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最深的电影,都是露天电影。小时候,全公社有十个生产大队,七十八个生产小队。放映队只有一台机器,即便连轴转,每个大队十天才可轮到一次。在我们小孩眼里,放映员就是天底下最可爱的人,其重要程度,远远超过大队和公社的书记。一旦见了他们,我们就追着自行车,纠缠不休,非要把放映信息问个水落石出。
看了一场不过瘾,又要追到邻近大队,连续看上三四遍也不嫌烦。镇上有点特权,有的电影全公社只放一场,我们会毫不犹豫扬鞭杀到。大队放电影的场所,自然在大队部。由于位置居中,也还算合理。偶尔轮到哪个小队,那简直是过年般的喜事。我所在的小队处于三个公社交界,所看场次既多,片目也自然丰饶,可谓占尽了地利。
更令人眼红的便利,是小队旁边,驻了一个营的军队。每周一场电影,几乎雷打不动。若是露天放映,附近老百姓便会蜂拥而来。赶上人家搬进礼堂放映,有面子被放进去的人极少,大多是乘兴而来,悻悻而去。有的小孩从门缝或窗户钻进去,也会被小鸡般拎出来。我的一位学长,一怒之下,往礼堂里拉了一泡屎,被部队扭送到家,哥哥把他打个半死——据说后来他还去拉过。
放露天电影的场所,多在学校操场、队部篮球场或生产队的场院。饲养所和猪场,若有宽广场地,也是放映的善选。住得近的人,搬来马扎小凳或长凳,相当于雅座一级享受;来得早的,抽把稻草,或搬块石头,坐在离银幕较近的地方。约有一半的观众,只好站在远处,伸长脖子,把电影看完,再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家去。
银幕多挂在专业的杆子上,有时也直接投到粉墙上。1975年海城大地震那天晚上,我正在生产队养猪场看电影,幕布挂在两棵落花松上。电影放到一半,突然山摇地动,幕布随着落花松的摇动而剧烈摇动,影像自然无法看清。人们尖叫着四处逃散。地震持续几分钟,停下后,人们又聚拢回来,把电影完整看完。
那时可供选择的片目较少,每个电影看的遍数自然就多,精彩的台词就被大家背下来了。厉害的,几乎可以背诵整部整部的电影台词。外国电影,看得多是朝鲜的、苏联的、越南的、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以及另外几个东欧国家的。《桥》的插曲《啊,朋友再见》就是那时学会的。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中唱到:赶快上山吧同志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祖国将要获得自由解放。后来美丽的女主角说:没想到,革命者还会弹吉他呢。这些我们学会后都成了口头禅。
不知为什么,这些歌和台词,几十年后重温,还会有暖暖的感觉。
现在,人民公社生产队、饲养所养猪场、文化室以及篮球场,都成为历史云烟了。露天电影,自然也在消失之列。如今的镇政府村委会村民组,弄钱搞经济,似乎都很有一套,但村里的文化生活,可能不在视野之内。村民们也是抱着电视机,各玩各的,凑在一块看露天电影的事,看来再也不会发生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到北京时,也看过露天电影,似乎在学校操场上。那时的学校单位,大多都有自己的影院,票价之廉近于白送。现在,大家都得到院线看电影了——舒适固然令人欣喜,但暗中发出笑声的,似乎来自另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