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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后的诅咒与祈祷——读曹明霞长篇小说《日落呼兰》

时间:2013年04月26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鲁守平

《日落呼兰》

曹明霞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从小说叙述的时间来说,曹明霞的《日落呼兰》可以说是萧红《呼兰河传》的续篇。萧红笔下20世纪20年代呼兰河畔民间的贫苦、愚昧、迷信、麻木一如既往,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又雪上加霜,苦难变成了灾难,悲凉变成了悲哀。在《日落呼兰》中,不要说普通的受难群众,仅仅死难者就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刚强的,柔弱的,勇敢的,胆小的,迷惑的,幼稚的,自私的,贪婪的,霸道的,残忍的,良心未泯的,伪善真恶的,都在战争的浩劫中受难受死,谁也不能违背战争的逻辑。必须写到各色人等的横死、暴死、惨死、冤死、无辜的死、活该的死,否则就无法揭示战争的非人性、非理性,就无法有力地暴露战争的罪恶与荒谬。谴责战争,诅咒战争,是小说的主题,然而又不能把《日落呼兰》笼统地说成是反战小说。小说对日本侵略者抢劫杀人的暴行,对归屯并户、实行街村制的殖民统治,对开矿山、伐林木、修铁路、建机场的经济掠夺,对许多中国劳工丧身矿井、在火锯厂里断指盈筐的罪行都有充分的揭露,并多次借铁骊镇百姓的口指出,客人来到主人家,又抢又夺,又捉又杀,上逆天理,下悖人情,是不能接受的,从而没有陷入不讲历史是非的泛人道主义的偏颇。《日落呼兰》不是一般的反战小说,而是一部在回顾与审视日本军国主义者由嚣张到溃败、由炙盛到衰落的历史之后,摆下亡灵为祭品,发大心愿,遥祭无数个无罪有罪的亡灵,发愿人类世界应该永久和平的祈祷之书。作品盯住的不仅是那些在战争中毁灭的人,更是那个制造人的毁灭的战争。长篇小说不怕说小故事,怕的是没有大情怀,《日落呼兰》就是一部从小镇说起,在大格局大视野中体现大情怀的大书。

  背靠1931年到1945年东北抗战这样的大背景,面对小镇、平原、山林、雪原这样的大场面,涉及百姓、抗联、日军、开拓团这样纷繁的故事,把人物活动纳入到15万字的小说中,需要何等的腕力!作家没有摆出一副指天画地的架势,只是用一支纤笔朴实平静、工笔细描地讲述着这片苦难土地上的日常生活,像一个早已流干了泪水的老人,回忆那些已经远逝却仍然活在她心中的往事,细节饱满,具体而微,清晰真切,举重若轻,整个小说像一篇故事版的21世纪的《吊古战场文》,像一幅小说版的油画《希阿岛的屠杀》。细节饱满往往篇幅就不容易控制,《日落呼兰》剪裁果断,基本上不做情节过程叙述,使作品情节跳跃而不失连贯,叙述从容而不拖沓,语言精炼而不干涩,显出作家写作经验丰富,在结构和语言上用足了功夫。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作品的第一主人公不是抗日英雄,也不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战士。从14岁到28岁的洪庆山勤苦能干,善良仗义,又胆小怕事,是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人见人爱的好青年。他是家庭劳力的顶梁柱,也为日本人干活挣钱。他拒绝加入宪兵队当特务,也不肯进山加入“山林队”,他只是希望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老老实实过日子,谁也不招谁,谁也不杀谁的人”。最后在患难中与日本女人花田生下一儿一女,花田死后,又命中注定地要与日本姑娘纯子一起度过剩下的日子。你可以不赞同他的和平幻想,却深深理解和赞同他的和平愿望。在他卑微的身躯里,有一颗与全人类相通的高尚的灵魂。选择这样一个非英雄少血性的中庸人物在抗战作品中做主人公,还是第一次出现。

  第二是全书14章,从第5章起,日本来了开拓团。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有小规模东北移民。1932年后,向中国东北移民成为日本国策,其目的是逐步改变满洲的民族构成,永久占领东北,同时作为准军事组织,储备后备兵员。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使东北人民破家失地,成为日本人的廉价劳动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东三省秩序一片混乱,饥饿、寒冷、怕报复,“日本男人疯狂地采用多襄井的办法,杀死老婆孩子,再自杀,有纵火的,有爆炸的,一家一家的死,一片一片的烧毁房屋”,还有许多开拓团移民后来成为日本政府的“弃民”,反而是中国群众收养了许多日本弃儿。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出现在小说里,具体地展现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反对和遏制罪恶的战争,应该是全人类的事业。相比起来,个别作品让侵华日本兵在临死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妻女的照片,以显示日本兵也有人性,就显得幼稚浅薄了。

  《日落呼兰》发表在日本政府策划“购买”钓鱼岛闹剧引发中国东海局势紧张之际,不知道作家的祈愿能否得到国际政治家们的重视?


(编辑: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