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这座古城来说，春天似乎总是乍暖还寒。跟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为迎接奥运而举办的各项文艺活动使得整个城市显得格外春意盎然，并奔着那个临近的历史时刻不断升温，日前举办的２００８年“祝福奥运”交响音乐会就是其中的一个。３月２４日晚，北京音乐厅萦绕着恢宏壮丽的和声回响，从欧洲专程赶回北京指挥这场音乐会的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当《奥林匹克颂》、《我的祖国》等中外曲目被震撼奏响，这位常年旅居海外的炎黄游子用手中的指挥棒尽情挥洒了自己对祖国的深情。第二天，他又匆匆赶赴机场飞回欧洲。在音乐领域里，他总是这么行程匆匆，属于中国，同时又属于世界。音乐会前夕，在他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排练的间隙，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当记者走进中国交响乐团排练大厅时，现任中国交响乐团荣誉指挥、瑞士苏黎世室内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首席指挥的汤沐海正在指挥台上给乐队解释曲目，强调提琴抵达某个轻音后要有力地提起高音释放张力。他的专注和饱满的激情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排练将持续一天，除了研究总谱，他似乎有意要给乐队更多的指点。走下指挥台时，他已汗流浃背。２０多年前，时任中央乐团艺术指导、常任指挥的音乐家李德伦跟已饮誉欧洲交响乐坛的汤沐海约定，让他每年都回国指挥几次音乐会，以带动国内交响乐水平的提高。采访中，记者跟他提起这段旧事，他率真地笑着点头，说：“嗯，的确有这么一回事。”
实际上，如今他践行的早已不止于此。他曾两次率领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和中国少年交响乐团赴欧洲巡回演出，率领德国班贝克交响乐团来中国访问。１９９７年，他指挥了中国作曲家瞿小松的歌剧《命若琴弦》在布鲁塞尔国际音乐节上首演；１９９９年，他指挥法国莱茵歌剧院在上海大剧院成功地公演了歌剧《漂泊的荷兰人》。除了推动中外交响乐的这种交流外，他还通过在欧洲演出和录制中国现代音乐作品等形式，弘扬祖国的音乐。他跟记者坦言，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乐派，希望中国民族乐派形成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艺术之家的音乐才子
对与共和国同龄的汤沐海而言，他见证了祖国的繁荣，同时也感受到了民族音乐的发展；而在他的记忆中，家庭的馥郁书香和上海弄堂的气息也引诱着他用音乐诠释内心的渴望，更多的细节停留在跟随父亲汤晓丹去看芭蕾舞剧《天鹅湖》或去电影拍摄现场看父亲拍电影的情景上，让汤沐海感慨不已。那时汤晓丹已是我国著名导演，拍过《金屋十二钗》、《民族的吼声》、《天堂春梦》、《渡江侦察记》等电影。父亲的启发、引导让汤沐海的音乐天赋被激发，对各种艺术他也充满了新鲜感。汤沐海告诉记者，在母亲的记忆里，他从小都喜欢各种各样的文艺书籍，看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剧《天鹅湖》时，也表现得很专注，此后从小学到中学，在学校往往都是文艺骨干。母亲蓝为洁是电影剪辑师，她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为音乐家，希望他走高考上大学的路子。母亲的苦心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１９６５年，汤沐海初中刚毕业，某越剧院到他所在的上海第５１中学去挑越剧演员，选中了他。母亲觉得他书还念得不够，没有同意。到了年底，汤沐海在青年宫演出时又被当时的新疆军区文工团挑中，这次他动了心眼，没有先告诉母亲。但他没想到会走得那么快，在外突然接到通知的母亲匆匆赶回，给他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千叮万嘱，让他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就这样，刚刚过完１６岁生日的汤沐海成为一名文艺兵，跟近２０个同龄人奔向了祖国的大西北。多年以后，他仍记得自己跟母亲说过，他是不会放弃音乐的。
到部队后，汤沐海有了一架专用手风琴，可以练作曲，也可以用它为合唱队伴奏。那是汤沐海一段快乐的时光，来自大自然的风沐雨润，以及部队演出成功获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让他在给家里写信时都喜不自禁。但“文革”很快开始了，父亲汤晓丹受到了冲击，汤沐海也复员回到上海，在一家锻压厂当工人。工厂早、中、晚三班倒的工作让汤沐海很不适应，尤其让他苦闷的是，手风琴没有了，音乐离他似乎越来越远了。
为了让儿子能够继续学习音乐，母亲省吃俭用，最后又通过向别人借，总算筹够了买手风琴的钱，并托人给汤沐海买了一架手风琴；到了１９７４年，母亲领了父亲被扣发的工资，又搬回了一架钢琴。幼时跟随父亲到上海交响乐团看排练时的情景因这架钢琴再次栩栩如生，不久，汤沐海以优异的成绩被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专业录取，随后被学校挑选专攻指挥。谈起往事，汤沐海说：“小时候听到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交响音乐，如《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等，我就热血沸腾，特别喜欢。我从小就跟随父亲到他的拍摄现场，看他导演细腻的爱情，或者伟大的进攻。对我来说，从小在心中感受到的导演因素在我的艺术生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后来汤沐海在各种音乐会上担任指挥，恰恰发挥了相当于影视作品中导演的作用。
邂逅音乐大师卡拉扬和伯恩斯坦
１９７８年，汤沐海毕业留校任教，正巧赶上政府公派留学生招考。父亲汤晓丹和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哥哥汤沐黎的英文底子给汤沐海的复习报考帮了大忙，随后他被录取，并被派到了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专攻指挥。此后，与世界音乐大师卡拉扬和伯恩斯坦的邂逅使汤沐海轰动欧洲交响乐坛，并在国际交响乐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８２年，在柏林举办的卡拉扬国际青年指挥比赛上，由于原定比赛延期，虽然主办方承认此前报名有效，但汤沐海的年龄已经超了。比赛中，他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在激烈竞争的关键时刻，前苏联评委对他的参赛资格提出了异议，除卡拉扬之外，另外６位评委形成了承认或不承认汤沐海比赛资格３：３对峙的争议。最后只能由卡拉扬来裁决。卡拉扬并不住在柏林，按照惯例他只是在颁奖时才出场。但听到比赛有了争议，他赶到了柏林，并表示要单独看汤沐海的指挥。汤沐海选择的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那时他并不知道，这正是卡拉扬自己拿手的曲目。指挥结束，汤沐海仍沉浸在乐曲的旋律氛围中。这时卡拉扬走了过来，热情地跟他握手，并说：“看了你的指挥，我有个想法，你不要参加比赛了，我有两个安排，一是你在慕尼黑音乐学院毕业后到柏林来跟我学两年，驻团学习和工作。我不收弟子了，但你是例外。二是我打算邀请你在明年演出季中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
汤沐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师的话语让他如梦初醒，百感交集。第二天，当地媒体以显著的版面报道了此事，汤沐海也以“卡拉扬的关门弟子”身份引起广泛关注。而那次引起风波的比赛，第一名也以空缺给人留下众多猜想。也就在那个时候，音乐大师伯恩斯坦来到了慕尼黑，并点名要中国留学生汤沐海给他当４个月的助手。
对汤沐海来说，幸运来得如此突然，在被卡拉扬收为关门弟子之后，伯恩斯坦就像一个意外出现在面前。谈起此事，汤沐海仍不免神往：“卡拉扬是我的恩师，是他带我作为独立音乐人踏入了西方音乐的大门。相比而言，卡拉扬可以说是德奥系统的典范，他有自己的准确方向；伯恩斯坦则兴趣广泛，他热情、随和，是他引导我涉足了现代派音乐。”从签约指挥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音乐季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开始，汤沐海的艺术表现越发成熟，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以东方的形象逐步走向世界
为德国班贝克交响乐团救场，可以说是对汤沐海交响人生的一次重要挑战，但现在看来，这次挑战更是汤沐海的一个重要机遇。拿汤沐海自己的话说，那是他邂逅卡拉扬和伯恩斯坦之后的又一次幸运降临。１９８５年初，班贝克交响乐团在德国巡演期间，首席指挥突然病倒，而演出票均已售完，乐团陷入困境。乐团经理给汤沐海打了电话，请他代替指挥第二天晚上的舒伯特《第五交响曲》和《欧伦斯皮尔的恶作剧》。
汤沐海决定接受挑战，于是允诺下来。实际上，汤沐海对班贝克交响乐团并不陌生，在音色的丰富和塑造上精益求精是他们的典型特征，而指挥与乐队的默契配合也体现了德国音乐的传统。正因如此，他们对指挥和乐手的要求都极其严格，汤沐海丝毫不敢怠慢。其时到正式演出只剩一天一夜，虽然此前汤沐海专门研究过两个曲目的总谱，他还是对其细部做了认真的分析，并查阅了相关资料，研究设计处理的要求。凭着自己多年刻苦打下的深厚功底，凭着与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的多次合作经验，加上班贝克交响乐团的良好素质，汤沐海的指挥得心应手，饱含激情。当最后一个和弦结束时，全场鼓掌欢呼。
救场成功使得汤沐海能在第二年随团回到祖国，在北京、上海再度指挥音乐会，并指挥该团录制唱片。更重要的是，汤沐海借此迈着更大的步子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人的骄傲。此后，他不仅多次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担任过比利时皇家弗兰德斯交响乐团、澳大利亚昆士兰交响乐团等著名乐团首席指挥，还相继指挥了包括伦敦爱乐乐团、德雷斯顿国立歌剧院、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及以色列爱乐乐团等许多世界著名乐团的各种演出。在柏林艺术节、爱丁堡艺术节、布拉格之春艺术节、弗兰德音乐节、挪威格里格音乐节等诸多欧洲重要音乐盛会上，也活跃着这位黄皮肤东方人的身影。
为形成中国的民族乐派呼吁
频繁地在世界各地指挥各大乐团演出，这使得汤沐海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有不一样的感触。他喜欢用“地球是圆的”来描述这种状态，因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从我幼年接受家庭熏陶起就开始了”。他说：“家里给我准备了许多书，包括电影、芭蕾、音乐、绘画等方面的，既有西方的也有我们自己民族的，它们很自然地融入我的精神世界，让我在以后的艺术生涯中能够随意进退，享受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这种进退裕如是不可多得的。除了花大量时间对古典音乐曲目进行思考，以在指挥中形成独特的手势给观众传达不同的声部，汤沐海越来越喜欢循着伯恩斯坦开启的门径去捕捉现代派作品的处理技巧。２００３年，汤沐海在芬兰国家歌剧院担任首席指挥，歌剧指挥作为长期埋藏的一颗种子迅速萌芽生长。包括此前的实践，迄今，汤沐海已指挥过《蝴蝶夫人》、《茶花女》、《叶甫盖尼·奥涅金》、《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圣女贞德》、《弗德里奥》、《唐·璜》、《汉斯·海林》、《托斯卡》等近百场歌剧演出。
如此丰富的指挥经历，让汤沐海对中国交响乐的民族化充满了关注。近几年来，中国交响乐频频在国际上亮相，他觉得，要说中国交响乐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还为时尚早，但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理精神融入到交响乐形式的创作中，或者更具象一点，把戏曲、民歌等元素融入创作，都是交响乐民族化探索的一种形式。他坦言，人们喜欢流行音乐而较少走进音乐厅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目前我们要做的，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交响乐，要让他们走进音乐厅。”他说：“音乐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在历史上，交响乐作品也有许多大众非常喜欢、百听不厌的。比如西贝柳斯的《芬兰颂》，很简单，很短小，没有多高深的技法。这部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呢？因为它反映了芬兰人的精神，表达了芬兰人的民族自尊，具有历史的意义。”
对于形成中国的民族乐派，汤沐海觉得，这需要有大量的曲目积累或者被演奏，需要大量杰出音乐人才的出现，还需要有一个相对延续的音乐传统或理念。在他看来，目前中国民族乐派的形成已有一定的雏形，他说：“应该相信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有几千年文化积淀的优秀民族，有能力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时代需要有代表性的音乐，随着我们国家不断发展繁荣，能反映时代风貌的音乐出现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