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行走在大地上
编者按 最近一段时间，新闻界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而艺术家们也在身体力行着“走转改”。基层火热的生活、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激发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源泉。一段感人的故事，一位纯朴的乡亲，一个创业的场景，带给艺术家们无限的感动和思想的升华。本报刊发三位艺术家“走转改”的故事，展示他们在生活中发现美的创作历程。
离老百姓近一点儿，再近一点儿
——记“亲情作曲家”戚建波
亲情不需要华丽，所以亲情歌的精彩不在于音乐的华美，而在于平淡中孕育感动
提起戚建波这个名字，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因为他习惯了隐身幕后，不显山不露水；而对于他的作品，观众们却耳熟能详，《常回家看看》《中国娃》《母亲》《父亲》《儿行千里》《咱老百姓》……作为一名始终谱写百姓心声的作曲家，戚建波有多首作品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就在不久前，“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36首入围终评的歌曲中，戚建波作曲的作品就有两首：《情系老百姓》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这两首作品延续了戚建波一贯的创作风格：简单易记、朗朗上口的旋律中饱含着朴实的真情。
最近，戚建波又喜获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殊荣，面对荣誉，戚建波说：“我很珍视这份荣誉。作为一名长年在创作一线的文艺工作者，我深知这个极有分量的奖项背后，不单单只是赋予我个人的荣誉，它更多的是承载着一种使命与责任，鞭策着我继续为咱们老百姓写歌，激励着我继续在艺术创作这条道路上坚定走下去。”亲情、乡情、友情，是戚建波作品永恒的主题。
戚建波是山东威海人，一口不改的家乡口音，深以山东人为荣。“我不敢说我根扎家乡有多深，但那片土地养育我50多年，生活的根我没有扔。”戚建波坦言，刚来北京的时候也怀疑过自己“山东味”的创作风格，“是不是写的东西有点土？”一些老师们告诉他：“这是你的本钱啊！我们已经把这些生活的气息都磨光了，只能玩儿些技巧了。”这些话让戚建波坚定了自己“带点土气”的创作风格。“土气”带来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拉近了歌曲与百姓的距离，也成就了一首首大街小巷传唱的佳作。
戚建波每年都要几十趟往返于威海和北京两地之间，人们笑说戚建波一年中自费往返北京和山东的频率比北京人上四环路的频率都要高，但他却也不想长留北京。在他看来，北京人每天忙忙碌碌，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商业大都市里，亲情、友情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离老百姓近一点”是戚建波对自己的创作要求，他从不“炫技”、追求华丽，只要让老百姓听着亲切。对歌手的要求也如此。当年《咱老百姓》录音的时候，开始吕继宏以他漂亮的音色，诠释这首歌。但是戚建波感觉不对劲儿，这不是他想要表达的感觉，就对吕继宏说：“‘都说咱老百姓……’你应该握着老百姓的手在唱。你把声音放下来，朴实一点、亲切一点、口语化一点，这样才能表达出那种对老百姓的真情。”吕继宏开始很怀疑，后来吕继宏按照戚建波的要求慢慢找到了感觉。“就像我写歌一样，第一步得先把歌词吃透。歌词吃透就会在你心里产生一种共鸣，随后的创作就是自然而然、不着痕迹的流露。”而这首《情系老百姓》就是他心中对老百姓的爱的自然流露。
戚建波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真”，里面有真情，让人觉得真实。而当被问及为什么在他的作品里有亲情、乡情、友情，却很少涉及爱情的时候，戚建波说：“爱情最终也会变成亲情，亲情才是天下第一情。父亲的离世给了我很大的打击，但也更加坚定了我创作歌颂亲情作品的信心。”父爱如山，回忆与父亲生活的往昔，戚建波历历在目。“以前父亲生病时，从来不跟孩子们说，怕影响孩子的工作。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在我送给父亲的风琴上，用图钉钉着《中国娃》《常回家看看》等作品。父亲就是这样，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对孩子的深爱表达出来。”凭着对父爱的深刻体验，戚建波创作了作品《父亲》,字里行间中诉说着他对亲情、孝心、爱心等诸多人生体验的深刻感悟。
30多年的创作道路，数不胜数的经典旋律，戚建波的笔尖始终不忘百姓，不离真情。对于创作这类朴实却又动人的“亲情歌”，戚建波坦言：累并快乐着。因为亲情不需要华丽，所以亲情歌的精彩不在于音乐的华美，而在于平淡中孕育感动，因为亲情歌又不能总是重复已有内容，要不断创新，所以亲情体裁的创作对作曲家的要求更高。既要大众化，又要是精品，能够真实地反映人们的情感需求。“但我不会放弃这个主题。我想，今后我的创作主题仍然会集中在亲情、乡情、友情上，为老百姓奉献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戚建波说。
(中国文联网记者 王新荣)
美妙的时刻
赵冬苓（专业编剧）
哪怕历史的人和事已经湮没无闻，只要你到了那里，只要你见到那儿的人，仍然会使你心动。
赵冬苓凭借电视剧《沂蒙》获得第二十八届飞天奖最佳编剧奖
关于生活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有关理论论述已经汗牛充栋，在此，我想讲几个和自己剧本创作有关的小故事，或许可以作为佐证：
2003年，我接到宁夏有关方面的约请，他们想请我写一个穷孩子上学的故事。我去了西海固，几个人每天在西海固的荒原上走来走去，在漫天的黄土中寻找着散落在其中的沙金。我会永远记住那个无比美妙的时刻：走过了许多贫困的乡村、见到了许多贫穷的孩子，了解了许多他们的故事以后，我和当地干部聊起了这个地方，聊起了这个地方的人。一位干部顺口说：这个地方的人啊，天生会做生意。手里拿一个鸡蛋走出5公里去，这个鸡蛋能增值到5块钱。如电闪雷鸣一般，我脑子里轰然一道亮光，我知道，我在西海固的黄土里苦苦寻找的东西找到了：一个小女孩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从10个鸡蛋开始奋斗的故事，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
电影《上学路上》剧照
一夜无眠，激动得在床上禁不住浑身颤抖。从那天起，我带着这个故事的胚胎继续在西海固走来走去，再看到每一个孩子，他们的每一个举止都有了新的意义。当心满意足地从那儿离开的时候，我相信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将要诞生了。
带着剧本的初稿重回西海固时，当地人看了初稿，一次次地对我说：“太真实，真是太真实了，剧中小女孩做过的事情，我们这儿每个孩子都做过。”另外一些人很诧异地对我说：“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呆了这么久没发现，你一个外乡人呆了几天就发现了？”
我当时装得很谦虚，但我心里却充满了自豪。我想起了罗丹说过的一句话：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这个故事就是后来的电影《上学路上》，它赢得了金鸡奖的最佳儿童片奖，为我本人捧回了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导演获得了导演处女作奖。后来，它漂洋过海，参加了十几个海外电影节，拿回了7个奖项。一个穷孩子为自己挣学费的故事，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认同。
另一个故事就是电视剧《中国地》。《中国地》的原始素材，来源于在网上看到的不到两千字的一段文字：在日军对东北长达14年的占领中，在今辽宁朝阳市的地方，有一条小山沟，从来没被日军真正占领，它被称之为中国地。我如获至宝，马上赶往朝阳。80年前的事情，如今已经难觅踪迹，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此次深入生活没了意义？我的体会是：哪怕历史的人和事已经湮没无闻，只要你到了那里，只要你见到那儿的人，仍然会使你心动。你得到的可能不是某个具体的故事，而是某种感觉，某种触动，这种东西将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你的生活积累和历史知识、书本知识，使你的创作灵感喷涌。在朝阳，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站在清风岭的深山里，四周一片寂静，想象80年前先人们曾经就依托这儿与日寇周旋，宁死不降，一种温暖的感动便笼罩了全身，顿时浮想联翩。穿过历史的迷雾，我努力看清那些曾经生活在这条山沟里的普通人们：赵老嘎、他的沉默寡言但内心强大的二弟，好赌的三弟，反叛的两个儿子、柔顺的女儿、丰乳肥臀的妻子……我从这个农村的家族开始想起，慢慢钩织成一张人物关系网。这些人物都是我虚构的，但是没有我在朝阳找到的生活的片断，他们便无从谈起。比如，我为什么会给他安排一个好赌的三弟？因为我在和当地老乡交谈的时候，问起他父辈的故事，他笑着说他父亲喜欢耍钱。我顿时茅塞顿开：有限的资料上说当时的中国地曾经在日军的封锁中大搞经营，这种活计，非有一个头脑灵活的人来干不可。赵老嘎的三弟由此诞生；再比如，我如何会异想天开地在剧中设计了北村次郎这样一个日本人？因为我在当地听到了另外一个抗日英雄的故事：他抓住了一个日军将领的弟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将领为了救这个弟弟想尽了种种办法，威逼利诱，开出种种诱人的条件，抗日英雄明明知道放了这个弟弟他们就活，杀了可能就死，可最终他们还是杀了，结果召至日军残酷的报复。我在其中看到了朝阳人的精神，朝阳人的气节，我把这种精神和气节给了赵老嘎，却把这个日军将领弟弟的故事加以改造，成就了北村次郎。顺便说一句，北村次郎是我在《中国地》里塑造的自己满意的人物形象之一。
电视剧《中国地》剧照
也许电视剧《沂蒙》的诞生更可以说明深入生活对一个创作者的重要。当初，当临沂请我去写《沂蒙》的时候，我满心不情愿。我想沂蒙有什么好写？难道要我写拥军爱民吗？我带着强烈的怀疑上路，在当地人的陪同下走遍了临沂八个县的山山水水，每天听当地人给我讲当年的故事。很难说是具体哪件事感动了我，但有一种感觉在采访的过程中慢慢产生。我突然觉得，沂蒙人活得最张扬、最给力的是那个时候，一个个孤立的渺小的生命被一个伟大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开放出绚烂的生命之花。后来，在很长时间里，他们的奉献和牺牲被人们、包括我自己遗忘了，这种遗忘和他们当初的奉献一样使我惊心。大家可以看出，这就是后来的《沂蒙》所极力表现出的东西：沂蒙人如何被革命启蒙、唤醒，为革命牺牲，以及胜利后对他们的遗忘。《沂蒙》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作品，在写完《沂蒙》后的很长时间里，我都相信，我写的人物一定活过，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一呼一吸，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感觉，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都弥足珍贵。
国庆节前，几位编剧界的同仁有过一次美好的出游。在途中，和一位同行聊起了我们的职业。她问我：写了这么多年，写了这么多剧本，你是否有时会感觉到重复，感觉人物或者故事写尽了？我想了一阵，很慎重地回答：暂时还没有。但有时候会有这种恐慌。为什么没有？因为生活总给我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发现？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恐慌？因为在屋里闷得太久。我希望自己能写得久一些，再久一些；希望自己能不重复，不断写出好故事。那么，别无他途，只有不断地走出书房，到生活中去，不会失望的，它总能给你新的发现，新的惊喜。那种时刻，美妙无比。
在行动中获取灵感
——歌剧《土楼》剧本创作手记
吴苏宁（福建歌舞剧院创作员）
是民间艺术给予我们创作的无尽滋养
歌剧《土楼》剧照
2007年1月底，为迎接标志性建筑福建大剧院的落成，省歌舞剧院需创作一部反映客家题材的歌剧以壮声色，于是，这个任务落在了我头上。从形式上看，即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土楼无疑是我的首选，可以想像，当整个合唱队站上土楼层层回廊，展开气势恢弘的合唱，那旋转多变的舞台将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
4月2日，我直插客家人的主籍地——福建宁化石壁村，开始对客家历史与现状作系统、全面的补充与学习。听说省里作家要写客家题材的歌剧，宁化县委宣传部高度重视，廖金辉部长专门邀请客家研究会及当地民俗专家为我召开座谈会，提供资料，组织民间演出观摩，派出专人陪同参观讲解。
在宁化，我挖到了第一桶金，听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也就是经改编成闽西独特风格的竹板歌，用现代叙事歌曲形式呈现于今天舞台上的“葛藤的故事”，唱词为：“唐朝末年/战火连天/有位逃难的妇女/将大的孩子背在肩/小的孩子手中牵/义军首领黄巢见况勒马问道/你为何背大牵小与常理相反/妇人回答/背上的孩子父母双亡在路边/临终托孤我责任大于天/走着的孩子是我亲骨肉/若有闪失血脉还可再繁衍/黄巢被此义举所感动/折下身旁一节葛藤对她言/找到住处后把它挂门前/随后通令三军/日后凡见门上挂此物不得入侵扰乱/违者当斩/妇人来到山明水秀的石壁村/住下后一试果然灵验/她通知家家户户都来效仿/挂了葛藤就会驱邪避灾/这客家习俗才千秋相传。”
若用这个素材写成一部古装戏倒好办，然而土楼却是近现代产物，这就必需重新编出一个与时代背景相符合的故事，塑造出一个类似上述平凡而又伟大的客家母亲的人物形象来。我踌躇满志取道长汀、上杭、龙岩，一路参访故地友人，最后来到永定土楼，选在边上的一个农家住下。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起初我面对浑圆敦厚的土楼苦思冥想，后来则彻夜难眠，甚至凌晨独自一人跑到田埂上徘徊到天亮——然而四天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
我对崇武情有独钟，那里不但风光优美，还有乡土作家蒋维新等酒友，之前我的歌剧《月沉月亮湾》、交响诗剧《海峡》构思均出于此地。住在“惠安女美术摄影基地”招待所的日子里，两天过去了仍一筹莫展。第三晚回房间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百无聊赖之际打开电视，无意中看到不知哪个台正播放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的节目——稍息片刻我顿时从床上跳起来，瞬间连通灵感的电波——于是，原创故事闪电般在脑海构建：
“在土楼人家祭祖时，忽报有两个孩子被绑架，一个是宁花的亲生儿石柱，另一个是阿水的妻子九娘临终时托孤的石头。匪徒开出交足两千银元方可放二人的条件，乡亲们倾其所有只凑足一千，到底先赎回谁？宁花陷入生死两难的抉择。最终，宁花决定先赎回养子石头。在阿勇率众解救人质、保卫家园的战斗中，石柱不幸身中流弹身亡，土楼笼罩在无尽的悲愤之中。
失去亲子的宁花视石头为己出，抚养过程含辛茹苦、相依为命，不料阔别十年的阿水忽然从南洋回到土楼，从阿水口中得知，自己的丈夫阿山早已葬身大海。当得知阿水要带走唯一的亲人石头时，让宁花再次陷入生离死别的考验。”
戏剧归根到底是写人，有人把该戏的主题立意定性为歌颂“无私母爱”是有失偏颇的，母爱只是人性中的一种，且自私的本能是无可非议的，只有独具“人性光辉”的一面，其典型与特殊性，才可能构成戏剧的材料。
继而写出了贯穿全剧、用客家方言演唱的主题歌《青青葛藤》：
“青青葛藤遍地生/坚韧不拔根连根/哪怕狂风和暴雨/迎着春光一条心。（副歌）：山水转/难离分/情义重/客家人。”若用“看似平淡成奇绝”来形容这首词我想当不为过。首先它与先前典故“葛藤的故事”遥相呼应。其次，以物喻人。再之，作为道具，葛藤始终频频出现，与剧情环环相扣、血肉相连，与主题融会贯通。
既是客家题材的作品，必然要在有限时空里见缝插针地放进所有客家元素。作为搞音乐出身的编剧，沿途采风时我还搜集了大量的民歌乐谱、山歌录音等素材，为后来的作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最终，是民间艺术给予我们创作的无尽滋养。
大型原创歌剧《土楼》于今年8月26日在福州首演并获巨大成功。在热烈掌声中，观众献花、领导上台接见合影、记者采访——此时的我，正孤独地躲在观众席三楼最后排最角落的阶梯上，感受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深长意味，回顾着四年多来戏里戏外、幕前幕后发生的等等一切。
剧本呈现于舞台后化作了戏剧的行动，歌唱始终引领着行动，我是在行动中获取了灵感，且为创作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