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首部《相声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刚刚印刷出来，我把它送到副主编高玉琮先生家里时，他拆开塑封，嗅着油墨的香味，见到他已眶中蕴泪。而让高玉琮先生更激动不已的是首发式暨签名售书的盛况。那日天气格外寒冷，下午两点钟开始首发式，中午已有人不顾朔风刺骨，在天津谦祥益文苑门外等候，且不到一个小时，近400本大词典被抢购一空。其热闹程度称之为履舄交错毫不为过。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说：“相声应该有一本自己的词典。”

　　作为资深曲艺理论家，高玉琮先生协助中国相声艺术理论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曲艺理论家、大词典主编薛宝琨先生完成了大词典的编撰工作，历时达两年零八个月。相声艺术应有的一本130多万字的大词典得以问世，其中之艰难困苦、卓越工作，我作为大词典的责任编辑了如指掌。

　　如何使大词典成为一本名副其实的工具书？二位先生就此问题讨论多次，并得出一致看法：有关相声方面的一切内容，不能遗漏，尽最大努力收全。

　　如：相声行内的行规、禁忌、艺谚、俗语等；旧时艺人收徒所签订的如同卖身契的师徒合同，等等。

　　如：多年来在相声界争论不休的流派问题，由纯粹相声生发出的诸多表演形式，似化妆相声、口技相声、系列相声、科学相声、泛相声、相声剧，等等。

　　尽最大可能收全相声内容，自然就成了大词典编撰工作的宗旨之一。

　　所幸，曾与相声大师侯宝林共事多年并一起开创相声史研究的薛宝琨先生，对相声的历史及发展轨迹烂熟于心。

　　所幸，曾任《天津演唱》编辑9年的高玉琮先生，保存着他从其师、曲艺大研究家王决、冯不异以及曾采访过的马三立、郭荣起、李寿增、侯宝林、常宝霆、李润杰、高凤山、尹笑声、苏文茂等艺术家的近百万字记录文字，并无偿奉献。

　　所幸，二位先生在曲艺界广有人脉。相声一代宗师张寿臣的嫡孙张铁山，侯宝林的女儿侯錱，《曲艺》杂志原编辑部主任张小枫，天津职业艺术学院院长张蕴和，相声资料收藏者刘国器等，以及曲艺中青年才俊钱毓琨、宋磊、穆凯、赵昆、刘雷等参加了撰写工作。

　　所幸，全国各地的曲艺工作者为大词典提供了大量文字和照片资料。如：相声是中国的民族、国粹艺术，其影响之大早已超越国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都有相声演出团体，有众多相声作家、理论家、演员及作品。如何才能尽可能将这些收全，高玉琮先生作为副主编，尽管已掌握较多资料，但仍请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相声界关系密切的相声艺术表演艺术家刘伟，台湾相声理论家叶怡君，美国相声演员江南以及收有众多洋弟子的相声名家丁广泉等提供详细材料。基于此，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声奠基人姚光新、吴兆南、魏龙豪、陈逸安等人的艺术经历都见诸文字。

　　照片是大词典不可或缺的部分，全国各地的资料提供者捐献了数百种照片。今日“清门”相声的代表人物陈涌泉献出了其外祖父、《八大改行》《八猫图》《卖五器》等经典相声的作者钟子良及其父陈子贞的照片；欧长虹献出其父、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老舍等文化名人有过合作、同时也是西南地区相声艺术开拓者之一的欧少久的照片；相声表演艺术家魏文亮献出了他与多位台湾相声演员的合影；穆凯献出他收藏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相声大会的照片；天津相声博物馆馆长史清元则将收藏的照片交由编委会任意使用，等等。

　　而正是因为诸多的“所幸”，才使得大词典面世，并一问世即受到全国相声界和相声爱好者如潮的好评。

　　究其原因，因为5500多个词条涵盖了相声艺术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而如相声有没有流派、有几个流派等问题，多年来在相声界一直看法不一、争论不休。见诸文字的有，相声有流派：马（三立）派、侯（宝林）派、常（宝堃、宝霆）派、马（季）派、苏（文茂）派；相声不应该称流派，而应以“氏”称谓，有“马氏”、“侯氏”、“常氏”。对此，薛、高二位先生数次从流派的特征、应具备的条件等理论高度进行商讨，认为作为表演艺术的相声存在流派。如马（三立）派相声，马家自马三立之父马德禄（“相声八德”之一）、之兄马桂元，直至马三立的侄子马敬伯（马桂元之子）、儿子马志明、孙子马六甲，已传承四代。马三立集大成，有着显著的特征，突出特点就是使市民群落的“俗文化”（亚文化）并不决绝地抵牾传统的“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反而在谑而不虐的原则下传承了中华文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以及俗不伤雅的中庸中和精神。再有，马三立是以他跨越新旧两个时代以及包括“文革”在内的三个历史时期极长的艺术生涯、他的性格化表演即自嘲和“逗你玩”的玩讽精神以及近于荒诞的夸张和锲而不舍的韧性讽刺，塑造了“马善人”、“马大学问”、“马洗澡”、“马大哈”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和讽刺类型，从而使马派明显有别于他门相声，且有诸多代表曲目和众多拥趸，完全符合流派构成之条件。侯（宝林）派、常（宝堃、宝霆）派亦如此，故而，二位先生为相声流派作了明确定性：相声艺术存在马、侯、常三大流派。

　　再如，相声艺术的地域性。在相声史上，鲜有人不知北京、天津为相声重镇。但其艺术特征有何不同，却又模糊。薛宝琨先生亲自撰文明确指出：“北京相声是一种丰富多元、不断流变的艺术趣味，既指相声原生态的原汁原味，也指作为前朝京城、共和国首都等因政治文化地位的变异而产生的趣味指向的变化”；“天津相声是相声长期驻足津门之后，对世俗市井生活的关注、对市民阶层各色人等形象的描绘、对天津方言俚语的种种妙用，以及对‘大俗’背后文化底蕴的揭示所产生的‘俗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重要区别，也都进行了理论释解。

　　还有，相声演员的“调侃”，即相声业内的行话会被外人误以为是“黑话”的“春典”，是否应该在大词典中出现？针对今日几乎所有青年相声演员没有“不转”者（转即懂“春典”之意），又有个别胡乱使用的情况，二位先生认为应该以“春典产生背景”、“春典存在时代意义”等为词条写进大词典，以正视听。

　　在此，不得不感谢年近古稀的高玉琮先生乐此不疲的工作态度。自接受副主编工作，他几乎每天凌晨两点多钟起床，开始工作。而且，他放下了正在撰写的长篇评书《颜真卿》和传记小说《天津混混》等工作，全身心投入大词典的编撰工作。相声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对许多行规、艺谚、术语、表演等，说法不一。例如对术语“泥了”的释解，大词典为：“相声演出评价之一。‘泥’是崴泥的意思，即不顺遂、不称心，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指整段相声的大多数包袱没有抖响，效果极差。”而撰稿人原来所写是：“这个术语来源于一段真实的故事：早在‘启明茶社’演出时，在观众中出现了一老一少两位非常漂亮的尼姑，一旦她们来听相声，其他观众便不欣赏台上演员的表演，反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两个尼姑身上，因此影响了演出效果……”早在上世纪，高玉琮先生为此说法向曾在“启明茶社”演出过的常宝霆先生求证，得到的答案是“这是艺人的杜撰，无中生有”。为防以讹传讹，高玉琮先生将此删除。类似情况较多，所显示出的是其严谨的治学精神。

　　高玉琮先生亲力亲为，他不但撰写了大量词条，还对130余万字的稿件逐条逐字进行修改润色，而后交于薛宝琨先生。而薛宝琨先生作为主编，把关、定稿，字斟句酌，以保证大词典的真实性、准确性，确保大词典不误导后人。薛宝琨先生审阅全部词条，所显示出的剖毫析芒和腾蛟起凤令人起敬。

　　姜昆先生说：“相声作为一门行当，专业知识和术语及历史资料的积淀，不输于任何一门艺术门类……应该有一目了然的艺术门类的工具书，让后来人能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崇尚和了解相声艺术的专业知识，当然也为了相声这一民间说唱艺术的瑰宝，能够在一个科学规范化的道路上行进。”

　　感谢二位先生为《相声大词典》为达到上述目的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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