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张岂之画像。罗雪村绘

　　在西北大学的校区花园，常有一位老者在散步，他就是闻名遐迩的张岂之。

　　张岂之曾在重庆南开高中读书，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自此就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张岂之认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价值和特征体现在人文精神的弘扬方面，核心是关注人的发展和人生的价值理想。

　　一次闲谈，涉及目前学术界的各种各样的“大师”，学生问：“如果学生要给先生一个称号，先生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称号呢？”张岂之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你们认可，我愿意做一位人文学人。”

　　人文学人？好像太普通了吧，学生们不禁默然，但沉思片刻，又不禁称叹：人文学人是多么平实而又富有魅力的称号啊！人文学人从侧面反映了张岂之所具有的朴实无华与谦虚谨慎的情操。

　　张岂之读中学时就对人文学科感兴趣。后来到大学教书，成为人文学科的教师。20世纪90年代，他将人文学术研究喻为“绿色的春草”。因为他喜欢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句：“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春草”虽不是参天大树，但人间都需要充满生机的春草。如果没有春草，世界岂不是十分单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离开了人文学科，将从何说起呢？

　　他在一篇题名《春草》的随笔中写道：“如果将科学技术称之为大树，那么，关于‘人’自身的学问，如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可以叫做春草。不但不可以否定春草，而且应当如实地将她看成是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之‘体’。所有的尖端技术，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生活，无一不是‘人’的创造，而最后必须是为‘人’服务的。因此，研究‘人’自身的学问，即人文学科，由此引导人们实现自身价值，即所谓‘人文精神’，这可视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本根。”

　　张岂之在人文学科，特别是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曾提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理念：兼和、守正、日新。“兼和”是指兼容并包、和谐统一，指学者要有宏大的学术研究视野与宽广的学术胸怀。“守正”，指做正派的人，在学术上走正道，体现在做人和做学问上都要实事求是。“日新”，指不断创新。

　　在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结合上，张岂之进行了尝试和探索。他认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各种不同思想观点，都具有交叉、相互影响的特征，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单一的思想，而是各种思想并存，虽然其中有主、次之分，但它们时而相互对峙，时而融合，从而产生着新的思想；中国思想史并不是单线条的儒家思想史，也不是道家思想史，而是不同思想学派之间的并存和融会的历史。

　　近年来，面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课题，张岂之在编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丛书》的基础上，将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诚实守信、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等关键词，并出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等多种著作。

　　从1994年至今，张岂之一直参与大学文化育人的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他在《我理解的人文教育观》一文中大声疾呼：“大学应承担这样的任务：在科学技术、经济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与协调发展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新的创造。反过来看，如果大学不能提出和试着解决时代的尖端问题，仍墨守成规，否认文科，特别是人文学术的深层意义和作用，那就会失去在教育和科学上应有的地位。总之，大学应是时代精神的折光镜，是先进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体。”

　　张岂之已年逾八旬，但仍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谈吐儒雅。人们打听他的养生秘诀，他说：“对学术工作者来说，应当力争延长学术生命，为达此目的，就必须过简朴生活，使心志不为声色犬马所干扰，不至于沉醉在人为的‘安乐窝’中消磨时日。必须涵养性情，忠实一种高尚的学术探求，在充满物欲的世界中保持心灵的平衡。必须不断学习、思考，看到自身的不足，尽可能保持思维的灵敏度。”

　　这段话是张岂之在《谈学术生命》一文中的论述，也是他人生与治学的写照。

　　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受侯外庐中国思想史专题课的影响，于1949年开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2年底赴西北大学任教。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担任侯外庐的助手，参与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与侯外庐、邱汉生合编的《宋明理学史》，是宋明理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作品。他是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与文化素质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