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二炮文工团副团长陈思思在两会上广受关注，而她关注的话题和进行的调研，与自己的演出经历密切相关：“我借着‘美丽之路’演唱会的机会，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4次跟随中华文化联谊会等组织、演出团体演出。每到一地，我都会用近半个月的时间和当地的民众、音乐人、文艺界人士交流，也到当地市场化程度颇高的文化公司、经纪公司进行了解。我感觉，我们的文化输出还不对等，期待日后能有更多深层次的交流。”

　　文化交流的“赤字”似乎是一个老问题，如今两会“老调重弹”，在于委员们认为：中国对外的影响力过于薄弱，已经到了文艺界必须正视和有所行动的关键时刻了。

　　“很多进入巴黎卢浮宫展出的中国美术作品，都是二流甚至三流的，根本无法代表中国美术当今的真实水准。外国人看过这些作品之后，会觉得中国美术这么多年来并没有取得进步，这无疑会对国家形象带来损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吴长江说。

　　如何让更多的中国艺术家去西方主流美术馆、博物馆展出作品，被更多外国公众所熟知，这在吴长江和尼玛泽仁等委员看来，是很急切的事情。不仅是视觉艺术，有人曾感慨，每一位中国知名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更著名的西方作家：鲁迅背后有果戈理、茅盾背后有左拉、巴金背后有托尔斯泰、曹禺背后有奥尼尔、郭沫若背后有惠特曼和歌德、艾青背后是波德莱尔，而郭小川和贺敬之身后的人是马雅可夫斯基——自从1934年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后，中国在吸收和融合西方艺术方面的意识不断增强，但在将中国文化深入到西方文化方面的成效则不让人满意，当富含中华文化底蕴的作品越来越少，效仿西方的复制品越来越多，我们在惊觉自己已被西方文化包围时，文化主流“入超”趋势依然明显。

　　在汉代，丝绸之路以商业带动的文化交流与发展曾写下辉煌的业绩。可如今，对外演出市场在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带来交流新机遇的同时，也给文艺界带来不大不小的尴尬。“如今有太多低水平的演出团体去国外演出，其中有很多都是由政府买单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据我所知，一些业余团体都能通过各种手段进入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外国人不会分辨你是山东的还是东北的，他们只会认为你是中国的，而这些根本无法代表中国艺术真实水平的演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沛东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协副主席、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是应该去西方重要国家的主流城市，与该国比较成熟的经纪公司合作，在主流的演出地点展现代表中华民族真实艺术水平的作品。一些国内艺术团体出国演出，针对的仅仅是当地的华人华侨，只在华人的圈子里自娱自乐，演出时间常常被安排得很晚，因为到那时在餐馆打工的华人才有空闲，更离谱的是这些演出的票往往还是免费赠送的。动辄花费成百上千万元资金去国外演出，却不能产生任何影响，这不仅是一种浪费，更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毫无裨益。

　　有时，有了好节目，也一样达不到效果。“对外演出影响到中国的形象，因此应当由统一部门进行管理。其实我们的一些出国演出团体的水平还是很高的，但就是硬件条件跟不上，演出时的舞美、音响都很差，这会使演出效果大打折扣，硬生生地把一流的节目演成了三流，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并不是说有好演员就能出好节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郁钧剑所说的现象，引发委员们关注到一个以前常被忽略的话题：海外的文化交流机构、海外落地媒体，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责任，但这样的责任还不够清晰。

　　交流的关键点，在于与发达国家的话语方式和游戏规则接轨，这迫切需要提升中华文化的主体竞争力。“我们的文化不应是‘走出去’，而是‘请出去’——出去的必须是精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舞协主席赵汝蘅如是说。选择那些原创和展现当代的艺术精品，以促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认为，国家要把文化交流当成是建筑物的设计，必须要进行系统合理的顶层设计，才能保证你所筑造的高楼大厦巍峨屹立——而这座文化的高楼大厦，其实就是中国形象的代表。委员们表示，中国当代文化只有“走出去”，在与世界各种文化的激荡中保持个性并增强话语权，才能更好地展示自己并发展自己。坚持文化上的“拿来主义”与文化输出，可以带动中国当代文化的科学发展。在谈到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时，撒切尔夫人曾毫不客气：“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样的批评让人如芒在背，也更可以促使我们逐步建立一种“出超”型的文化交流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