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戏节让创意飞

在青戏节的舞台上，青年创作者们的想法可以任意驰骋

“戏剧帮我们生活得更好”

——访第四届青戏节节目总监、青年戏剧导演邵泽辉

    采访邵泽辉时，整个过程记者和他都有些“心猿意马”。作为第四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节目总监、剧目统筹和宣传统筹，当天他很忙，所以记者的采访提纲在他看来“好多”，但他没有因此敷衍，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准确而详尽。这也让记者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而要问的问题还有很多，又不忍打断他，于是频繁看时间，快速决定舍弃掉哪些问题。而他，回答问题的同时，目光不时望向外屋的工作人员，随时出去交待几句工作再进来。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采访的效果：邵泽辉给你的，远远多于你想要的。套用他的“戏剧在生活中随时会发生”的理论，这次采访本身，也是一场戏剧。

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美好。戏剧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把生活过得更好。

    “拿过来”和“走出去”

    今年7月，邵泽辉带着他导演的《如果，世界瞎了》，和另外几位青年导演跟随孟京辉去了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去国外戏剧节了。去年，他就为了给青戏节挑戏去了阿维尼翁看戏，2003年时，他作为演员参加过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以及其他在法国和英国的演出。

    《如果，世界瞎了》，演员是音乐人周云蓬和小河，该剧结合了音乐、多媒体、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没法说它是什么，但是它很好。”邵泽辉说。而之所以选择拿音乐作品去国外交流，是因为“音乐是共通的，它通过声音、旋律、节奏和现场的表演去呈现并感染观众，不需要语言和文本”。这是多次国外之行对邵泽辉创作理念产生影响的表现之一。

    “国内创作者的作品，因受限于习惯和成见，自我突破的空间很小，去国外看演出后，会有更开阔的视野。”他说。相比阿维尼翁，2003年的国外之行，当时给他的冲击力更大，对其后来的创作“很有影响”。“我认识到创作不仅是话剧这种表演方式，发生在剧场内的所有表演都可以称之为戏剧。我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去搞创作，而不是用两三种模式去惯性地持续下去。”那么，中国戏剧走出国门，又应该给国外传达什么样的属于中国的信息？在邵泽辉看来，是“传达当代中国的艺术景象”。“我们去呈现传统文化，可能比不了京剧、昆曲，所以可以尝试呈现中国传统和当代结合的思考性的作品。”他说，“比如《黄粱一梦》，充满传统艺术的元素，但又能感觉到这是个当代作品。”

    这次在阿维尼翁，邵泽辉们其实很自信。因为他们带去的作品，国外观众可能因为文化差异不是很容易理解，但“他们觉得很美，很好看”。“这就让他们产生了探索中国文化的好奇心。”邵泽辉说。

    自信还源于中国文化与生俱来的优越性。邵泽辉表示，很多在国内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国外观众都觉得很有意思。“中国的文化和作品，中国的美学和艺术理念，其实很棒。中国戏曲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它充满了假定性和形式感，这些在剧场里最有魅力。”

    戏剧导演和新锐导演

    在邵泽辉新浪微博的身份认证栏里，他这样描述自己：戏剧导演、新锐导演、北京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作为一个新锐戏剧导演，他将“戏剧”和“新锐”分开来为自己定位，显得很独特。当记者问他这样分开是不是为了突出什么时，他说：“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当时就随手一写，但潜意识里肯定有原因。”

    究其原因，他称自己的创作过程是“一种比较分裂的状态”。近年来，他的戏剧作品囊括了多种类型：摇滚话剧《那一夜，我们搞音乐》，音乐作品《如果，世界瞎了》，喜剧《麻花》系列第二部《情流感》，儿童剧《福娃》《海宝》，诗剧《太阳·弑》等。“我不会给自己设定限制，只做某一类型的作品，我更愿意用全面和丰富的手段去表现世界。”他说，“所以，我的身份会比较复杂和混乱。”

    他也很看重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秘书长的身份，认为做这个对创作也是一种帮助和吸收。“戏剧是需要和人打交道的东西，因为它呈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情感，以及互相分享的思想，所以作为创作者，对人的认识和了解很重要。”而秘书长需要负责的组织协调工作，让他能够感受到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以及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同身受和反思，“这些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也会把这些经验和心得运用到创作中去，通过戏剧艺术和外界进行交流和分享。”

    导演不同类型的作品，他的创作体验也是不一样的。“因为遇到的人和环境不一样。”他说，“有些戏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纯粹不谈钱地去做；有些是投资方投钱做戏，我们就要考虑钱怎么花，成本怎么回收，要不要有时尚元素和广告植入；做《福娃》《海宝》时，要考虑领导们的想法怎么实现，怎么融到儿童剧的观演过程中去。”

    艺术追求和商业妥协

    邵泽辉曾执导过商业喜剧《情流感》，他也曾对此表示，自己并不排斥做商业剧，因为这些看起来妥协于市场和商业的行为，是为了有一天，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

    他真正想做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像《在变老之前远去》和《太阳·弑》这样的作品，都是我自己特别想创作的。”他对记者说，“这些戏讲的，都是跟我的生活有关系，也是跟我年龄段相仿的人有关系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可以追溯到他的反响极好的《在变老之前远去》，它是为纪念一位朋友而做，在创作之初他以为只不过是很个人化的作品，但上演之后他发现，“很多人跟我想得很像，我们的很多感受是一样的”。而且，在邵泽辉看来，自己是和观众没什么区别的“特普通的人”，“我也每天坐地铁，上微博，要还贷款，买车要摇号，这些事情很多人都在经历”。这些过程他很重视和在乎，他想把其中的心得和经验，和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思维方式，面对这个世界的姿态和心态，去和别人分享，“我们的困惑和思考，期待和失落，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而这，也是他创作的原动力。

    关于艺术和商业的关系，在邵泽辉看来，并非完全对立。他认为做商业戏剧也很重要，因为这些机会会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能够利用人脉资源帮助他去做艺术的事情。“这没什么不好。”他说。

    邵泽辉的理性，还表现在他看待戏剧的态度上。他曾对热爱戏剧的北大的师弟师妹们说：“戏剧不是我们的全部，它不是什么非要死命去完成的事情。”作为优秀的青年戏剧人，为什么会说这番话？他告诉记者：“当时是想告诉他们，不要为了做戏剧，去那么快的确定自己的方向，去换专业，去倾家荡产。你真喜欢它的话，可以去做一个戏剧的观众，也可以自己排着玩，但没有必要把它当作使命和责任。因为看戏很幸福，而做戏这行很辛苦。”而且，他认为戏剧是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它在我们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真实生活中的戏剧性往往最动人最震撼”。

    “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美好。戏剧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把生活过得更好。”邵泽辉说。所以他的建议，是希望师弟师妹们以及所有有志于戏剧创作的青年人，“最主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在戏剧上，我是个手工裁缝”

——与青年戏剧导演黄盈的对话

    对黄盈的采访，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完成的。当时他刚上完课，背个双肩包，是十足的学生样子。“我是去上课，而不是去上课。”之前约他采访时，他这样对记者说。这种可爱的表达方式的确是黄盈式的。今年他考上了北影的博士，在北影的“黄老师”、中国戏剧界的“黄导演”之外，又成了“黄同学”。作为青戏节的“老人”，他的剧作《西游记》《卤煮》《bravo！伟大的生活》均登上过青戏节的舞台。他的《黄粱一梦》在本届青戏节上演了3场，“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我这个戏变得这么严肃”，他对记者说完这句就忍不住得意地笑了。

    记者：你说过《黄粱一梦》是对中国戏剧国际化的一次大胆尝试，具体是如何“大胆尝试”的？

    黄盈：7月份去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前，很多人给建议：做什么样的戏，有可能在国外有个好的结果。但我真在做的时候，觉得这有点偏离自己的本意，作为一个中国的创作者，特别想做的事，是先把自己想排的戏先排出来，先不管外国观众是否会接受，试着用文化碰撞的心态去做戏。

    这个戏用了1200年前《枕中记》的文本，叙述语言用的是原文，没有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性，而是把故事本身的面目简单呈现。所以它是个大胆的尝试：用了中国传统的故事和元素，不是为国外观众定做的，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冒了一定风险。但结果在法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记者：法国观众有何反响？

    黄盈：有些法国观众觉得这个故事没有字幕也可以看懂。有些观众从故事本身解读：“它讲的是未来，我们总期待未来是美好的，却忽视了当下的幸福。”所以，这个戏在大的朴素的生活价值观的传达上没有障碍。另外，我坚信有些观众可能看不懂，因为这个戏不那么“草根”和平民化，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欣赏和接受，它有门槛，需要你看到它的情绪传达后，和自己的生活及读过的中国传统文字作对应，才会产生很好的审美愉悦。

    我特别期待中国观众看后的感觉。因为这个戏它“去情节化”、“去戏剧化”，可能会让一部分观众不满，而一部分观众会非常喜欢。

    记者：“有些观众很喜欢，有些观众非常不喜欢。”这好像是黄盈的戏的一大特点？

    黄盈：其实也有些戏几乎所有观众都喜欢，比如《枣树》和《卤煮》等。由于我是根据内容去改变叙事的样式，所以尽管我有很强的风格，但每部戏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比如这次的《黄粱一梦》，可能很多人没想到我变得这么严肃：没有插科打诨，没有把一个平淡的故事讲得很有趣。

    我做的一件和商业社会有点格格不入的事情就是，我在戏剧上是可以量身定做的，是可以作为手工裁缝的，我可以做很好的西服，也可以做很好的中式衣服。

    记者：“量身定做”的“身”，是你要表达的想法吗？

    黄盈：是的。但是因为“量身定做”，所以每次服务的对象不同，导致喜欢这部戏的，不一定喜欢下一部；不喜欢这部的，未必不喜欢下一部。所以不少制作人、投资人都劝我要给自己定个标签，给自己作品一个明晰的定位，只做哪些不要做哪些了。但我坚持到现在还没有这么做，而且至少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记者：为什么是“至少坚持一段时间”？

    黄盈：因为未来谁也不知道。

    记者：或许有一天，黄盈有了自己明确的定位？

    黄盈：我不知道。也可能有一天，我融会贯通了，把以前做戏的经验放在一起，做出了市面上没有的“衣服”，就一直做下去了。

    记者：但是现在，还是会尝试做风格不同的戏？

    黄盈：对。我们可以说内容决定形式，但有时候有些内容只能找到相对应的形式去传达，一旦形式固定了，你讲的事情也就固定了，甚至有时不知道谁会把谁决定了，特别是在技术操作的细节上。比如，如果我做第四个北京戏，恐怕还是以写实美学为基础，既然要表现接地气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做成音乐剧，如果我之前决定沿着音乐剧的路子走，那这个戏就不能做了。

    但我的“一戏一格”带来的问题是，观众群很难固定，也会有流失，所以从商业原则来说，这点并不可取。但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对观众来说，看黄盈的戏，就是看他这次“变”得如何。

    记者：你的这种在戏剧界享有美誉的“一戏一格”，是有意为之吗？

    黄盈：没有，是自然而然的。我一直觉得自己诚心诚意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最重要，但是用塑料瓶子还是瓷瓶子装，要看你装的是什么。这些戏的风格都不是我预先设定的，而是哪种合适就用哪种，有些我从来没尝试过，没准也会失败，但我会试试看。

    记者：你的“鬼才导演”的称谓，就来源于此吧？

    黄盈：可能。因为有些做得比较鬼灵精怪，每次都换风格，给人感觉跳跃性有点强。

    记者：你有不少作品都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比如《西游记》《搜神记》《黄粱一梦》。是对此有偏爱吗？

    黄盈：中国文化挺有魅力，我很有欲望去讲述。“五四”时代对于旧传统的打破，是建立在被传统禁锢了很久，或是大家很熟知传统本身的前提下的，然而现在大家对传统的不屑和放弃，却是因为对它不够了解。我们有那么长的历史，那么多的素材和哲学结晶，如果不去捡传统，很不负责任，而且你捡起来后可能发现，这个东西是最新的。

    记者：7月份的法国阿维尼翁之行，对你的创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

    黄盈：这次去看了法国人的戏后，感觉中国戏剧与之相比，在技术层面上的差距不是一年半年能赶上的，但是我最大的体会是，中国的创作者不要自惭形秽，实际上你并不比他们真的差，热爱自己的文化，并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很重要，因为恰恰是这些能在世界上给你自尊自信。其实看那些法国戏的时候，我像在照镜子，我问自己：我应该排什么样的戏，我排戏是为了什么，我是排给谁看的。

    记者：有网友最近在你的微博里留言，问《黄粱一梦》在青戏节之后是否会继续演出，你的回复里说，会努力争取，但“这样的戏在中国市场不见得有人有信心操作”。为什么有这种担忧？

    黄盈：因为这个戏比较文艺，确实和中国观众既有的审美期待有些出入。对常规市场来说，这种作品样式根本没有。有时候面对很陌生的东西，不去碰它就不会失败。这是一种投资的心态。但又怎么能说观众因此不爱看呢？我2007年的《未完待续》，当时没有投资人愿意投，觉得观众不爱看，但事实证明他们判断错误，我自己掏腰包做出来后，发现大家都爱看。前几天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时，黄牛把票炒到了1000多元两张。

    记者：作为青戏节的“老人”，怎么看待这个平台对于青年戏剧人的价值和意义？

    黄盈：青年的创作需要扶持，但体制内的国有院团不见得给他们机会，而如果找投资商，他们也不一定都愿意投钱，青戏节恰好弥补了这块空白，它给青年人机会，让他们把自己想做的戏做出来。另外，要能达到艺术和商业结合得好，是必须排了很多戏之后才能摸索出来的，青戏节能够使创作者在市场和艺术想法之间作个联接。最后，青戏节和国外的交流越来越多，这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的戏剧创作甚至文化建构更加完善和有力。

    我也想作为创作者呼吁一下，青戏节给的做戏的钱是不够的，特别希望政府部门和商业资本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使创作者没有后顾之忧。

    记者观察

2011，青戏节之变

    第一次，记者感觉看戏成为一种甜蜜的“负担”。当拿到第四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排片表：50多部戏，在连续20天的时间里演出100多场，作为一个爱看戏的人，记者有些发懵了。选择在此时成为一件痛苦的事，虽然其本质是幸福。比如，某一天，面对当晚的两张票无比纠结：是去国话先锋剧场看舞剧，还是去蜂巢剧场看话剧？

    是的，丰富成为唯一能概括本届青戏节的词语，它因模糊而准确，却又显得单薄。面对分布在“新作首演”、“再度关注”、“实验戏曲”、“阿维尼翁的味道”、“舞蹈剧场”、“永远的布莱希特”、“国际荟萃”等8个单元下的50多部剧作，加上“剧本朗读”和“戏剧论坛”单元，任何试图概括本届青戏节的词语都显得贫乏而无力。

    作为历届青戏节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节目总监邵泽辉称本届青戏节达到了“质变”，“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数量上，2008年首届青戏节时，推出了11位新锐戏剧导演，演出了10部原创戏剧；2009年第二届时，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到22和21；2010年的第三届，演出作品达35部，场次达103场，作品类型涵盖了肢体戏剧、多媒体戏剧、音乐剧、小剧场京剧等；今年第四届，演出作品高达57部，包括了国外演出团体、中国港台地区及内地的共60位编导的作品。

    数量上的突飞猛进并未影响剧作的质量，因为青戏节的舞台，是让创作者的创意和想法可以任意驰骋的广阔空间。就拿为国内青年戏剧人提供机会的“新作首演”单元来说，青戏节选择剧作的第一条标准就是：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创作。“一定是这个导演出于对舞台的热爱、发自内心地去追求艺术、探讨美学而做的作品。”邵泽辉说，“这就会更大程度上保护创作者们的创作热情和才华不会被商业影响。也因此，很多作品呈现的形态特别丰富。”

    第二条标准是：不要求每部作品都成熟和成功，允许作品排砸、混乱甚至莫名其妙。“可能因为审美的惯性，有些作品看起来很不一样，不被接受，但我们会保护这些创作者，让他们走得更远更好，可能突然有一天他们就突破了。”邵泽辉说。

    因此，青戏节在初选参演剧目时，反而会对模糊的东西感兴趣，因为它可能形成新的作品样式。比如《鲸鱼》，邵泽辉说：“当时我们问导演，你到底想做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但它会有音乐、有表演、有文本、有多媒体，他很想做。”结果超乎预料，在青戏节开演之初，《鲸鱼》的票就卖光了。

    超出预料的作品还有不少。比如《伽利略》，连导演都以为这样的严肃作品观众不会喜欢，但结果是票卖得特别好。再如2008年青戏节演出的《在变老之前远去》，导演邵泽辉原以为观众看到一半就会退场，但最终它票房很好。这让他很感慨：“有时候我们低估了观众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判断，所以把戏剧作品等同于电视综艺节目，呈现给观众的总是一些简单的娱乐搞笑的作品，这可能是一个误区。观众走进剧场，其实需要的是另外的艺术体验。”

    在质量上，请进来的国外演出剧目也同样是有保证的，它们均为国际上有知名度的演出团体的有影响力和认可度高的作品，一些形式独特的剧目还能让中国戏剧观众和从业者开拓视野。比如本届的一个德国剧目《笑》，50分钟时间只有一个演员在台上笑，没有语言，只通过笑的变化讲述情感的变化，但观众反响很好，觉得它很棒。

    4年来，青戏节的变化，还表现在“国际性”的日益凸显。在第三届时，它由“北京青年戏剧节”改为“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其国际性主要体现在“请进来”和“走出去”，即请国外的演出团队参加青戏节，以及中国戏剧团队走到国外去。去年，青戏节就开始去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挑选剧作了，今年7月，中国戏剧也登上了阿维尼翁的舞台，这些剧作最终组成了本届的“阿维尼翁的味道”单元。

    未来，像这样的和国际知名戏剧节的交流合作会更多，让我们拥有更多期待吧！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高艳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