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自2002年1月5日去世，至今已经8年多了。虽然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到八宝山去看望他，在遗像前各自默念着想告诉父亲的话语，但始终没有聚在一起，静下心来系统地回忆对父亲一生的感知。由于住校、隔离审查、上山下乡、下放干校、分开居住等原因，我们4个子女与父亲大都是分多聚少，所以，我们和父亲的关系，基本属于身近而又陌生的状态，对于父亲的了解与认识，在他生前，是比较表面、零散的，只是他去世后，通过各种追忆、纪念活动，整理父亲遗作，查阅有关资料，对老同志的访问，包括旁听关于他的博士论文答辩等，印象才开始变得清晰、深刻，逐渐有所感悟。
忘我工作严谨热情
父亲从1931年冬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参加革命工作，经历了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从音乐创作、理论、教育直到社会活动，父亲无不涉及，是革命队伍中经历历史时期最多、涉及领域最广的音乐工作者之一。
在音乐创作方面，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父亲都聚焦于人民群众和社会进步，从声乐套曲《凤凰涅槃》到大量的群众、少儿歌曲，其中不少是群众耳熟能详、长期传唱的。在音乐理论方面，除了七十多年工作积累的思想，还有诸多的理论著述和学术探讨。早在1941年还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父亲就以提纲的形式提出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课题，而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六易其稿，不断丰富、完善，对中国民间音乐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1993年8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父亲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乐记〉理论探新》一书。此后多年他一直都十分关注大家对《乐记》的研究。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遗物，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沉甸甸的大塑料袋，里面装满了父亲研究《乐记》的相关资料和数次修改过的手稿。在音乐教育方面，延安时期，父亲参加了鲁迅艺术学院及其音乐系的创建；在东北创建东北鲁艺；在天津参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创建。在社会活动方面，他长期担任中国音协的领导工作，组织和参与各种音乐社会活动。对于由自己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编辑工作更是不遗余力。凡交他审阅的工作文件及重要稿件，他都是戴着老花镜甚至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校阅，其认真、负责精神不因职务变动而有任何懈怠。
有一段时间，父亲要在家里办公，我们由此也目睹了他工作时的情形。1949年春夏时节，全家从东北进关，当时父亲主要负责筹建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建院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的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马思聪是院长），同时他还兼任第一届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暂时选址天津，我们家也随之落户。而中国音协会址在北京，所以父亲就在天津、北京之间来回奔波。由于当时父亲没有单独的办公室，所以除了到机关或外出开会办事外，家也就是办公室。父亲早上起来之后打一打他自创的有一点像猴拳的健身拳，晚饭后，如果是夏天，有时会到院子里散散步、看看电视新闻或者少数与工作有关的电视节目，其他时间基本是在伏案工作，常常持续到深夜。父亲还经常在家里开会，时不时会来一大屋子人。
父亲的工作作风极为严谨，在家里从来不谈论工作，也从来不议论别人。父亲在家里讲话很少，话题也不多，终日里都是在思考事情、写文章、打电话，连到院子里散步都不多。妈妈千方百计动员他出去到公园走一走，但几乎没有生效的时候。所以，母亲一直要求我们在家里就要安安静静的，不能打扰父亲工作。
父亲在工作中凡是碰到刻苦钻研的人，从来都尽一切所能去帮助他们。1986年11月，为恢复扶植河北省固安县的民间音乐“屈家营音乐会”，父亲带领中国音协的专家们，专程赴屈家营考察并3次为该会题词。在赵沨等诸多同志的先后努力之下，在2006年“屈家营音乐会”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重视而得以继承、发扬。父亲热心帮助别人，歌唱家彭丽媛、音乐史学家黄翔鹏、箜篌演奏家崔君芝、古筝新秀毛丫等人都得到过父亲的关心帮助。这些是我们看到的，没有看到的更不知有多少。
临变不惊信念坚定
父亲一生对生活都持简朴的态度，家具只要具备基本功能就可以了。一个以音乐为终生职业的工作者，直到去世，家里连台像样的音响设备都没有。不是他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是他认为不需要。父亲对于财富极为淡泊。记得上学的时候，一次我们在计算存款的利息有多少，被他在旁边听到，他马上过来呵斥道，你们干什么哪！明确表示对计算利息的不满。在他晚年应邀给别人题词时，从来没有笔资一说。
父亲一直非常内敛、不事张扬，从不主动讲自己，无论是收获、业绩还是困难和挫折，就是他的作品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们。对他作曲的《新编“九一八”小调》《参加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我们爱农村》和《三面红旗万万岁》等耳熟能详的歌曲，还是我们从电影《青春之歌》《小兵张嘎》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途径知道的，当时并不知道曲作者就是自己的父亲。
父亲（包括母亲）对于在土地上搞种植一直很有兴趣。记得在刚搬到朝内大街的时候，楼后有块空地。父母一致同意在此地种点儿菜。从此每年开春之后，吃完晚饭，家里人都到楼后伺弄菜地。年年春天和冬初就由妈妈带领我们搭、拆菜棚架子。一到夏天，满架子上都爬满了豆蔓儿瓜蔓儿，一派葱茏生机，既可遮阳，又可时不时供应家里桌上的餐食蔬菜。所以，一到晚饭后就经常看见父亲的身影在菜架前面转悠。
父亲在我们面前从不诉苦抱怨。无论是小时候的困难、上海时期的凶险、延安时期的艰苦、东北时期的繁忙，还是“文革”时被批斗以及“文革”后思想解放阶段别人对他“左”的批评，他从来不讲，也不争辩，一切都自己吸收、消化，总结经验教训。直到现在，我们一想起他在艰难的处境中甚至被曲解时，还依然自敛、隐忍的情景，心中不禁阵阵发紧。
1966年春，父母被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到了夏天，运动升级，父母都成了被批判对象——“走资派”。父亲配备的汽车被收走了，家里的地毯、沙发、茶几和弹簧床也都被搬走了，保姆也被责令辞退，书柜和多数房间被贴上封条。此后,只有很短一段时间，父亲还可以回家居住。父亲不愿意挤公共汽车，于是就买了辆自行车，准备学会后上下班用。结果造反派听说“走资派”吕骥要骑自行车，说他太贪图享受了，于是就来人把自行车没收了，父亲只好每天走路上下班。不过很快他连走路的“奢侈”都享受不到，被关进文联地下室“隔离审查”。
“文革”初期的我们，由于受到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所以当父亲被带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之后，兄弟姐妹召开了家庭会议。于是在机关写了与父亲划清界线的大字报，参加了针对父亲的批斗会，还在家里小规模地破了“四旧”。但是，即便如此也仍然免不了时时受到别人的歧视，正上初中的二哥、小妹还受到各种侮辱、欺负。
1969年，文化部、中国文联系统的大批干部陆续下放到各地的“五七干校”。母亲是下放，父亲是继续“隔离审查”。几经辗转河北怀来、宝邸，最后都到了天津静海县的团泊洼“五七干校”。开始父亲和母亲都是下大田干活，因为北方农场地处平原，往往是长趟大垄，站在这头看不见那头儿，干起活来非常辛苦。领导感到父亲和群众混在一起不便隔离，再加上父亲年纪实在大了（下干校时已经60岁整了），于是就安排他在专人监督下去单独养七八口猪。由于父亲是“隔离审查”状态，不能和母亲同住。父亲的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补，头发长了自己对着镜子剪……父亲每天喂猪两次，每次拉猪食的时候，身材不高的他佝偻着身子，吃力地拉着架子车艰难地行走在土路上，监督他的人则跟在后边。他还用工资请人买一些养猪的技术书籍，买一些微量元素添加剂、猪药等。为了给猪增加营养，他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到野地里挖一个小时猪菜。干校没有什么好伙食，可是他却将干校配发给个人的花生米给猪吃以增加营养。父亲即使在吃饭休息的时候，也经常在猪圈边上转，往猪身上涂抹他自费买的给猪治皮肤病的药膏或是防止大猪欺负小猪。“文革”后，我们开玩笑说，你的猪大概是全世界饲养成本最高的猪了，他笑了笑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去干校看父亲，他从不讲什么关于运动的事情。父亲就是干活儿。我们帮他干，他是那样，没有人帮他干，他也是那样，既不要求，也不抱怨。
在整个“文革”时期，我们曾经多次见到父亲，不管是他被批斗回来，还是被搞人身侮辱剃了半边眉毛和阴阳头……他都“情绪平和”、“不急不躁”。不管别人多么激动、慷慨激昂，他始终都一个样。后来家里有人问他，当年批斗、逼迫你，你是怎么想的？父亲讲，他相信“事情总会搞清楚”。又问他，“文革”中大字报上批判你从30年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全都是错误的，你不觉得冤枉吗？父亲平静地说：“他们不了解历史。”细细想想，在那特殊年代，精神和肉体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父亲能做到如此“平静”，也许和他曾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有关，但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他胸怀坦荡，有着坚定的自信。
父亲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始终坚定。毛主席去世的时候，父亲要求家里人一起到天安门向毛主席做最后的告别，并合影留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内外思想解放，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父亲特别高兴。转年“五一”节，率家人来到京郊八达岭，以长城为背景留影，这是他一生中少数最为满意的个人照片之一。父亲一直惦念着香港回归祖国，在回归的前一天，父亲要求子女陪他到天安门向人民、向祖国致意、同喜同贺，他站在倒计时牌前，手举国旗和香港区旗，留下了珍贵的镜头。
教育子女“一切靠自己”
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尽量让子女生活如同老百姓。
父亲因工作需要免费配备的各种工具，能不让子女沾边儿就不让沾边儿。他的汽车你不能坐，就是顺道捎带也不可以。因为老百姓没有。大哥结婚当天，司机师傅提议是否用车去接亲家，父亲不允。即便是同住在一起的小孙女高烧上医院，也从来不用他的汽车。家里的电话你也尽量不要用，妈妈就替他“把关”了：“你们有话快点讲，这电话是给你爸爸工作用的，不能因为你们而影响他的工作。”他因工作去看节目，也几乎不带我们去，只有他认为需要让我们见识一下的，才会带我们去。偶尔我们提出想看极为有兴趣的节目，他也不同意。所以我们也知趣，干脆就不再主动提了。
父亲是遗腹子，十岁时母亲又病逝了。他和二姐基本要靠大姐抚养，生活清苦、窘困。后来他从家乡走向社会，除了朋友的帮助，主要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因此他养成了一种极为固定的教育观念，就是“一切靠自己”，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如此。他对我们一直没有那种对子女的种种开导、教育，也很少和我们在思想上进行什么沟通交流。除了我们出了他认为绝对应该避免的错误才出面讲几句外，平时一般都不讲什么。他一直主张人的成长主要不靠家庭、不靠父母，要靠自己的领悟和努力。
父亲在到外面出差、下基层的时候喜欢结交一些年轻的朋友，介绍给子女与之来往。1956年，父亲出访苏联后，把苏联罗斯托夫市女中学生赠送给他的邮票集交给了大姐，并让她与之通信交往。上世纪60年代初他到湘西出差后，让大姐与他在那里结识的一位土家族女学生通信交往数年，以此让子女们向基层少数民族群众学习。二哥喜欢诗人管桦画的竹子，父亲就鼓励二哥自己去找管桦。父亲希望孩子们自己去闯。但是他从不明讲，让你自己去体会。
1964年，全国提倡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父亲让我们去买了缝纫机，回来学习缝纫。很快全家人不分男女，都学会了踏缝纫机，穿上了亲手缝补的衣物。后来这些并不起眼儿的手艺，为度过未来几年降临在我们头上的艰苦岁月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父亲就是这样，给予子女的关爱，精神的远远多于物质的。大哥结婚时，他送的礼物是一本厚厚的辞海；二哥过生日，他给二哥写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题词，再次表达他为二哥取名之意。
很多人对于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从事音乐工作感到意外。其实父亲并不希望我们搞音乐工作。他的大意是，搞音乐是需要天赋的，而你们都没有表现出对音乐特别的兴趣与才气。硬要搞，将来的工作一定极其一般，但别人由于我是你们父亲的缘故，必有逢迎之举，形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局面，这是他极其厌恶的。但有机会学习一些音乐、提高文化素养，他是同意的。所以我们四人，除大哥之外，都多多少少学过钢琴。
亲情情深壮心不已
“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改造到老”是父亲在1989年5月18日举行的“吕骥同志从事音乐工作六十周年祝贺大会”上致答词的标题。实际上，父亲退居二线后，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他继续实践着这一信条。
白天我们都在各自单位里忙工作，只能在下班后或周末回家看望父母。只看到每天父亲写文章都要写到深夜甚至凌晨，尽管母亲陪伴在旁总是催促父亲早点休息，父亲嘴上也答应“好、好”，但就是不见他离开座椅。
平日里，他除了接待谈工作的来访者，还应邀出席一些音乐会。他那么大年纪，即使是新人的音乐会他也会热情到场。为了了解音乐界的发展和学术动态，在外地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凡请他参加的，只要身体好他都会欣然前往……当然总的来说活动比在一线工作时减少了很多，这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做以前难以分身顾及的兴趣之事。
1999年4月23日是父亲90大寿的日子，原文化部老干部合唱团的三十多位团友自发为曾任合唱团顾问的父亲举办了一个祝贺会。这些亦是花甲之年的老人，当年在父亲的带领下从延安辗转到张家口、东北、天津，最后落脚北京，与父亲有着几十年战斗友谊。当天下午父亲和他们赠送的每一件礼物分别留影，从此那些礼物一直或挂在墙上或摆在钢琴上。
2000年夏的北京，父亲出席由他提议编辑的《鲁艺在东北》一书的出版赠书座谈会，看到几十位原东北鲁艺曾一起战斗、工作过的老战友，心情十分不平静。91岁高龄的他不顾同志们的好心相劝，竟然站着作了二十多分钟的激情讲话。2002年父亲去世，当年东北鲁艺的十几名老同志，自费从沈阳到北京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后，还专程到家中看望；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这些都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不影响家里的悼念活动，在向父亲的遗像告别之后，马上离开房间，但他们不畏严寒一直聚集在楼外……离别之前，再次集体排队面向家居，高唱父亲和其他同志创作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等革命传统歌曲，令人肃然起敬。就是在今天回想起那时的场景，都不由得让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1992年是父母的金婚之年，他们非常高兴，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顺义区北京青少年森林度假村踏青祝贺。在众亲人的欢声笑语中，童心大发的父亲竟然也和儿孙们一样躺进吊床里嬉戏起来……随着整理父亲遗物工作的深入，我们竟然发现了以前从不知道也更未见过的、1982年父亲亲笔写给母亲的一首诗：“相逢鲁艺尚年青，各有抱负为人民；历尽艰辛无所惧，为有深情向黎明。世事沧桑四十载，互慰互勉见丹心；壮志未酬生华发，誓伴吾榕共迎春。”父亲对母亲的感情之深可见一斑。1998年4月23日，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的领导提前到家中为父亲祝贺90大寿，父亲很高兴。客人走后，父亲在大姐的协助下默默地将贺寿的大花篮、大花束和生日蛋糕都摆放在母亲的遗像下并拍照，以此表达对同甘共苦携手走过54载的妻子和战友的深深怀念……
以前父亲因为工作繁忙，很少出去转转。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腿脚不便的时候，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也很少提议出去看看。退居二线后的父亲，精神压力、工作负担都减轻了许多，也有了更多机会了解外界，与家人在一起享受亲情。去世前两年的一个春天，父亲想看看北京的新面貌，于是在大哥大姐和小保姆的陪伴下乘坐小车，到京城新开通的平安大街转了一大圈。在温暖的阳光下，父亲坐在轮椅上被推着缓缓行进在笔直加宽的大马路上，看着京城的新变化不时地发出赞叹，我们见父亲的兴致很高，纷纷与他合影留念。
还记得在他去世前不久，大哥心想父亲一直没能出门看看崇文门的新面貌，于是就用轮椅推着父亲转了街道、新建筑，还看了乐器，最后到附近的永和豆浆店喝了甜豆浆。父亲那天心情很好，回到家后，笑眯眯地回答了家人对他见闻的问询。对于一般人极为普通的活动，却能让他那么开心，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一想起他那种老小孩儿似的高兴样子，我们心里就涌出一种说不清的酸楚感觉。
父亲原来的表情，从来都是严肃与自信，但是进入老年，逐渐变得温和，到了去世之前已经有了孩童那种清澈、柔弱的气质。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候看着我们的眼神已经常常带有求助的含义，也许是希望我们常回家看看，然而我们由于工作忙碌，未能细微体察他的变化，至今感到十分懊悔，但这已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