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世纪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分为两个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在这一世纪的发展也以此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并没有受到过应有的重视，传统音乐作品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新音乐创作更为罕见；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事业也逐步在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人民和各民族音乐家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世纪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主要成就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前，只有个别音乐家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搜集整理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作品。在这方面成绩比较突出的是王洛宾和王云阶。王洛宾先生1938年在兰州从一个过路的维吾尔族汽车司机那里，记录了吐鲁番民歌《达坂城》，此后，他曾深入甘肃、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搜集、整理了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半个月亮爬上来》、《青春舞曲》、《曲曼地》；哈萨克民歌《黄昏里的炊烟》、《暮色苍茫》；乌孜别克族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他还根据哈萨克民歌《洁白的前额》改编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歌曲。这些少数民族民歌和根据少数民族民歌改编的歌曲后来流行全国，被人视为中国民歌的代表作。(注:请参看杜亚雄:《在兄弟民族中生根开花的作曲家—王洛宾》，刊《人民音乐》1983年第二期。)王云阶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青海教书，在工作之余，记录了流行在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中的“少年”。他不仅记录了许多首“少年”的曲调和歌词，而且对其中一些民歌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关传说作了说明，为方言词汇注音并注明词意，记录了歌唱时的情绪、唱法的特点、曲调的性格等。50多年前，能这样仔细地记录民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所记录的民歌，都发表在1943年《青海民国日报》的“乐艺”音乐副刊上，后来整理成册，1957年在上海出版。(注:王云阶:《山丹花》，上海音乐出版社，1957年，上海。)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解放大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在部队工作的音乐家就开始了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采访调查。1950年中央访问团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一些音乐工作者随团前往，了解了少数民族的音乐情况。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如新疆的“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和甘肃、青海的“花儿研究会”等，开始了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进行搜集、整理的工作。但是这一时期的搜集、整理工作还不够全面，也不够系统。

　　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委员会在国家民委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协助下，共同组织了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58年，这一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并组成了16个调查组，分赴16个省、区进行调查。文化部组织音乐工作者参加调查组，对包括传统音乐文化在内的30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进行调查，并撰写了一批调查报告，编辑出版了两册《1958年少数民族文艺调查资料汇编》。同时，音乐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歌曲集，如《哈萨克民间歌曲集》(1956年)、《云南民间歌曲选》(1957年)、《藏族民歌选》(1958年)、《鄂尔多斯民间歌曲选》(1958年)《侗族大歌》(1959年)、《哈达献给毛主席》(1959年)《云南、贵州少数民族民歌选》—(1959年)、《侗族民歌》(1960年)、《新疆民歌》(第一集)(1960年)等。

　　此次调查是我国第一次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的大规模调查，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64年基本结束。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除对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进行普遍的搜集、整理之外，曾对维吾尔族宫廷音乐《十二木卡姆》、藏族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歌舞、纳西族古典音乐《白沙细乐》和流行在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多声部民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工作。同时，生活在祖国宝岛台湾省的民族音乐学家，也对高山族音乐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调查。

　　对《十二木卡姆》的整理工作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音乐家共同进行的。1951年，新疆文化厅组织了“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著名木卡姆大师吐尔地.阿洪所演唱和演奏的《十二木卡姆》，由万桐书等汉族音乐家录音、记谱、整理，1960年由音乐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

　　藏族的歌舞音乐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1958年，中国音乐研究所派音乐学家毛继增去西藏，搜集、整理囊玛和堆谐，《西藏民间歌舞—堆谐》和《西藏古典歌舞—囊玛》分别在1959年和1960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此外，长江文艺出版社在1956年出版了由作曲家彦克搜集整理的《丰富多彩的藏族歌舞》。

　　《白沙细乐》是纳西族一部在葬礼中演奏的古典音乐，40年代末已濒临灭绝，仅有少数民间音乐家会演奏。1956年丽江县组织了“业余古乐队”向老艺人学习。1962年，中国音乐研究所派音乐学家深入丽江地区，在纳西族音乐家的帮助下，对有关《白沙细乐》的历史、演奏形式、乐器以及有关演奏家进行了调查，并经过录音，整理出了10首乐曲。

　　50年代初，薛良先生在深入侗族地区采风时发现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多声部民歌存在，引起了音乐界极大的兴趣。贵州省有关部门和中央音乐学院的方暨申等人曾对这一地区的多声部民歌进行了搜集和整理。

　　60年代，生活在台湾的汉族音乐家吕炳川和许常惠等人对高山族的传统音乐进行了调查和搜集，他们的成果后来在台湾出版。

　　1979年7月，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发布《搜集、 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规划》，根据这一规划，由这两个部门联合组织了大型类书总集《中国民族音乐集成》(下分民歌、曲艺、戏曲、民族器乐四部)的编纂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搜集、整理传统音乐的高潮，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了进行这项工作，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专门机构，逐步建立起一支搜集、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专业队伍。

　　《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是一个宏伟的传统音乐搜集、整理、编纂的系统工程，全书约有120卷，总字数在2.4亿至3亿之间， 有数千名音乐工作者参加了这项规模浩大的工作。在20世纪，民歌和民族器乐部分已基本出齐，全书将在21世纪初全部完成。

　　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是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很少有人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有许多民族音乐学家前往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和考查，在40多年中，他们的足迹遍及各少数民族居住区，采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学术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在各种音乐期刊和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音乐的“简介”、“概述”之类资料性、综述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系音乐家们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后，根据搜集到的资料经过初步整理而写成的，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扎实的资料积累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先导。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主要处在资料积累阶段，80年代以来则是以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和逐步深入为标志的。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大陆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和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推广，对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有明显的进展。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思路更为广阔，方法更为多样，并开辟出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出现了许多有科学价值的学术成果。音乐学家们除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形态学的研究外，还进而探讨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与其所植根的物质生产、社会历史条件、精神生活的相互关系，即从文化背景入手，总结每个民族音乐发展和演化的规律。同时他们也开展了对各民族音乐进行的比较研究，通过对某一个少数民族的音乐与国内外其他民族的音乐进行形态学、民族音乐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参照比较，发现其异同，进而探讨其原始形态和独特的个性。新方法的采用，使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80年代初，通过编写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 曾组织了全国各地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学者对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均写出了概要介绍。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着手编纂有关少数民族音乐的大型志书。最先问世的是1986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此后，白族、基诺族、侗族、土家族的音乐志撰修工作纷纷上马。进入90年代以来，出版了许多有关少数民族音乐的专著，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伍国栋主编的《白族音乐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杜亚雄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樊祖荫的《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同时在扬民康的《中国民间歌舞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伍国栋的《中国民间音乐》(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田青主编的《中国宗教音乐》(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和王耀华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专著中也较多地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音乐。

　　从50年代到80年代，有关介绍、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论文大都在《人民音乐》、《音乐研究》及各音乐院校的学报上发表。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艺术刊物纷纷问世。如《新疆艺术》(1981年)、《延边音乐》(1982年)、《西藏歌舞》(1982年)、《草原歌声》(内蒙古，1980年)和云南的《云岭歌声》(1983年)、《民族音乐》(1983年)、和《民族艺术研究》(1988 年)、 广西的《民族艺术》(1986年)等。这些刊物不仅发表介绍和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论文，而且对发展少数民族音乐创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