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云：上善若水；又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也借用这个比喻，说：人民如水，我们不能只顾喝水。我们在喝水的同时，在向衣食父母索取生活需要和荣誉的同时，不妨停顿一下，通过“人民”这面如水的镜子，照照我们当今的文艺评论。

　　现在文艺评论越来越小众化，走的是一条比较狭窄的道路。文艺评论基本上是圈子里的人在看，在感兴趣，与大众的生活隔膜很深。其原因，固然与社会多元化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有关系，不过，从评论主体的角度看，我们的文艺评论者普遍缺少了一种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缺少一种以文字介入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太少，对时代话语把握不住。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往往还赶不上微信里面的一条段子深刻、吸引人。现在学术圈子里，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八股风气、圈子文风，文学研究的功利化倾向严重，行文死板僵化，语言乏味，而且喜欢卖弄一些令人费解的理论、概念、术语，似乎不那样就不叫学术。那样的东西，连作者自己都不愿看第二遍，又怎么能让别人爱看，让“人民”爱看？一些评论家缺乏一颗“艺术公心”，评论标准摇摆，有时把一流作品批得体无完肤，有时又把三流作品捧得头头是道，今天迎合这个，明天迎合那个，如此，文艺评论的公信力何在？这样的评论和论文越多，证明评论离“人民”的距离越远，离“人民”的信任度越来越远。

　　俄罗斯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人民是土壤，它含有一切事物发展所需的生命汁液；而个人则是这土壤上的花朵和果实。”别林斯基的这个比喻看似寻常，实则有些意味。从文艺评论的角度讲，说人民是“土壤”，意味着人民是评论家言说的根本语境，离开这个语境，评论也就丧失了生命力。评论家个人从土壤里生出来，变成“花朵和果实”，一方面说明这个“个人”带有了“人民性”，包含了正义和进步等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人民”的成果，个人以美和丰满的形式回应了“人民”。对“人民”的回应是评论家的本分所在，也是独特所在。他独特到可以用人民供养的“生命汁液”去写评论，写出既有个性又能感染人的文字，并且可以有向土壤言说的权威了。

　　“人民”所需要的评论家，首先应该是一位好的话语家。这里的话语，不光包括私人话语，也包括公共话语，评论家应该学会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他的文风扎实，能用公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表达观点，既带有个人的风格，又能启发大众的言说欲望，道出同一语境里普遍隐藏着的心声。作家有话语之根，那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声音，是最亲切、最贴近生活的言说。评论家也应该有自己的话语之根，对中国作品的评析，用中国话说出来，让人懂得，让人回味，而不是半生不熟地炒作脱离中国语境的那些词汇。世界上的道理，最深刻的往往与最诚朴联系在一起，最先锋的往往与最民间的联系在一起。坚持诚朴，倾听民间，说出真理，正是评论的魅力所在。可惜现在，真正用中国做派说中国话的评论家还是嫌少，有魅力的文艺评论也不多。

　　“人民”所需要的评论家，是货真价实的文艺鉴定家。要坚持艺术的公心不容易，除了某些情况下“私心”作祟，还存在一个审美能力的问题。一个评论家面对作品，如果缺乏一个专业的鉴定眼光，文学感觉不到位，审美水准低下，再有公心也是枉然。不能准确说出好坏，犯常识性错误，实际上等于和文学隔着一层，成了门外汉。我们看一些考古专家，一件文物放在面前，观摩片刻，即能说出一件陶器的年代、一幅字画的真伪，当文物持有者问：“这是西周的吧？”他说：“不，这是上周的。”并能讲出一套可靠的证据。文艺评论家也当有这样的本事。一部文学作品摆在案头，看完或者不用看完，即能准确鉴定出这部作品的成色和瑕疵，好处说出好来，坏处说出坏来。这样的评论家让“人民”信服。虽然，文学作品跟文物有所不同，前者或多或少带有某种艺术的含混性和想象、情感、虚构等因素，所以有“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说法。不过，智者见智是因为作品里面有“智”，仁者见仁是因为作品里面有“仁”，有靠谱的东西，如果无智说智，不仁说仁，就不是一个评论家该有的水平了。

　　“人民”所需要的评论家，是有社会良知的人。社会良知这个词人们常讲，听得有点麻木，可它确实稀缺和重要，又不容易实行。对一个评论家而言，社会良知首先意味着一种担当？担当什么？担当最高的人道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就在于他能脱开自身利益，站在人道的立场，为他人说话，为公众说话。一个哪怕最失败的知识分子与一个最成功的商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要有点钱活着，就有脱开自身利害为他人说话的本能，而后者活着是为了有钱，为他人说话办事的出发点，大多还是自身的利益。鲁迅当年在《关于智识阶级》的演讲中说：“真的智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智识阶级。”所以，是否“不顾利害”是检验真假知识分子的根本标准。不顾利害才能去担当，否则，老是打着个人的小算盘，如何担当？真的文艺评论家，天然地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的职责是又评又论，当然更应该担当，更应该不顾利害，更应该去言说。

　　“文艺”评论家作为一种身份，意味着他主要是站在“文艺”的本体立场上说话，这样才有效、得体。文艺的本体立场大致来说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文本内部去解析文学性、艺术性，另一方面是从宏观上评价作品所涉猎的社会历史内容，两者缺一不可。关于社会历史的评论，必然要涉及公共领域，必然会产生公共话语。那种公共话语的好坏，必然反映出评论家的社会良知达到什么程度。有悲悯情怀，明是非善恶，同情弱小，关注底层，是公共话语中的应有之义。文艺评论家当以文学和艺术的方式，为“沉默的大多数”说话，为“人民”说话。

　　英国诗人济慈有一句名言：把名字写在水上。通俗地借用一下，我们是把评论写在水上，能不能留下痕迹，就看作为和造化了。人民如水，当我们在水面看见倒影的时候，但愿能问心无愧地说：我是我自己，我同时也是“人民”。

　　（作者系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