬。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我跟着陈国星导演去新疆拍《横空出世》。40多度的高温,穿着棉袄,不用化妆嘴唇就全是裂的,还要抓起一捧一捧的沙子往脸上扬,仿佛把一辈子的沙子都吃了。拍完这个戏,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觉得测控人太不容易了,他们付出的和得到的远远成不了正比。所以就又参加了一部反映航天测控人员生活的电视剧。戏拍了一半,我病倒了。当时,演员的本能告诉我,戏是不能停的,只能是随着剧组从西安迁到北京,边治疗边拍戏。我以前演了不少好人,让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贵人,给了我极大的关爱和帮助。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剧组的同志含泪为我鼓掌,我心里高兴极啦,觉得拍完是美的,撒手不管是丑的,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老前辈们曾说过,戏比天大!现在回想起来,我丝毫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感觉,只是觉得欣慰。做戏先做人,咱没有只挂在嘴巴上。

    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有了些感受,懂得了珍惜。戏,拍一个少一个,拍一个就要珍惜一个,就要成一个,这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面对每一个新角色都没有轻车熟路,要做的是将多年的艺术积累加以丰富,拓宽自己的视野,力求通过每部戏的塑造让遗憾尽量少些,也就知足了。

    近年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参与的电视剧偏多。到了这个岁数,肩上有了份责任。老天爷还是厚爱我的,让我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下,接到了像《历史的天空》《搭错车》《新上海滩》《高纬度战栗》《美丽人生》《父爱如山》等电视剧,这些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喜爱,收视率挺高,出品方也有好收成,我心里美滋滋的,感到很振奋。

    2002年接《历史的天空》时,我病后刚恢复,两年没演戏,憋得够戗,演主角咱又拿不下来,正好高希希让我演杨司令员。我接本一看,这个人物没什么戏呀,反倒相中了其他两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可别的都有人演。这部戏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剧作者之一的蒋小勤特地从南京打来长途电话,夸我杨司令员的台词改得好,原剧本这个人物有些单薄,现在丰满有光彩,谢谢,谢谢!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让我觉得我又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又是一个有戏演的演员了,又可以进剧组吃盒饭了。

    前些天,有个媒体采访我,问我现在的生活是简单了,还是复杂了。我说,生活中越来越简单了,演戏是越来越复杂了。因为我这个人爱好少,我想不出不让我演戏我还能干什么,所以,但凡演戏碰到的问题,我都是尽可能地想了又想,想得细些。

    拍《美丽人生》,是我和导演郭靖宇、制片人迟传敏继《高纬度战栗》之后的第二次合作。我就是冲着迟传敏的“义”和郭靖宇的“孝”去的,因为在筹备期间,郭导失去了父亲,很是悲痛。这个戏刚开播时,北京电视台的负责人曾给我发了条信息:“李老师,戏的收视率虽然还没到很高,但您的表演简直是太精彩了,期待着我们的合作。”我不会发信息,我让家人这么回的:“我一定要为提高收视率而奋斗。”

    作为一个演员,在生活中有很多可学习的榜样,比如赵树理,人民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为创作长期扎根农村,写出了很多深受百姓喜爱的作品,他的敬业精神、做人做事的态度,现在不管是哪行哪业都应该学习。

    这些年拍了一些让我很难忘的作品,比如《台湾1895》这个戏,是在“台独”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拍摄的,当时陈水扁之流让人憋了一肚子气。正好这个戏找我演李鸿章,我想,通过影视的形式告诉观众,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演员的责任。编剧杨晓雄呕心沥血,在病榻上对剧本进行了取舍和再创作。导演韩刚亲力亲为,都是下功夫想往好里整啊。我呢,也想让这个卖国贼不是贴在脑门子上的,是有血有肉的知耻的卖国贼,比那些以卖国为荣的人强百倍。

    还有最近刚刚播出的《命运》,是描写深圳特区发展历程的一部连续剧。我们拍得很投入很认真。群众演员的金丝眼镜和年代不符,领导干部的长头发和年代不符都坚决不允许。这部戏播出后在深圳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为此我感到欣慰感到骄傲。“生命诚可贵,艺术价更高。”在党和人民的培养哺育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演了几个老百姓喜欢的人物,也得到了一些赞誉,但是那是观众把对剧中人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身上,演员跟着沾了光,自己个儿可千万别忘了自己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50后”的我没想过退休,我盼着再能赶上几个好戏。有观众问我,你本人和你演过的角色是个怎样的关系?我说,比演的好人要差些,比演的坏人要好些,要好很多些。有人问我,你是个什么样的演员,我回答说,我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我的追求就是向着一个高度努力,借角色传达一种思想,借角色张扬善良,抵制邪恶。所以,演好人会把善良演到极致;演坏人会独辟蹊径,决不概念脸谱。当角色需要我往中间站的时候,我会当仁不让;需要我当配角,我也会心甘情愿当绿叶托红花。角色无大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从一点一滴做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为繁荣祖国的文艺事业奋进、向上、努力。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我永远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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