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阂与相遇

    许多事，不实地亲见，是难免有隔阂的。在高速公路上，我们见到有车祸发生。出了事的汽车四轮朝天，驾车者血肉模糊，但高速公路上其他的车子却依旧飞奔不止，一派的“沉舟侧畔千帆过”。我们当时就议论这个社会的自私，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真是罪恶的渊薮。其实车行不远，就看见路边的电话亭外有小车停住，内有人焦急呼喊，不久就见有警车迎面飞驶。在日工作多年的翻译说，高速公路上是无法随便紧急刹车的，那样只会酿成更大的车祸。为了应付紧急事故，路上一定区间便设有报警电话。高速公路像一根绳子，把路上跑的所有人的命运系在了一起，车子一上了路，就都把命交给它了。这种说法也许过于实际，在西方世界，见义勇为的事也有的是，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冷酷。说西方是金钱社会也许没有什么不公道，但即使是金钱交易，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情世故、完全没有道德准则可言的。

    然而当我们以日本国民素质的优异对自我加以观照反省的时候，日本朋友却并不以为然。在一次座谈会上，我们中的一人说到日本的文明程度，当地的一些朋友竟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觉得这观感太肤浅，也太轻率。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并不满意，甚至于有一些观点，让我们也难以接受。晚上，我们到达丸冈温泉宾馆之后，先去温泉泡了一通，然后舒舒服服地穿上宾馆备有的和服坐下来用晚餐。晚餐是由福井中野重冶研究会招待的，很丰盛的日本料理，一向忌酒的我不由得开怀畅饮。几巡酒后，为我们开车的三浦提议让我唱歌。我欣然应承下来，正酝酿着的时候，他很决然地说，你不要考虑外交礼仪，不要唱日本歌，就唱中国歌。他试探着问：你知不知道《红色娘子军》的歌？这怎么能不知道呢，我直了嗓子就吼起来。他很惊讶，问：这样的歌，你们中国现在还可以唱吗？我也很纳闷，不知道他是怎样看待中国这些年的变化的。从我这里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兴奋起来，摇着身子给我打拍子。然后我们又一起哼起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大合唱》。他仰起脸，皱紧着眉毛，显得极为深情。他长得很帅气，高大而强壮，头部轮廓分明粗犷，极有雕塑感。我注视着他，觉得他很像“文革”时宣传画上浓眉大眼、激昂雄壮的工农兵。他跟我年龄相仿，“文革”时，他还是学生。那时候他对中国的“文革”很向往，后来终于有了机会来到中国。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在南昌的江西宾馆音乐厅听钢琴演奏，听见弹的都是西洋乐曲，很反感，想中国不是有自己的很好的民族乐曲吗？为什么非演奏西洋乐曲讨好外国人？其实，一个外国人到了中国，感觉不到中国的民族文化，听见的还是他在自己国家听腻了的东西，也很没劲的。

    他的意见当然有可取之处。但是他所说的中国的“民族乐曲”，恐怕多指“文革歌曲”——他能唱很多这类歌曲，包括“语录歌”——这我就很难苟同了。“文革”之于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三浦怕是体会不到的。想想当年人们怎样疯狂地唱着那些从音乐美学上讲也许不算糟糕的如火如荼的歌，把自己的命运，也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给了灾难，我就不寒而栗。

    三浦对中国的历史同样是有隔膜的。就像我们把一个并不熟知的社会常常想象得很坏一样，他也可能把一个他并不熟知的社会的某些历史的个别面貌想象得太美好了。

    这使我记起鲁迅与山本初枝的通信。在那封写于1934年的信中，鲁迅说：

    “……我是排斥汉文、贩卖日货的专家。所以，就这点来说，肯定和你的意见不同。最近我们提倡废除汉字论，处处遭到严厉的遣责……”

    山本初枝的意见具体如何不同，因为手头没有资料，无法抄录。但对鲁迅当时的困境，山本初枝是作了明确记录的。在她当时的怀念鲁迅的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鲁迅来鸿多慨叹，著作问世发表难。”

    诗中说的“著作”自然未必就是鲁迅的废除汉字论，但山本初枝对鲁迅的“排斥汉文、贩卖日货”显然是不理解也不赞成的——虽然这并不影响她对鲁迅的关切和同情。山本初枝热爱鲁迅，同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鲁迅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的批判者。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对自己祖国的情感还不如一个日本人，恰恰相反，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正源于他对民族命运极为深刻的忧患意识。正因为这样，人们在他死后，给他的遗体覆盖上“民族魂”的旗帜。

    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实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经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得到异质文化的许多益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民族传统，因而有了对传统的怀恋和珍视。而中国受到国粹负面影响的压迫太久太深太重，因而有一种挣脱桎梏的渴望。当物质化的世界已经为荒诞感、幻灭感、人的失落和异化感所窒息，以致要寻求东方式的精神解放的时候，我们则正面临着放弃历史传统，追赶并跻入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历史的境遇不同，现实的追求也就不同，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吧。而对我来说，这种相异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所关心并且充满信心的是，这种双向逆反的运动最终是一定会找到一个契合点的，那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人类对自己的精神家园的寻求。

    今日的三浦显然是一个社会理想主义者。我从心里是能够理解并且极欣赏他的理想主义激情的。对于人类生活中出现的某种现象，由于经验的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认识，或者因为无从感受而无从痛切，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情感相通的障碍。因为有一点我相信是共通的，那就是，我们都希望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当然也包括了日本和中国的未来、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未来，都向着大光明、大幸福的地方去。

    岐阜印象

    比较起来，我所见到的年轻一代的日本人，似乎要务实一些。从岐阜去福井的路上，我曾同大牧和松浦二位先生商谈以此次对中野重治的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双方文化往来的事。他们极表赞成，约定在我们离开岐阜之前，同中国学术交流中心事务局的负责人正式磋商，并以协议形式肯定下来。同晚餐一起进行的文学交流会将近半夜十二点才结束。原拟的工作会谈就在之后举行。这时，中国学术交流中心事务局的局长和理事长都早已在隔壁的房间里等着了。他们是两位年轻人，年纪大约都不到四十岁，很精干利落的样子，目光尖锐而灵活。听完了大牧、小石和中国方面关于此行的介绍和对今年继续进行交流的设想，他们沉吟了一阵。然后有一位说，中国学术交流中心是一个民间组织，经费是要靠自筹的。他们当然欢迎进一步的交流，但是他们希望这种交流能产生经济效益。比如气功、针灸，这在日本是很受欢迎的，如果能举办这类的讲座，就会有很多的听众，也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一切都很明确，很实际，毫无浪漫主义的古典情调。也许这同样是中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宗旨之一，却同我的想法相去甚远。如果说这一路之上，我曾被许多崇尚精神完美的人们所鼓舞的话，那么现在我看到了日本更为本质的一面。坦率地说，这是我不喜欢的一面，也是我不愿意接受的一面。如果不是为了起码的外交礼貌，我是很想脱离这种交谈的。但是大牧先生、松浦先生、小石先生却在不断地说，文学的交流也是很好的事情，费用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比如交通，可以用他们的私家车，住宿也可以分散在他们家里，这更有利于中国的作家了解日本的社会生活。这样的支持和体贴使我受到怎样的安慰是可以想象的。

    岐阜县处于日本列岛“腹心”，四面不临海，是所谓的内陆县。作为岛国的日本，这样的县在四十七个都道府中仅有八个。岐阜北部是海拔三千多米的连绵不断的飞弹山地，东部也是山岳地区。与东北部形成鲜明对照的南部是有着丰富水利资源的广阔平原。这一地理特征自古以来被称为“飞山浓水”（“飞弹”是岐阜县北部的旧国名，“美浓”则是岐阜县南部的旧国名）。现在的岐阜县即是明治维新以后由飞弹国和美浓国合并而成的。从历史变迁来看，北部和南部也适成对照：飞弹国发展了以高山为主的文化，在较安定的环境中刻下了自己的历史；而美浓国则历经巨变：壬申叛乱、关原之战等日本历史上多数的战斗都发生在这里，有的成了决定历史的战役。处于东西日本交通要冲之地的岐阜，是于日本历史的关键时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一个地区。在岐阜总务部总务课发的有关岐阜县的介绍上，他们对当地的地理位置之于当地文化的影响做了这样的说明：“本县大致位于日本的中心，在文化上也受到了东日本以及西日本双方的影响。因此，岐阜县民被称作为日本国民中具有平均的气质或行为样式的县民。尤其富有勤劳意念、坚实朴素的素质和协调精神。”

    作为一种对国民素质的认知方式，这角度显得很别致。尽管如此，我以为这些话是相当中肯切实的。因为我有亲身同这些“富有勤劳意念、坚实朴素的素质和协调精神”的人们相处的幸运事实。从乘上高山缆车登临岐阜市的古城楼，纵观多少年来风云际会的飞山浓水，抚摸镰仓幕府时代遗下的武士甲胄和兵器，到参观岐阜新闻中心从不对外人开放的全电脑工作室以及真正是堆金砌玉的闻名世界的日本高岛屋，我们仿佛历经了一次沧海桑田，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极平和而友善的人们。

    自然，我们接触到的也许仅仅是生活的表层。这里的人们不管怎样的彬彬有礼，脸上永远留着蒙娜莉莎般永恒的微笑，然而他们不可能永远没有自己的烦恼、忧伤，以及内在的紧张与冲突。日本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超然世外的决无社会矛盾可言的乌托邦（我们在岐阜市区就看到日本共产党张贴的政治标语，内容是反对某次选举和揭露某官员的贪污，标语印得很精致，张贴得也规规矩矩，颇像国内见到的那种宣传“五讲四美“的小牌子），然而，一种理性的文明和教养的崇尚或者说表现，还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