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纪的中国文学学术史,“胡适”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名字。他以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句自命,实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研究转型期最有影响力的开创引导者之一。他继王国维之后,用考据学的方法研究通俗小说等古代俗文学(或称白话文学)作品,为戏曲小说进入文学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在他之后,许多学者沿其路而扬其波,形成了整理研究古代通俗文学的高潮,郑振铎就是这股潮流中成就卓著的一位。
然而,翻开1998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全集》,除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还能看到《白话文学史》的影响之外,竟很难再找到胡适的影子了。郑振铎有没有受过胡适的影响?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这种学术传承为什么在论文中被他刻意回避?个中深意只能为会心者得之。
据《胡适日记全编》,1921年,亟待改革的商务印书馆多次邀请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任职商务。胡适无意辞去北大教职,但盛情之下有了上海之行,7月18日,抵达商务印书馆的胡适见到了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和叶圣陶。其时郑振铎尚未成为《小说月报》的主编。此次见面,虽无从考证是否是郑第一次见到胡,但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勉励郑振铎去做一个改良编辑所的意见书,言辞之中颇显师者风范。1923年10月10日,郑振铎与高君箴在上海一品香举行婚礼,胡适亦被邀为观礼嘉宾。反观《郑振铎日记全编》,亦有两人相交记载:1927年郑振铎避难欧洲,欲去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伯希和带去的敦煌文献,胡适就曾从国内邮去介绍信。因为就在此前一年,胡适曾在伯希和的亲自陪同下到国家图书馆影印过敦煌文献,只不过他所侧重注意的是敦煌卷子里的禅宗史料,而郑振铎关注的是俗文学。
就治学范围与治学方法而言,无论是否直接,郑振铎得胡适之影响寓目可见:郑振铎一生致力于中国俗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与胡适“白话文学”观念一脉相承;郑振铎采用版本学考据学的方法研究古典小说的演化,得力于胡适的小说考证成果;郑振铎大力提倡的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是胡适鼓吹“整理国故”思想的响应;郑振铎以“清道夫”自拟提议扫除《诗经》研究的意识障碍,也可从胡适那里找到源头……然而,除了《中国俗文学史》直接引用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的论述之外,经过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郑振铎全集》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及各文学论文,均淡化甚至回避了胡适对其的影响,对比此前发表于《小说月报》的原稿,则可明显见出这种刻意的回避: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八章:梁启超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为什么这一类的叙事诗会起于六朝呢,他主张,他们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翻译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但有人则反对他的主张。
“有人”二字在《小说月报》发表时为“胡适之先生”,且《全集》收入版删去了后面一段引用胡适的话。更有甚者,原稿后附的参考书目“八”为《白话文学史》,亦在修订本中被删除。
《西游记的演化》一文:最大的一个问题,便是,吴承恩本的《西游记》是创作的呢,还是将旧本加以放大的?……鲁迅先生以为吴的《西游记》是有所本的……
《小说月报》发表时后有一段文字“胡适之先生则极力否认此说。他把吴承恩的地位抬得更高。”此语与后一段引文全删。
众所周知,胡适一生治学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简扼说来,就是“三术”: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这个方法曾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进程。而郑振铎在1958年做的反思,则恰恰针对这个方法,他说:
在我的著作中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治学方法……这是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我那时所介绍的“新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此外还有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把很多东西都看作外国来的……当然,各国文学都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而像我那样强调是不对的,说近代民间文学都是印度影响是不正确的。(强调中国文学的印度影响,在胡适20年代的日记中即有记载。)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反省?为什么要着力批判治学方法上的“资产阶级观点”?联想到1958年这个政治气氛相当敏感的时代背景,我们便可释然了。《全集》用的是1957年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文集》的底本,而这个版本,正是郑振铎自己于1957年前后亲自修订过的!既然刘大杰能将《中国文学发展史》修改为儒法斗争史,郑振铎抹去他论文中的“胡适痕迹”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欲追寻20世纪学术背景的后来研究者来说,这种刻意回避只是一道做作的轻纱,它遮蔽住了胡适影响在文本中的显性表现,却掩盖不住学术转型期胡适作为引导者的蛛丝马迹,更抹杀不了学术传承链条上的学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