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等主持召开了“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论坛。杨慧林、蒋原伦、肖鹰、车谨山、赵白生等20多位文学批评家、比较文学研究者与会，就莫言获奖的意义等议题做了深入研讨。

　　第一，莫言的获奖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专家认为，从鲁迅到莫言，是一个谱系，鲁迅是莫言精神上的路标，莫言是一个将之发扬光大的传承者。所以，莫言拿到诺贝尔奖，是整个汉语新文学的总结和收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说，莫言的写作受到鲁迅文章的巨大影响，譬如他对鲁迅审美思想复杂性的理解，而莫言在复杂性方面和力量性方面都使他获得巨大声誉。莫言形容鲁迅是非常伟岸的存在，自己是没有长成的孩子。莫言获奖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看到，我们还处在突围的过程中，还处在文化复兴过程中。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忠教授认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叙事形成了一个传统——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到莫言。鲁迅笔下的乡村是蒙昧的，需要启蒙的角度，沈从文认为乡村是愚昧的但是也是美的，鲁迅、赵树理都说要改造乡村，到莫言，他延续了故乡、外地人等叙事，是乡土文学的延续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整个汉语新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成熟和收获的局面。这也是莫言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级作家的背景和基础。事实上应当把鲁迅、巴金、沈从文、老舍、莫言、余华、贾平凹、王安忆、张炜、铁凝、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作家看成一个整体，汉语新文学就是这样一个整体。

　　第二，莫言的文学表达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小说艺术表现技巧令人瞩目。从80年代开始，莫言创作了近10个长篇、20个中篇及更多的短篇。他的文学表达有一种本能的喷吐，气质弥漫着原始生命力。莫言写乡下的生活，注重的是命运感的表达，《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都流淌着这样的精神。专家指出，莫言“的确创造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奇迹，莫言在现代汉语语法等运用上达到相当高水平，由于文学几十年的变化，摆在莫言面前的文学技巧更加丰富”。孙郁说：“莫言文字的粗放、紧张和无序里的浑然，表达的非雅化与无所顾忌惹来了批评与不满。有人指出其对人性的描述背离了‘五四’以来的传统。他写爱情，绝不躲躲闪闪，根据人性的复杂性去考量。他描述了许多病态的人格，对潜意识的表达也很明显。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对死亡、性、战争的描绘，完全不在意儒家教条的任何规范，以致在乡村图景的表现里，放荡不羁地释放出生命的诸种元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旭东认为，莫言小说的文体是独特而富有创意的，他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艺术表现方式。“仅仅从叙述视角上看就很多元化。” “《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四十一炮》运用了儿童的视角，《生死疲劳》先后用驴、牛、猪、狗等不同视角来审视人。”

　　第三，启发同时代作家思考自己的来路与去向。据介绍，莫言得奖，引起了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热销，甚至激发了日本学生学习中文的渴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怡认为在今天当我们的文学获得境外的掌声的时候，我们不妨稍做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真的因为这阵热烈的掌声而大功告成了吗？我们长期纠结于得奖不得奖的焦躁或许可以暂时平息，但莫言的同时代作家应思考自己的来路与去向，如果真的有下一次获“诺奖”，理由肯定不是对莫言的重复。

　　另外一个相关话题是文学翻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经过翻译很难为异域读者欣赏，而译者的文学素养打不到原作者的高度，也很难传达原作的神韵。莫言的作品对英文读者发生影响，主要得力有《丰乳肥臀》等10部小说译成了英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艳兵认为要重视文学翻译工作，毕竟“跨文化的文学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再造的过程。”根据统计，在诺贝尔文学108位得主中印欧语系的作家有99位，仅英法美三国就有35位之多。与会者认为，中国文学惠及日本、朝、韩等东亚国家，形成了能够与西方文学相提并论的悠久的文学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获奖仅仅是一个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