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与不自信；现实的魔幻与写作的现实；世界的才是民族的；作家不代表人民写作，而是作为人民在写作……一个真实的莫言言说自己——

关于莫言的N个悖论

　　“如果不是岩松来主持，我想不等讲完，下面听讲座的人已经走一半了。”7月13日，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横山书院共同举办的文化中国多闻多思学术论坛上，主讲嘉宾莫言显得有点“不自信”地说。由此展开，人们还发现了有关莫言的诸多悖论。

　　悖论一：自信与不自信，都是莫言

　　从莫言的很多访谈中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自信与不自信，哪个是更真实的莫言？

　　“两个都是我。”面对这个问题，莫言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认为，很多人有两种精神状态，写作过程中也是自信与不自信的两个人在搏斗：写得顺的时候，隔天念一念之前的作品，哎呀，真是天才；写得不顺时就想，这是什么玩意！莫言说，在做人方面，几十年来也是这样，有时候特别自信，有时候又突然觉得事事无能。

　　对于这种状态，莫言并不纠结，反而感到能够从中受益。因为他觉得，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永远自信，不是狂人也是傻瓜；如果一个人永远不自信，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因此人还是有两面性比较好：不自信时就会谦虚、内敛，仰望、学习别人，见贤思齐；自信时则会战胜困难，产生前进的力量。

　　莫言真正获得自信，是从在军艺学习时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的。写这篇小说，莫言当时也很不自信，写完后还在怀疑：这是小说吗？小说可以这么写吗？但一经发表，得到了文坛的好评，引发了一些争论，莫言突然感到自信了：既然这样写有人认为好，那就太有底气了，还可以批量生产，因为类似的题材、类似的故事、类似的感觉，他还有很多。从这部小说以后，《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很快就创作出来了。

　　作为当代作家，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否有自信呢？莫言觉得，客观说，现代文学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当代文学也没有那么差。文学发展有源有流，现代文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和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一脉相承，当代文学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和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代每一位作家从现代文学中吸收很多营养，当代文学研究、探讨的很多问题也是现代文学的延续。因此，单独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作为对立的事物来比较，这样的角度并不科学。

　　悖论二：现实很魔幻，作品很现实

　　莫言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让白岩松触动很深：小时候，莫言有一次生病，一个月出不了门，只能在床上躺着，无聊地盯着墙看。那时农村装修，就是找点旧报纸糊墙。结果莫言发现，报上一句实话没有，全是魔幻现实主义，比如亩产多少万斤之类。听完这个故事，白岩松忽然意识到，原来做记者非常有可能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者，而莫言虽然写的是小说，想象力非常丰富，但是骨子里极其现实，只不过藏在魔幻的壳之后。

　　现实与虚构，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莫言认为，文学毫无疑问要反映现实生活，文学最主要的源头肯定来自现实，哪怕想象力非常好的作家，也必须依附在现实生活的物质基础之上。幻觉也是现实的一种倒影与折射。马尔克斯的小说是这样，中国古典小说中也一直有这个传统。

　　在重视现实的同时，莫言同样强调虚构。虚构是文学重要的手段，小说中所有人物，肯定来自现实，但又不能是某种人物的照搬。莫言表示，尽管现实生活丰富多彩，尤其当下生活，会看到各种匪夷所思的奇闻异事，有时候很挑战人们的想象力，现实好像比小说更魔幻，但很多只能看作趣闻，一笑置之。如果当真事来研究，肯定会误入歧途。现在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奇闻异事，作家可以关注，但如果把这些玩意照搬到文学作品中，却不可以。莫言强调，作品的重点要盯着人来写，如果文学创作聚焦在人身上，社会上很多奇闻异事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不可能通过极端的、极个别的、匪夷所思的事件来塑造典型性格的人物。莫言说，写作不是一个比赛，比谁的胆大谁的胆小，社会上无论多么尖锐复杂、多么具有挑战性的事件、现象，必须经过文学化处理才能写到作品中。小说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是写人，所有的社会现象只是写人的背景。如果一个作品的社会性大于艺术性，莫言就觉得不是特别好的作品。

　　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在莫言获奖之后，做了几次演讲，她一直认为莫言真正的老师不是马尔克斯，而是蒲松龄，莫言很多小说中的情节是向蒲松龄致敬。马瑞芳的分析深得莫言认可。他说：“马老师真正了解我。她指出我小说中的哪个情节是来自《聊斋》中的哪篇故事，哪一个人物和《聊斋》中的人物类似。我非常认同，并认为这才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文学批评，是有根有据的，看了以后让被批评者口服心服。”

　　在讲座中，莫言也谈到了他对文学批评的看法。他认为，对人的批评、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不能用感情好恶作为批评的准则。逞口舌之快、尖酸刻薄的批评，可以有哗众取宠的效果，也可以赢得很多掌声，但不会有好的效果，不会产生实际的作用，更不会让受批评者口服心服。批评的真正目的是希望作家把作品写得更好，任何一种批评，都应该有善意存在，应该能促进今后创作。

　　悖论三：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莫言的观点中有几个是与流行说法矛盾的。第一个就是，人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莫言却反过来说，世界的才是民族的。这是为什么？

　　莫言指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不能武断地说这句话不对，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大家纷纷学习西方，模仿西方时，强调文学艺术的民族性，这是正确的；但是以为作品只要具备民族性，就必然具有世界性，莫言觉得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只有作品具备了世界性，才可能将民族性带出去。真正的世界文学，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所谓的普遍性，就是普遍的人性、普世价值。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们的作品，当然是立足本民族的，但翻译成中文后，可以让中国人读得热泪盈眶，甚至感到小说中写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为什么呢？莫言说，因为这些作家描写了人类的共同特征，展现了人的基本感情。中国的文学作品只有具备这些基本的普遍人性描写，翻译成外文才可能感染外国读者。

　　但是在写普遍人性的同时，莫言还强调作品的民族特性。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是不能混淆、不可彼此代替的，因为他们的作品里有大量表述民族文化特征、民族文化继承的内容。中国作家要想走向世界，除了普遍的人性是一个核心之外，还要能表现自己的生活。

　　莫言的写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开始是在他的个人体验、左邻右舍的真实故事基础上，经过想象加工形成的。但对于莫言来说，故乡的资源非常有限，一个人的经历再丰富也会写完，村庄里的故事无论多么多姿多彩，写几部长篇后，用得也差不多了。莫言说，这时就存在一个不断超越故乡的问题，要使故乡变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宝库，就需要故乡是开放的，也需要作家心态是开放的。作家要能把发生在天南海北的事情，甚至发生在国外的故事移植到作品中来，通过情感同化的过程，把别人的感情、把外乡的故事纳入其中，这个时候的高密东北乡，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变成文学的共和国，是中国乡土小说一个小小的缩影。

　　悖论四：作家不代表人民写作，作家作为人民在写作

　　人们经常会说，伟大的作家是人民的良心、代表人民写作，但是莫言却固执地说，他是作为人民在写作。这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

　　莫言表示，应该历史地看这个说法。中国对作家职业的定位沿袭苏联，有时把作家捧上天，认为作家是人民的代言人、是人类的良心，这是一种过高的评价；有时又把作家打下地狱，认为文学可以颠覆国家政权，这又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评价。莫言指出，作家没有那么崇高，也没有那么低下。一个人不可能读了一部作品就马上变成圣徒，也不可能读了一本作品就马上变成流氓。

　　对于莫言而言，作家是一种职业。一方面确实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某些作品还能代表人民的心声，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作家在写作之初就带上这样一种想法，就是不自量力。因为创作是一种个性化的劳动，作家应该从自我出发来写作，从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入手，写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一部分生活。当然这样做也会产生一种不好的倾向：从自我出发，个人主义，只关心自己的小疼小痒、小恩小怨，没有人民意识、历史时代意识。莫言说，当然会有这样的后果，但也有一种巧合，就看作家幸运不幸运。如果作家的痛苦和时代的痛苦是同步的，那么他从表现自我出发的作品就有可能带有普遍性，有可能带有人民性。

　　因此莫言时刻提醒自己，作家要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认为自己是作家就显得高人一等，就可以居高临下，就认为自己更高明，要给别人指路。莫言特别反感这一点，所以他固执地认为，作家要时刻提醒自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贴近生活。谈及这一点，莫言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身上如果带的是泥巴，才有可能和农民贴到一起；身上如果抹的是雪花膏，贴也贴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