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读·戏说

　　“经典常读”栏目特开辟“戏说”系列，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解读中外经典戏剧。

　　我看过曹禺的四部代表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的现场演出，包括传统现实主义、先锋派、身体戏剧等多个版本，但是始终没有太多兴致多了解一些这位中国戏剧的泰斗级人物，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下面一段文字：

　　“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曹禺写于1936年1月）

　　我忽然读出了剧作家的孤独寂寞，与其身前身后的一片喧嚣形成很大的反差，那一片青云迷雾之上，不是冠冕堂皇的正部级宝座和云山雾罩的伟大剧作家的头衔，而是一颗迫切但终究惴惴的孤独的心，怀有少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样的情怀我不曾在任何一出曹禺戏剧的现场演出中看到过，于是我翻开剧本，第一次开始读真正的《雷雨》。

　　人的困境

　　被忽略的序幕和尾声，意味着新的高度

　　《雷雨》是大致符合了“三一律”原则的作品（除第三幕不在周府在鲁家），时间紧凑，人物个性鲜明，矛盾冲突集中，舞台感极强的同时阅读感也好。但是合上书的第一感慨却是，封建社会黑暗？封建家庭的丑恶？阶级压迫？资本家的罪恶？……这些印象里解读《雷雨》的符号，都不是我在这部作品中读出来的要义。若真如此，那倒真像是二三流作品的主题，真是让曹禺先生愈加地孤独了。

　　《雷雨》讲的是人的困境，这个比较是一流作品的主题。第一个层面是感情困境。周朴园抛弃前妻侍萍后用保留家具等纪念方式寻求自我解脱，重逢之后从掩饰到主动公开侍萍身份以谢罪，乃至将自己的住所捐助教产，这都是周朴园寻求摆脱情感困境，实现自我救赎的努力。侍萍的困境在于一生无法释怀的被驱逐的爱情，她一生都在逃离，但是所谓命运终究把她投入到旧情的漩涡，以致坠入精神崩溃的深渊。蘩漪死死抓住周萍这根感情的稻草，想要摆脱她与周朴园的婚姻牢笼，岂知“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最惨的是周萍，与后母的乱伦之恋尚未摆脱，又掉进更令人绝望的与同母异父妹妹四凤的孽恋，如此悲催的困境，结局只有死亡。四凤要摆脱母亲的爱，却仍然无法投入周萍的怀抱，当这个困境解脱的一刻，却发现自己投入的是兄妹间不伦的高压禁区。周冲为了自己爱的人而献身，即使对方并不爱自己，他是剧中唯一在最后时刻解脱感情困境的人。鲁大海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父亲和哥哥，这是他终生无法摆脱的困境，他选择逃跑，终究是一个有点诡异的归宿。鲁贵是个市侩人物，即使人人厌弃他，却也算不得是他的情感困境，既然不写鲁贵的情感，这个人物便难免流于脸谱化和功能性，一方面他是侍萍一家和周朴园一家的联系点，另一方面，剧中人物出场、下场调度大都是鲁贵的指使或者传话。

　　我想《雷雨》首先是一个很清楚很明确的情感故事。排演者历来更多地把重心放在事件的纠结和冲突上，似乎一说情感就好像降低了此戏的分量似的。其实，情感困境对应的便是人性的困境，相爱却不能在一起，是亲人却要互相背弃，都是文学中揭示人性最有分量的命题，《罗密欧与朱丽叶》、《美狄亚》等经典悲剧都涉及这两个几乎永恒的命题。

　　《雷雨》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困境，它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道德秩序，一个是社会秩序。尊卑贵贱礼教道德，固化的家庭形态和社会形态令人窒息和绝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对固有的社会和家庭格局产生强大冲击，旧的礼教并未崩溃，新的问题接踵而来，经济恐慌、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笼子，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未来，更没有人为之指出方向。作者身处巨变的时代之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困惑、迷茫、焦虑和绝望的情绪，并且通过这样一个悲剧故事有效地引发人们对社会进行深入的思考，这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我此次阅读的新发现，即曹禺还把思考指向了第三个层面的困境——文明困境，则提高了这部剧作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

　　这个发现就是《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据说这两小段戏曾经被搬上过舞台，但我没有看过。无论如何，它们很少被提起，作为“两件累赘”遗落在书本里已经很久了。这两小段戏很简单，以两个小孩子的视角来呈现，周朴园在十年后去探望已经疯了的两位妻子（侍萍和蘩漪），此时的周家已经变成天主教的医院，引领周朴园的是教堂的“姑子”，耳边响着的是教堂的钟声和做弥撒的音乐，整个剧的落点是“姑乙在左边长沙发上坐下，拿了一本《圣经》读着。舞台渐暗。”好的剧作没有闲笔，剧终落点更是极其重要，行文利落讲究的曹禺剧作也是如此。

　　《雷雨》在序幕和尾声中营造了非常浓厚的宗教气氛，而且是在一个医疗精神病症的场所，透过代表未来的孩子的视角，其实已经把解脱前两个层面困境的路径隐隐地指向了西方文明。对中国人情感困境和社会困境的终极思考，其实是对中华文明困境的追问和思考。虽然我不大欣赏作者给出的西方文明的指向，但是一个剧作家如果真的思考过文明困境，并对某个文明产生希冀，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值得尊敬。也许曹禺觉得这种思考并不成熟也不敢太肯定，所以他将其隐藏在序幕和尾声里。随着时代的发展，也许曹禺自己也觉得这个方向指得实在没必要了，或者不敢再提了，因为中国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虽然那依然是“西方”的。

　　戏的毛病

　　巧合成为主要推动力，太过刻意。写命运尤其不能写巧合，而是要写必然

　　以前我对《雷雨》并无大兴致，我自己也没认真想过是为什么。这次读《雷雨》，我不仅知道了这部剧作的好处，也终于明白了一直以来对曹禺作品没有兴趣的原因。

　　我一直不太喜欢“巧合”的戏，尤其是巧合成为戏剧推动原力的戏，也就是说，戏剧中主要事件是巧合造成的，并且巧合事件成为戏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周朴园抛弃侍萍是在无锡，多年后都来到了天津，并且在此重逢，这是第一大巧合。侍萍的丈夫和一对儿女都在给周朴园打工，并且都与之发生直接的利益关系，这是第二大巧合。侍萍的女儿跟自己一样都爱上了所侍奉主人的公子，这是第三大巧合。这三个巧合都是这出戏的原始动因，缺了任何一条该剧都无法成立。

　　文学是揭示必然而非揭示巧合，巧合用得好的，一般是小巧合事件揭示主要事件的必然性，从而揭示主题的必然性。而以大巧合事件即成为戏剧主要推动力的事件来揭示主题，总是有作者故意之嫌。而《雷雨》中这些巧合似乎还成为一些人赞美这个戏的一个重要原由，诸如“命运悲剧的必然结局”、“无法逃脱的命运怪圈”云云，都太扯了。写命运尤其不能写巧合而是要写必然，有人搬来古希腊悲剧也无济于事。《雷雨》显然不是写真实事件，其次这个戏不是根据传说改编，在创作方法上毫无可比之处。

　　读《雷雨》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满”。这个戏人物非常丰满，性格鲜明，情感充沛，个性突出，人物间的矛盾异常尖锐，情节节奏也很紧凑，矛盾冲突一刻也不停歇，而且在一天之内便完成了所有矛盾的积累和总爆发，作品一气呵成，令阅读者不能喘息，真是没有一处不纠结没有一处不激烈没有一处不往死里整。我必须感叹作者的技巧太好了，这似乎是戏剧写作绝对的优点，但是我总觉得一出戏也好一部小说也好，都应该开一扇窗，让作品可以透透气，让读者和观众呼吸到情怀的迷人空气，更加透彻地感受人生的况味。就像《哈姆雷特》中王子的独白，《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玛丽片刻的欢愉，或者《茶馆》中三个老头撒出的漫天纸钱……越是写残酷的戏，越是要留一笔柔软，越是写困境的戏，越是要留一笔飞扬，越是写一出悲剧，越是要留一笔开怀……当然，这仅是个人阅读的一点不满足，算不得批评。但是我想《雷雨》若有类似一笔飞扬的桥段，必有新的高度，作者想要表达的悲悯情怀也将更加清晰和强烈。

　　当然，《雷雨》还有其他所谓斧凿之痕，都被我视为小问题。比如人物个性的设置过于有用，情节设置过于精巧过于戏剧性。读到第四幕我甚至觉得作者有点非要完成“三一律”法则不可的样子，赶着要在一昼夜之内完成最后的戏剧高潮，诸如此类不再赘言。

　　阅读《雷雨》，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挚、技巧好。看似简单，放眼望去，中国戏剧文学中够得上这两条评价的真是不多。也许还是我读得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