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帐号: 密码:
English日本語简体繁体

电影理论“本土化”的一次突破——评《中国电影民俗学导论》

时间:2012年11月30日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尹 鸿

  “我们所要求的是中国的电影,不是美国式的电影……我们要极力的摆脱模仿外国式的地方,才有真正的中国电影出现”——这是郁达夫先生早在1927年所发出的呼吁。从那时起,关于中国电影要不要民族化、要不要追求民族风格的讨论就成为了理论界的热点之一。在以后的80多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中国电影应当寻求属于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好莱坞电影横扫天下的今天,这一诉求更有现实针对性。

  然而,在“究竟什么样的电影才算得上具有民族风格”这个问题上,理论界似乎一直处于模糊状态,理论的混沌往往又制约着创作的探索。《中国电影民俗学导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一书的出版,则为我们初步探寻到了一条较为明晰、可行的路径。作者认为:民俗文化是彰显民族个性的最显著“标识”,因此,将民俗元素有机、适当、持续地运用于电影创作当中,是我国电影追求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电影的确可以成为民俗的一面镜子。影片中,婚丧嫁娶、灯笼火把、秧歌戏曲、皮影小调、朱门石狮、市井乡里,处处都是民俗生活的呈现。一方面,电影成为民俗的影像记载,而且是带有情感体验的影像记载;另一方面,民俗则为电影提供社会生活的斑驳质感,而且是具有时代特色、地域特色、人居特色的文化质感。无论是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是陈凯歌的《黄土地》、《霸王别姬》、《梅兰芳》,都以其鲜明的风俗特色为“中国电影”带来文化标识。而一提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伊朗电影,我们脑子里也会浮现出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阿尔莫多瓦、黑泽明、多纳托雷、阿巴斯、林权泽等等,都是民俗电影的大师,民俗成为他们电影风格、电影个性、电影美学中最温暖而细腻的表达元素。

  进一步来看,民俗元素负载的文化信息,不仅可以强化影片的地域质感和生活气息,还能增加影片的思想蕴涵。例如:影片《活着》对“皮影”的运用便堪称神来之笔,它在辅助叙事和塑造人物的同时,还委婉地传达了“人如傀儡”这个核心命题,从而收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民俗似乎只属于“过去”,因而会觉得民俗文化对于现实题材几无价值。对此,本书作者做了辩证的理解:民俗文化由“硬民俗”(民俗事项)与“软民俗”(思想观念)两方面构成,其中既有良俗,也有陋俗和恶俗,它们衍生于过去、传承在当下、影响着未来,具有历时延续、新陈代谢的特征,因而民俗文化的包容性极强,它既涵盖历史积淀的“老民俗”,也兼容当下正在形成的“新民俗”,所以现实题材的电影创作同样可以受益于民俗文化。应当说这个观点是成立的。比如影片《背靠背脸对脸》无疑属于现实题材,但它所揭示的“窝里斗”现象,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陋俗。为此,影片还特意选取了一座古庙作为叙事的空间环境;再如,影片《过年》表现社会转型与时代变革对传统的家庭人伦和亲情所造成的冲击,借助的正是春节这个现实的节庆民俗。

  此外,作者还对电影与民俗互动互惠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将民俗元素运用于电影创作,不仅能增添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民族气质,同时借助电影这种现代视听媒体,民族、民俗文化遗产也得以传承。而且,相较于文字、图片、录像等其他手段,电影中的记录能赋予那些行将逝去的民俗以温度、激情与活力,因而也更易于被后人所认识、理解和接受。

  新鲜的研究选题不易确立,而重要的有价值的新鲜选题就更难。《中国电影民俗学导论》将民俗研究成果与电影观影经验相结合,将感性印象与理性分析相结合,对电影与民俗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既扩展了电影理论研究的新领域,也为电影编导指出了可资镜鉴的创作思路,还为读者理解电影提供了新视角,堪称电影理论研究“本土化”的一次突破。

  当然,本书只是在这片处女地上的一次初步收获,其土壤的肥沃远非一人一书所能穷尽。例如,目前本书所论及的民俗元素仅有五行八作、戏曲、武术、饮食和方言这五类,而对于其学科架构中的民居、服饰、仪礼、音乐、信仰等其他民俗事项,则基本没有谈到。就让我们期待将来有更多的研究带来更丰富的收成吧。


(编辑: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