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19台自制和原创剧目，惊艳世界——
国家大剧院艺术生产揭秘
剧目生产，国际经验与水准
——专访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
张薇：长久以来，传统的剧院除非依托院团才会有属于自己的剧目，像大剧院这样没有院团依托却每年有固定剧目制作和生产计划的剧院过去在北京是没有的，即使在全国也很少有。
邓一江：国家大剧院是一个标志性的剧院，从剧场体量来说，我们有4个剧场，它的经营需要数量庞大的剧目支撑，每年差不多800多场演出，就需要有200多台剧目。从全国来看，200多台剧目在数量上实际是有的，但是我们引进剧目来演出，还必须考虑艺术质量和市场，否则我们的艺术水准难以保证，还要做赔本买卖。那么很明显，我们不可能靠出租剧场来经营，就必须运作自己的剧目。3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现在自制和原创剧目已经成为国家大剧院6个具有品牌特色的经营项目之一。
张薇：现在国家大剧院是否每年都有相对固定的剧目制作和生产计划？大概每年有多少部？
邓一江：我们从2008年开始尝试自制和原创剧目。头两年数量是一个逐步递增的状态，到今年开始基本保持平稳，现在每年的计划是5到6部剧目，保证一到两部原创剧，4到5部自制剧。重新制作或者原创，特别是原创，难度很高，它要从挑选剧本开始，好剧本是可遇不可求的，还要考虑市场需求，无法大规模量化生产。这3年多，我们已经储备了19部作品，明年我们会加大已有作品的复排力度，加上复排的剧目，明年一共可以有十几部自己品牌的剧目演出，这样的制作量在国际上都是很少有的，所以目前我们要在保证制作质量和市场的前提下，稳定每年的原创和自制数量。
张薇：从目前已完成的剧目来看，大剧院自制和原创剧的制作生产模式主要分为哪几种？
邓一江：以歌剧的制作和生产为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西洋歌剧经典的新制作；二是本土题材的新创作。而前者大体上分为三种：第一种就像《图兰朵》，引进国外版权，邀请国内艺术家进行国际合作；第二种是与国际知名歌剧院合作，如2009年与意大利帕尔玛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弄臣》，与挪威国家歌剧院和香港歌剧院联合制作的《魔笛》，双方共享版权；第三种就是整合国内外优秀表演艺术资源，完全打造自己风格和版权的歌剧作品，如《卡门》《茶花女》《爱之甘醇》《托斯卡》都属此类。至于本土题材歌剧的新创作，则是从《西施》开始，然后又创作了《山村女教师》以及马上上演的《赵氏孤儿》。当然，随着制作品牌市场的逐步打开，我们现在也在开发其他制作模式的可能性。比如排话剧《王府井》，我们就是以剧目独立招聘演员，不依托院团合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张薇：除了歌剧作品，在《王府井》之前，像话剧《简爱》、京剧《赤壁》都是依托与其他院团的合作完成的。
邓一江：《简爱》《赤壁》都是以院团为主要合作对象的。但是《王府井》就是以剧组聘用的模式，和演员单独签订合同，整个演出班底来自有五六个单位，这种模式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到目前为止，尝试还算成功，但是这种模式运作起来困难较多，变数也较大，从一个合作对象变成若干个合作对象，光是时间上的协调就是很大的工作量。这和电视剧组签演员还不同，它的档期是一次性的，但是舞台演出不是这样，我们排一个剧目是为了长期演，每年都要拿出来演上一轮两轮，这样的演出档期本身就要按照剧院的整体规划走，但是演员不能跟着你的规划走啊，比如《王府井》这样的群像戏，7个主演，都是一些有实力的演员，他们在院团和社会上的活动都很多，现在比如说我明年2月份要演这个戏，但是这7个人是不是都能排出这个档期？如果不行，我就没法演，或者只能去找其他的演员。
张薇：A、B角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邓一江：A、B角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有一个前提困难，我们在排一个剧目之前，想要聘请的主演当然都是在业务能力、票房号召力上都很好的演员，这样的演员请来，谁演A角谁演B角？即使这个问题平衡好了，我们也必须多出很多的排练时间，整个制作周期就会拉长。这也是为什么在没有找出很好的解决办法之前，歌剧的制作就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和便捷，它有很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典剧目，演员们大都很熟悉，主创也比较容易搭班，制作和排练周期就相对缩短很多。
张薇：这就是国家大剧院这几年自制和原创剧目主要以歌剧为主的原因吗？事实上，经典剧目并不是歌剧的专利，戏曲和话剧也有很多。
邓一江：这是一部分原因。首先，国家大剧院近年来以经典歌剧剧目为主要制作方向，包括我们每年推出的长达3个月左右的歌剧节，都是和国家大剧院整体的艺术定位相关的。尽管已经有了3年的积累，但国家大剧院的剧目生产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希望能从一个更便于和国际文化交流对话、更便于借鉴国外老牌剧院成熟制作管理经验的平台上开始，同时又能够体现出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水准。从国家大剧院自身的定位来说，想要立足成为世界知名剧院之一，歌剧显然是剧目生产的一个优化选择方向。而且目前我们又配备了自己的乐团和合唱队，也使得歌剧创作的可行性更大，艺术水准更有保证。话剧、舞剧，甚至种类繁多的戏曲剧种，在目前我们很难配备自己的队伍，如果想排演高质量的剧目，就需要和国内的知名院团合作，和别人合作制作我们的剧目，这本身就会给制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因为别人也有自己的任务，完全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做是很难的。但是应该说，这3年我们跟这些国内的国家级院团有过很多成功的合作尝试，也基本上探索了这样的一个合作路子，但是大量制作和生产，目前还存在困难。
其次，我们这几年的制作都是本着把西方歌剧原汁原味的风格展现出来的宗旨，不做实验性的创作，毕竟歌剧在中国的发展期很短，它的影响力有限，我们尽可能展现醇正的西方歌剧的古典魅力，会更有利于国内观众对它的了解，从歌剧普及角度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古典西方歌剧大都是经过了长期市场检验的作品，我们对作品的引进也带来对西方歌剧制作和管理模式的引进，一方面在国内市场比纯粹的原创剧目更有保证，另一方面对我们今后自制和原创剧目的制作生产也是很好的借鉴，让我们更快熟悉运作规律，把它的模式为我所用，不仅有利于我们创作反映自己文化精神内核的作品，也有利于我们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国际，可能对国际间交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洪湖赤卫队》，肯定还是中国民族歌剧，只是我们在布景、在导演的编排构思和呈现上，可能有新的处理。明年我们还将推出一部歌剧《运河谣》，就是要做民族歌剧，也不妨碍我们吸收外国的经验。
张薇：事实上，作为记者，通过这几年对大剧院的采访接触，我也感受到这里人性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确实为剧院营造了一个舒适、宽松的艺术环境，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为自制和原创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邓一江：我们为剧目生产选择题材，以市场为指标，但我们是站在观众的角度，而不是功利的角度。国家大剧院不能亏本办，但是也不是以追逐利益为目的，我们是公益性事业单位，我们的宗旨是“让艺术改变生活”，关键还是要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经营是建立在人民性的基础上的。那么，就需要有一个科学、人性的管理规范，保证我们的创作、经营都统一在公益性的大前提下。我们做自制和原创剧，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持公益性经营的一种手段，如果希望能以更优惠的票价吸引更多人走进剧院，什么比自己的剧目更便于我们控制成本和盈余呢？同时，我们的自制和原创剧目在生产和演出过程中，可以从形式和宗旨上都更高度地配合剧院的艺术教育和普及推广活动，对于整个剧院的公益性建设是有利的，这些都需要科学、规范的管理，而他们之间其实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空巢变凤巢的秘密与魔力
从零开始的制作体验
关渤，当过话剧制作统筹，做过广告文案，拍过电影、音乐电视，写过电视剧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曾经的工作经历“很杂”。现在，他是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制作组组长。从国家大剧院第一部自制作品歌剧《图兰朵》开始，他见证了这座剧院3年来剧目制作与生产的每一段里程。
《赤壁》
2007年10月，《图兰朵》项目启动。“当时没有现在的制作组，我还在戏剧戏曲组。确切的说，没有成熟的制作流程和制度，我们在剧目制作和生产方面基本是空白的，一切都得摸索。”关渤回忆。“演出定在2008年3月21日，满打满算只有5个月，领导说你来做这个项目，我说好啊，制作统筹我做过，但我没做过歌剧。”于是，并不了解歌剧的关渤，开始了他长达半年的魔鬼式“背包客”生涯——无论走到哪里，一只巨型双肩包永远塞满各式各样装备，从电脑、相机到牙刷、毛巾，以及剧目筹备的文件和学习歌剧的资料。“没办法，那会儿我几乎每天要夜里三四点回家，早上七八点又来上班，基本全部时间都给了工作。第一个月写加班表，我是200多个小时，从第二个月开始我不再写加班表，因为没有时间去写了。”就这样，经过惨烈的摸索期，国家大剧院版《图兰朵》终于不负众望在京首演，紧接着又赴沪巡演。“这个戏使剧院对制作剧目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认识，大家觉得这是能够体现剧院自身艺术水准的事，你邀请来的剧目再好，也只能体现你的经营水平，自己制作和出品的剧目，才体现你作为一家艺术机构真正的艺术水准。”关渤说。
《托斯卡》
“《图兰朵》是国家大剧院开幕国际演出季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大剧院的处女之作，由大剧院和普契尼基金会联合制作推出。之所以选这部作品，一方面看中它是中国题材，能够引起观众感情上的共鸣。其次，看中它后18分钟的续写，因为这部歌剧后18分钟普契尼并没有完全做完，大剧院版《图兰朵》让世界上有了首个由中国作曲家续写的普契尼歌剧。这部剧第一轮演出就收回全部成本，它的成功奠定了我们做歌剧的信心，以及我们今后该如何制作歌剧的基本思路。在之后的剧目制作当中，对于题材的选择、演员的选择、创作班底的选择以及合作团队的选择，《图兰朵》都成为重要的参考。”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部长李志祥说。
以艺术为初衷，结果才能是艺术
2008年5月，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制作组成立。在3年多时间里，19部自制及原创剧目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诞生，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在这个过程中，制作组究竟如何进行剧目的生产与制作？这是个令很多人好奇的问题。概括来说，制作组对一个艺术产品做出规划，之后按步骤实现这个规划：首先，是筹备阶段的“实现”，就是选择用什么人、花多少钱，制定怎样的制作方案；然后，以完整、细致的统筹管理保障这些方案执行下去，比如根据导演的创排方案组织演员排练，根据舞美制作方案完成实际制作品；最后，当这些方案全部执行完毕，剧目从平面搬上舞台，制作组通常再以配合、服务的角色与大剧院的品牌中心、市场部、发展部合作，完成剧目的推广和销售——所谓推广销售是多方面的，一是从艺术方面让更多人了解剧目，二是实现资金回收，跟相关部门进行筹资活动，比如2009年国家大剧院第一届歌剧节就得到了海航的赞助，在演出中配合他们进行品牌上的宣传互动……这些都是制作组需要做的事情。“我们曾经做过项目管理分析，管理专家都认为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可事实就是这样，有同事曾经统计过自己的工作量，竟然在3天之内要完成将近400件事情，大事比如跟艺术家沟通、对艺术资料进行把握，小事上比如去给演员订饭、去监督是不是舞台上有人去喷水降尘，都是由制作组的人来完成的，现在这个团队由最初的两个人已经扩展到了20个人。尽管很辛苦，但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能够成就艺术梦想的地方。”关渤说。
《图兰朵》
对于变化有所体认与感悟的不只有关渤。“舞台技术部舞美制作这块儿，我认为是3年多走了三大步，第一年的制作主要是借助外力，我们更多是起到组织、管理的作用；第二年尽可能展开合作，和外边共同完成制作，我们更多是起到配合的作用，或者是一半一半；到了现在，我们的国际性合作更多了，而且基本上我们自己的人员也都有很强的能力去主导和处理一个方面的工作。”舞台技术部副部长管建波说，“从一流的舞美设计理念，到如何使布景更好地满足演员演唱的需要……这些年与国际一流的舞美设计师合作，让我们学到很多，队伍的综合素质通过磨合、磨练，很快得到了提升。”
尽管国家大剧院的剧目制作团队还是个年轻的队伍，要想适应更大规模与体量的艺术生产，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打磨，但有一点却令这个年轻的团队充满信心——那就是“目标的纯粹”。“在大剧院做剧目，我们只考虑两点，艺术与市场，我们对艺术的关注大于市场，关注市场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以多高利润卖出去，而是希望好的作品能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会保持常态性的市场调查，长期关注相关行业网站、杂志甚至博客，通过良好的资讯整合为剧目创作挑选适合的主创班底，为了保证剧目制作的质量，可能连很著名的演员都要试唱后才能获得相应角色。”关渤说，“其实，舞台演出所销售的就是一个经历，观众花钱买票到剧场，获得的是感受，有可能他不喜欢或者很喜欢，但这种感受都是不可复制的，这种不可复制性就是舞台艺术最大的魅力。而对于我们参与制作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个过程同样是一个充满魔力的过程，如果我们希望观众在现场获得的感受是艺术的，那么我们的创作初衷就必须更纯粹、更接近艺术。”
《马可·波罗》
记者观察
关注建筑以外的意义
在作为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各类大小剧院、剧场林立，观众并不缺少观看艺术演出的好去处。2007年9月，当国家大剧院这座占地11.89万平方米的半椭球形钢结构体，以异峰突起之姿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西侧建起时，曾有不少人观望甚至质疑：它究竟能为北京的艺术演出市场带来什么？
当观众们越来越习惯于能够同一天在同一座剧院里欣赏到歌剧、芭蕾、交响乐、民乐、室内乐、独唱、独奏、话剧、戏曲、大型歌舞表演等众多种艺术形式时，国家大剧院“艺术改变生活”的宗旨也在首都演出市场的逐步发育中慢慢得到践行。观演习惯越来越规范了，演出赠票越来越少了，公共艺术普及活动越来越丰富了，台上星光闪耀的艺术家们与台下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如果说这些细微的改变还不足以作为阶段性的论断拿出来讨论，那么有一种变化却让我们无法不去直视并特别加以关注——3年19台自制和原创剧，对于一座原本并没有艺术创作资源、作为文化设施而非艺术团体出现的剧院来说，这样的艺术生产成绩简直和它特异的造型一样，在首都乃至全国的演出市场中制造出了文化精神层面的地标性效果。
但凡熟悉演出制作和生产流程的人都明白，每一台新剧目的诞生，非创作团体与艺术家“杜鹃啼血”一样的投入而不可得，在缺少规范艺术管理的传统创作模式下，从“选题材”到“上舞台”，各种看似关于创作实则又与创作无关的俗务几乎能让人蜕掉一层皮，往往为本该专注创作本身的艺术家们带来高成本的精力浪费。当然，这不是艺术生产唯一的难题，但却往往使创作主体倍感困扰。而在国家大剧院自制和原创剧目生产过程中，这个问题却被成功规避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吸引行业内外的众多目光。规范的艺术管理、扎实的创作作风、敏锐的品牌意识——使得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能够底气十足地以“国外一些上百年的老牌剧院剧目储存量大概在80部左右，按照我们的想法，大剧院将来起码要储存到60部……”的说法来勾勒未来的蓝图，令人忍不住更加好奇，这19台剧目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剧目生产，在这座大规模大体量的剧院繁冗的经营与功能管理中到底占有怎样的地位？同时，也使人不禁重新思考，对于北京乃至国内文化演出市场来说，国家大剧院作为建筑地标以外的另一重意义。
《茶花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