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他者：你们的芭蕾
自启动至落幕，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历时近9个月，终于开花结果。而正如著名舞蹈家塔玛拉·罗赫所说的：“跟过去不一样，这次是我们来参加你们的比赛。”当我们再回眸整个赛事，的确能感受到一种“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的芭蕾，也就是他者眼中的“你们的芭蕾”。
□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郑荣健
□ 本版图片 王小京
赛事：激烈角逐芭蕾艺术基金大奖
自赛事启动后，共有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最后共50名选手进入决赛。经过9场激烈角逐，最后中国选手马晓东获得芭蕾组芭蕾艺术基金大奖，战薪潞、李人秀（韩国）分获芭蕾组、编舞组金奖，费波获古典芭蕾组最佳现代舞编舞奖。另外，评委会特别大奖、国家大剧院特别奖、观众最喜爱演员奖等也尽数颁发。
论坛：撑起脚尖不能承受之重
7月14日、15日，舞蹈界人士聚首赛事特意举办的芭蕾舞和编舞论坛，针对国际芭蕾比赛的商业化和技术化倾向，交流信息，碰撞观点，特别对舞蹈创作、舞蹈艺术教育和国际间的人才流动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坚守艺术本体，他们撑起了脚尖不能承受之重。
榜样：人文的力量
比赛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举办大师班活动，塔玛拉·罗赫、廉姆·斯加雷特等著名国际舞蹈家和编舞家执起教鞭，让中国的年轻舞者亲炙受教。塔玛拉·罗赫关于舞蹈演员应该多学习人文知识的观点更是让赵汝蘅惊喜不已，认为给中国的年轻人提供了榜样。
芭蕾艺术基金大奖获得者马晓东和女子金奖获得者战薪潞
谭元元和埃德温·里瓦佐夫表演《茶花女》
玛丽亚·塞莱斯卡雅和斯坦尼斯拉夫表演《天鹅湖》
商业化氛围下我们的艺术坚守
——访中国舞协主席、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艺委会主席赵汝蘅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创办这样一个比赛？
赵汝蘅：为什么要搞比赛？这个是我一直想的。我曾经问欧建平，在北京搞一个这样的比赛多不多，他说不多，于是他就把我忽悠来了。但后来我想，北京的确需要这样一个城市文化品牌，同时也可以为舞蹈艺术交流搭建一个好的平台，就把比赛张罗起来了。
记者：您曾担任过许多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评委，这跟您的经历或观察有关吗？
赵汝蘅：为了这次比赛，今年我去了一趟纽约。在那里，我发现了一对俄罗斯的夫妇，他们搞了一个大的比赛，那个比赛有400多人参加。后来我觉得，这个比赛已经很商业了。在这个比赛的颁奖仪式上，台上坐了好多评委，他们是各个团的团长，或者各个学校的老师。他们兜里都揣着工作邀请函，我看有的选手就得到了三个或四个信邀请他们去工作。实际上，在这些比赛中，他们不但给奖，不仅是奖金或者奖杯，而是一个工作，这是我在纽约感受到的。2009年1月，我到洛桑去当评委，我也非常吃惊。在比赛结束后，有很多的小圆桌，好像就是一个市场，大家坐在一起谈工作合同。许多国际芭蕾舞比赛已经很商业了，坚守艺术变得越来越艰难，因为这些比赛的确很有吸引力。同时呢，这些比赛越来越重视技术，问题是技术真的很吸引观众，看到演员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观众的掌声就特别多。这两个问题一直让我很困惑。我也在想，别的比赛那么有吸引力，那我能给选手们带来什么呢？
记者：在这次比赛中，编舞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各类国际芭蕾舞比赛中，引入编舞比赛并不多见，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赵汝蘅：编舞比赛是这次特别希望做的，在我自己担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的15年里，一直就觉得创作问题是困扰我们的最大问题。古典芭蕾发展到如今，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总不能永远跳佩蒂帕的东西。就这一点上，我们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芭蕾是国际化的，我们被英国皇家芭蕾舞舞团请去演出过，被巴黎歌剧院请去演出过，他们喜欢看的都是我们中国的芭蕾，比如《红色娘子军》《大红灯笼高高挂》。但是，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创作更进一步呢？我觉得，关键就在挖掘编导。很多年前，我们跟张艺谋合作排《大红灯笼高高挂》，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要开拓视野，去看看别的艺术、别的舞蹈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相信，不只是在中国，我想全世界都希望如此。
记者：一个好的舞蹈编导，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在这次比赛中，您发现了什么？
赵汝蘅：在全世界，我相信好的年轻编导特别多，中国好的小编导也特别多。但在编30分钟以上的作品时，就需要这个编导应该具有相应的文学水平，有非常好的音乐修养，同时有非常好的编舞技法。如果说我们通过编舞比赛能够看到点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收获。在这次比赛中，我们安排了芭蕾组评委和落选选手的一次对话，我也特别感动，我感动什么呢？每个评委都记了很多的笔记，当这些落选的选手坐在对面的时候，他会讲得非常仔细，那么这个孩子肯定没白来，他知道他好在哪里坏在哪里。通过各种各样的环节，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收获还更大，因为我们吸引了更多的人到中国，他们可能会来当演员或者到中国来编舞，到各个团去发挥他们的作用，让我们的芭蕾艺术真正交流起来。
记者：作为首届比赛，筹办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了吗？这次比赛的评委阵容非常耀眼，我想许多人肯定很好奇，您是怎么邀请到他们来的？
赵汝蘅：一直在忙，开始都没想到过困难，但现在回头去看，是啊，的确请了不少人，而且都是国际舞蹈界很有名的大腕，有的还很年轻，比如塔玛拉·罗赫、吉田都、廉姆·斯加雷特。第一次办比赛，又是国际性的，可能困难主要是宣传，是如何让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人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比赛，然后来报名参加。但请了这么多评委，而且他们都来了，是我意想不到的。比如廉姆·斯加雷特，他是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编导，他是第一个到北京来报到的。还有塔玛拉·罗赫，她也表现很积极，报名大师班给孩子们讲课。她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舞蹈家，做事特别认真，总能给人带来惊喜。在很多国际舞蹈比赛中，评委常常局限于一些熟悉且年龄较大的面孔，这势必形成一种局限。在这次比赛中，我们也希望走出这个圈子，找一些年轻的、有理想、有激情和号召力的艺术家来，找到一种突破。
记者：您提到您的两个困惑，同时认为无论是工作对演员还是技术对观众都很有吸引力，在论坛的讨论上，肖苏华老师提到要坚守艺术的本体，您和他似乎有一个小小的交锋？
赵汝蘅：不，不是，我和肖老师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冲突。我只是提出我的困惑，就是在商业化氛围很严重的环境中，我有一种担忧，因为艺术之外的吸引力很强，我们该如何继续坚守艺术本体呢？这会很困难，我们也在探索。比如说，台下那么多人揣着合同、揣着工作机会来看你比赛、表演，演员怎么还能不为所动呢？我们不能强按着人家说，你必须给我重视艺术。这次我们请了这么多评委来，包括很多年轻的明星，之前我也讲过，要给国内的年轻演员提供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除了跳舞和训练技术，他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很多人说，舞蹈吃的就是青春饭。不是的，你看看这次来的这么多评委，他们从演员到艺术管理者、教育者甚至研究者，都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演员除了跳舞，还能做的有很多，人文修养很重要，需要不断地去学习。
记者：那么，您希望这次比赛能给中国芭蕾舞界带来什么？
赵汝蘅：从我的私心来说，我希望通过比赛能够使中国留下更多的好演员，能够使更多的评委为中国舞蹈提供一份力量；同时又希望这些演员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他们的作用，包括我们有潜力的演员。芭蕾舞演员是流动性特别大的，有的人就走了，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很好的编导也到国外去发展了。我一直非常困惑，甚至有的时候为这个问题睡不着觉，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做这么一个比赛，我们得到了什么，这是我常问自己的问题。你也知道，国外的很多比赛已经很商业了，我们有的选手去参赛获奖了，然后就不回来了。当今社会是一个交流的社会，我们能够理解这种人才流动，但我们真的很心疼。我们培养了那么久的人才，就这样流失了。然后我反过来想，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们也可以向各国舞蹈界人士抛出这个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同时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吸引力。
记者：在一些媒体的提问中，您似乎不太愿意谈本次比赛的偏好或标准，那么，作为首届比赛，您希望给未来沉淀下怎样的传统呢？
赵汝蘅：从一开始，我们就把比赛放在了一个高品质、高品位的定位上。为什么最后进入决赛的只有50人呢？因为我们希望用一个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如果说要为未来沉淀下什么传统的话，我想就是借此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关注并尊重我们的舞蹈，尊重我们的芭蕾。现在我们的比赛还是首届，以后每两年会举办一届，跟国际各大芭蕾舞比赛相比，我们还很年轻，我想我们会慢慢积累出经验的。
怎样培养编舞家？
——访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编舞组主席林怀民
在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中，编舞被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引入赛事。对主办方来说，这是一个创举，更是一个探索。也许，透过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舞蹈界的一种焦虑，即国内芭蕾舞创作上的乏力。事实上，比赛已经承担起了舞蹈艺术交流的重要任务，因为许多优秀选手在这里汇聚，许多国际大腕在这里碰撞观点。著名编舞家、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以亲身经历为线索，讲述了生活对编舞者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是对赛事创意的一个重要呼应。（以下为记者的采访实录）
这样活着因此做出这样的作品来
在台湾，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看不到多少舞蹈表演，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有了录像以后，我才知道格兰姆长成这个样子。因为录像带很少，所以像巴郎西的东西倒过来倒过去，到最后是前半拍起跳的还是后半拍起跳的都要弄得很清楚。我很喜欢保罗派乐，他有一万个排队的方法，国庆阅兵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复杂。他有很多的排列组合，这是我着迷的地方，看保罗派乐如何完全不讲乐理、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音乐，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趣。
可是，慢慢地我知道我必须走自己的路，不是我不愿意编一个像保罗派乐的舞蹈，而是我不会编，我不会那样，我排不出那样的队，我只能用自己的方法来搞定。马赛克·格兰姆到台北来，请我到他房间，在房间里吃晚饭。他到台湾的时候带了整整两大箱的书，然后就很忧愁地在抽烟。他告诉我在台北哪里看到了一只虫子，他花5分钟的时间告诉我虫子的事情，这非常有趣。巴郎西能弹一手好钢琴，他喜欢吃好东西，他喜欢自己做饭。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生活的积累，他们这样活着因此做出这样的作品来，而不是因为规格。
编舞家的真正考验是在成功之后
怎么培养编舞家？事实上我一直企图这样来培养我的舞者，带他们到威尼斯，带他们去佛罗伦萨，到所有的地方看，跟他们讲，同时带他们吃饭，所有的场面所有的餐厅怎么吃饭，看人家怎么讲话，怎么样穿衣服，就是管到人家小朋友要发疯了。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些大学生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就休学一年，干嘛？到欧洲去混，去游学，去打开眼界，这是美国的中上层家庭的一个传统，这些都是养分。
我们的教育，包括艺术教育，永远在讲是与非，鼓励你创作又不让你越过雷池一步。比如说音乐，乐理都讲过了，考试都考过了，孩子回家有没有在听音乐呢？你把巴郎西所有新古典主义如何运用在音乐课堂上都分析完了，最简单的小乐曲，小朋友会哼吗？不会，他们根本不在生活里面，所有的课都教完了，然后全部又是一张白纸。更糟的是他以为他懂了，因为教过了背过了考过了，所以这些东西通通变成了创作的障碍。一个编舞家的真正考验是在他成功之后，因为有盛名之累，有不能失败的压力。
修养是一切的基础
说到最后，仍然是一个好奇心的问题。这个好奇心的范围有多大，都是在养成教育里面放进去的，没有这些东西再多的钱砸下去也是缘木求鱼。那个基本的东西，那个敏感度说到最后已经不是一个敏感度，是一个渴求，是一种饥渴，是这个饥渴成就了一个编舞家的开始。
那么，有没有技巧呢？事实上，编舞到最后就像打毛线一样，你天天做，然后就会编了，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三年后我一定干掉，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可是你到底要干嘛呢？这个技术上的东西可以解决，但是你要讲的话，你要表达的东西，这是需要从你的生活里面打点出来的。说到底，这就是修养的问题，这是一切的基础。所以我认为，技术可以等着来，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在那里。编舞就像是大厨，他不是跟着水土在煮饭的，课堂不是希望孩子们编舞的时候好像有个规格，给你提供标准。对编舞的人来说，有的人不编会死，这些人可能会有病。编舞就像走进一个好像很熟悉的路，你还要花很大的精力拔出来让自己逃掉。是不是走进森林的另外一端你永远不清楚，你以为你走出来了，到舞台上以后，好像又有300个地方必须改，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每次看我的作品我充满了遗憾，我还编舞，所以我说我是有病的。
记者观察
一切皆有可能
7月17日，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正式落下帷幕。如果细数整个比赛，可圈可点的地方真是不少。获奖者固然载誉而归，落选者也可称满意。正如主办方一直强调的那样，比赛是为了“搭建一个舞蹈艺术的交流平台”，事实证明这并非一句套话。选手们在台前幕后相互交流，耀眼的评委阵容也不是摆设，对选手们的表现均做了丰富的笔记，特别是评委与落选选手面对面的环节里，真诚的点拨让人感动。
在众多国际芭蕾舞比赛中，北京赛事因新生而充满丰富的可想象空间。自1964年保加利亚举办瓦尔纳芭蕾舞比赛以来，国际芭蕾舞赛事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从瓦尔纳、莫斯科、洛桑、巴黎、卢森堡到纽约、名古屋、汉城、上海，有的稳居TOP榜并成为世界芭蕾明星的摇篮，有的则淡出并不再举办，但新的芭蕾舞比赛在世界各地仍不断产生，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就是其中之一。有意思的是，当人们习惯于把1954年苏联专家入驻北京舞蹈学院作为新中国芭蕾事业的起点时，往往忽略了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租界由冈察洛夫带到中国的芭蕾火种。如今，新生的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与先期举办的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一北一南，遥相呼应。我们很难下结论这与历史有关，但传统铺垫的风景足堪欣赏。
事实上，主办方似乎无意强调某种传统。不是没有媒体多次询问“比赛的偏好是什么”，但作为比赛的主要创办者和发起人，中国舞协主席、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赵汝蘅的回答更像是在强调包容性和开放性：为舞蹈艺术搭建交流平台，为年轻的舞者提供榜样。
但任何人都能看出，此次比赛远不仅如此。在古典芭蕾舞比赛中，特别引入编舞比赛，这在各大国际芭蕾舞比赛中并不多见，绝不可能只是玩“花哨”做点缀。那么，在此次比赛中植入分量颇重的这一环节，根据是什么呢？在比赛特意举办的论坛研讨上，赵汝蘅道出了两个困惑：一是各大国际比赛越来越重视技术而忽视艺术，二是许多国际赛场越来越商业化。应该提到的一个细节是，在首场闭幕演出现场，一位老先生跟我说：“古典芭蕾太讲究程式规范了，来来回回又这么来一遍。”我当即愕然，才发现真的是这样，先“出场”、“慢板”双人舞，然后男女“变奏”独舞，然后穿插表演至“结尾”双人舞。但对很能展现演员技术水平的“变奏”，现场多数观众反应热烈。某种意义上，它恰恰证明了技术“硬指标”的商业价值。这些指标被各国际赛事所喜爱，以招徕更多的经纪人或院团来“狩猎”人才，进一步扩大赛事的影响。当技术化、商业化逐渐结成了同盟，技术在塑造人物、讲述故事特别是传达抽象意味上的局限就越发显露。在紧盯着国际重大赛事的国内芭蕾舞界，受此影响显而易见。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以中央芭蕾舞团为代表的国内院团创作了《红色娘子军》《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的经典，最近又编创了芭蕾舞剧《牡丹亭》，但赵汝蘅依然觉得，国内芭蕾舞创作乏力的局面必须扭转，这也正是其纳入编舞比赛的原因。
可以说，此次北京赛事的意义，就在于突破，在于打破国际赛事的评委圈子，在于形成一套开放的机制。只要看看受邀而来的评委，资深如多丽丝·莱恩、林怀民、伊雷克·穆哈梅多夫，年轻如明星塔玛拉·罗赫、吉田都，他们组成的“拼盘”又独特又新鲜，无异于给国际芭蕾舞比赛送来一缕清风。对国家大剧院来说，在演出经营、剧目生产和艺术普及之外，主办比赛是一个创举，更是艺术资源整合的新探索。前面是什么？未来。
此时，可想象的空间无限延展，一切皆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