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母爱在行动”第二批救援队伍一起奔赴灾区的文艺界人士中，蒋勤勤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她的儿子只有１岁多，是非常依赖母亲的时候，可她毅然把儿子放在家中，来到抗灾一线，关爱更多的孩子，正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她返回北京后，记者采访了她。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首映晚会上，我看到你一说到地震灾区就哭得泪流满面。

    蒋勤勤（以下简称“蒋”）：我不是一个喜欢把自己的情感暴露在公众面前的人，而且自认为是个坚强的人。可是这一次，我真的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地震后，我每天都关注灾区的报道，一看就掉眼泪，到后来都不敢再看电视了。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就看到一张图片，当救援人员把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从废墟里抱出来时，婴儿满头是血。我被这张图片震撼了。我觉得地震中的妇女儿童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群体。所以我希望自己捐的钱能直接用于妇女儿童的救助。5月14日，当我知道杨澜与全国妇联合作成立专项基金时，我就不停地给杨澜打电话，询问基金是否已经批下来。直到下午四五点钟，基金批下来了，有了专用账号，我立刻向这个账号汇款。当知道他们要直接到灾区去，我第一时间报了名。

    记：你是带着价值１０万元的奶粉去的灾区。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一点？好像只有到过灾区的人才会知道那里急需奶粉、奶瓶等物资。

    蒋：我刚刚成为母亲，我的宝宝每天都喝奶粉，所以我想我应该把奶粉带到灾区去。于是，我买了价值１０万元的奶粉。可奶粉体积大，在运输上有一定的困难。当时，有朋友开车帮忙运奶粉，可是我们进入灾区需要特别通行证，临时申请通行证已经不可能了。出发的头一天晚上，车队的负责同志找我商量，可不可以只带一部分奶粉进去。也许是看到我满脸的焦虑，最后车辆和人员都一再精简，才把这些奶粉运进去。事实证明，奶粉是灾区的急需品。我看到不少妈妈因为地震的惊吓，不能出奶，不少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奶吃，只能把米饭泡成米糊糊喂他们。我觉得我坚持把奶粉带进灾区是非常正确的。

    记：进入灾区后，你对那里的小孩有什么样的印象？

    蒋：他们太懂事了。好像地震灾难令他们快速地成熟起来。我们和他们聊天，跟他们交流，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让他们把车上的矿泉水拿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每天只能喝到几口水。没想到，孩子们非常有礼貌地说：“谢谢，我们今天在你们这里已经喝了太多水，已经足够了。前边有更需要水的人，把水留给他们吧。”

    记：网上，大家看到了你有一张在灾区祈祷的照片，那是在哪里拍的？

    蒋：在广济镇。当我看到满目的残垣断壁，听到一个村里人只活下来十之二三时，我想我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祈祷。广济镇里一部分灾民转移到了离成都不远的救助站，留下来的最小的孩子有五六岁，最大的上了初中。大一点的孩子主动留下当志愿者，参与互救和自救，小一点的是跟着哥哥姐姐不愿离开。他们照顾父老乡亲，分配物资，为乡亲送水送饭。有的孩子至今父母仍下落不明，可面对灾区的惨状，他们还能这样的积极、乐观、勇敢，我们感到敬佩。我的心里在流泪，但我一直强忍着。因为面对他们坚毅的眼神，我不能把眼泪流下来。

    记：您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在哪儿？

    蒋：因为路上花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每到一地也不能多做停留。在向娥村，一进村我们就看到倒塌的学校、幼儿园，接着我们就看到了同学们已经在一片相对空旷的地方复课了。老师带着孩子们在朗读。我们坐在车上的所有人感到万分惊愕、感动，只觉得他们的声音宛若天籁。

    记：去之前，你们受过一点心理辅导方面的训练。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应该怎样说才好？

    蒋：不要强迫他们回忆，不要对他们的经历好奇，不要去试探、试问。和他们拉拉家常，问问他们需要什么，饭吃得饱不饱就可以了。他们愿意述说，我们就静静地倾听。心理专家告诉我们，有的人把话说出来，可能会恢复得快一点；有的人需要自己默默地消化，慢慢恢复。

    走之前，我们都给他们留了电话，有需要或只是想找人聊聊天、听一声问候，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我们走了就产生被遗弃的感觉。

    记：回来后，你们做了些什么？

    蒋：这次进灾区很重要的是获得了灾区当地联络人的电话，例如绵竹市妇联的同志，我们通过他们，把妇女需要的卫生巾已经送到了那里。

    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不是一时的，我们会持续关注灾区儿童的成长，一直帮到他们成人。他们的学习、今后的学校重建，我们都将关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