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写作《带灯》有一个明显突破，那就是首次以女性为主角。面对基层现实，带灯是无奈的，命运是注定的，“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烛，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她不过是“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虫，一颗在浊世索求光明的灵魂”。

　　时隔两年，60余万字的《古炉》余温未消，近40万字的《带灯》已至，这样勤奋地写作，贾平凹却戏称：“鸡不下蛋它憋啊！”

　　“高速路没有修进秦岭，秦岭混沌着，云遮雾罩。高速路修进秦岭了，华阳坪那个小金窑就迅速地长，长大成矿区。大矿区现在热闹得很，有十万人，每日里仍还有劳力和资金往那里潮。这年代人们都发了疯地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年代。”一看《带灯》的开头，就让人想起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1987年《浮躁》发表，小说试图表现那个时期经济变革大潮带来的浮躁风气，人们的行为、心理和价值取向都陷入浮躁之中。此后20多年中，“浮躁”预言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人们最为突出的心态之一。《带灯》的开头，“富裕”与“开发”两个关键词，隐隐让人们看到“浮躁”的影子，但二者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浮躁》是外向的，充满着不安分的对外边世界的想象；《带灯》则更内敛，它关注一个小乡镇基层矛盾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基层问题就如同“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究竟该如何解决？

　　《带灯》中，贾平凹把视角瞄准中国的基层，关注一群基数庞大却轻易就被人忽略的角色——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主人公“带灯”的命运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这一大群人、一大群活生生的生命所正在遭受的命运。贾平凹说：“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很不好。既然不能女娲补天，那也得杞人忧天么，或许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吧。”

　　贾平凹写作《带灯》有一个明显突破，那就是首次以女性为主角。面对基层现实，带灯是无奈的，命运是注定的，“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烛，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她不过是“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虫，一颗在浊世索求光明的灵魂”，她所能做的，也不过是“一场清水静流的爱恋，一次螳臂当车的抗争”。带灯容貌美丽、孤芳自赏，却又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她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缠麻烦。农村的琐事让人心烦又让人同情，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履行维稳的工作义务。带灯从一出场，就浮现着与众不同的超然脱俗，她有丰富的内心和丰沛的情感，她更愿意在乡间的山风树谷中寻找安宁。《带灯》这本书中，众多男性人物都是为了带灯而设置，这与贾平凹以前长篇小说中的设定有着极大的反差。

　　除却内容上的现实关注，贾平凹在这次《带灯》的写作手法中也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带灯》摆脱了之前作品中把现实与奇异的夸张和变形纠结在一起的特征，更为写实，在保留原来叙事风格的基础上，显得更为明快和流畅，更容易让读者接受。贾平凹说，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西汉时期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1986年，贾平凹在《浮躁》的序中写道：“写《浮躁》，作者亦浮躁呀！但也就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由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三十四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讲，《带灯》是贾平凹写作手法上的一种转型与突破，也是这位作家在过了六十耳顺之年后，在尝试了《废都》《高老庄》《秦腔》《高兴》《古炉》等不同的写法以后，创作上的一种回归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