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设计发展已有半个多世纪，虽然中国设计师的水平已经与世界接轨，但至今还没有一部中国现代设计史。正因如此，很多设计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已经开始被淡忘，将老一辈设计师的故事重新讲述，也许可以提点后人，不忘初衷。也希望这些故事有朝一日能从他们的个人履历变成中国现代设计史的一部分。 ——编 者

　　“设计一本杂志需要多少钱？什么，这么贵？不就是把图片和文字堆进排版软件里面吗！我就是不会那软件，要不就自己做了，要知道平面设计这么赚钱，我也选这个专业了。”这样的聊天内容已经让无数设计师从极力解释到一笑了之。与此同时，被大量转发的微博“设计毁一生，平面穷三代”更像是平面设计从业者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和自嘲。就在被人们误解为平面设计是一个可以“少劳多得”的职业之时，学术界开始发出设问：平面设计死了吗？

　　如今是一个设计软件普及的年代，仿佛人人都能成为一名设计师。相对于3Dmax、Maya等三维设计软件而言Photoshop似乎更容易上手，这款常被称为“PS”的软件似乎已经快成为普通人眼中平面设计的别名，认为只要学会“PS”就可以横闯平面设计界的人不在少数。“平面设计≈图形处理+图文编排≈Photoshop+排版软件≈Photoshop=PS”这一些列荒谬的约等于造成了文化的缺失和理论的匮乏，如此一来，平面设计不死才怪。回头想想，到底什么才是平面设计，已经成为了这一学科在中国能否继续前行的关键环节。如果说普通大众对平面设计的误解可以原谅，那么专业院校的学生对平面设计到底是什么越来越模糊那可算是真正的悲哀了。

　　平面设计是什么？平面设计从业者要有怎样的担当？这些问题也许可以从前辈们的经历中寻找答案。10月12日至31日，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余秉楠教授执教50年设计作品展”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展览共展出余秉楠教授设计作品百余件套，学术文献著作数十部，集中展现了余秉楠教授1956年以来的学习、教学以及艺术实践、艺术交流的最具个人特色的、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对于所有学习平面设计的人来说，整个展览更像是一个怀旧展，展览中所有展品都渗透到了平面设计界所有人的生活之中，甚至与每一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这些作品也许可以从微观角度很好地说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平面设计，一个平面设计从业者要有怎样的担当。

莱比锡大学冯德利希教授同余秉楠一起在辅导学生作业。

　　让人感动的圆头、线脚

　　在大约4厘米见方的方格内，平均划分出576个小方格，这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耐心极限，要以如此精细的小方格作为参照网格手绘出圆宋体汉字，并要保证绘制的上百个汉字每个相同或相近笔画的粗细一致、转角度数一致，甚至每笔收尾处的圆头、线脚都几乎一致，实在是一件磨练意志的工作。就是这样一套由余秉楠教授亲手绘制的字体设计手稿在展厅中震撼着无数观众。之所以说这套作品令人震撼，并非单纯因为它的精细，更是因为这套作品让所有人感受到了当下平面设计教育遗失了什么。

　　如今，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电脑操作取代了修炼意志的手绘，与此同时，学生们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敬畏感也随之被取代。先裱纸再洗手、挽起袖子、戴上套袖、垫上衬纸，这一系列手绘前的准备工作似乎像是一个仪式，这样的仪式与基督教徒的饭前祷告一样，可以让初学平面设计的学生对专业产生敬畏感和神圣感。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可能知道平面设计是什么，才可能愿意投身到基础设计研究工作之中。

　　看余秉楠的作品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不是在做设计，而是在做学问。作为国际上第一套由中国人设计完成的拉丁字母印刷体——“友谊体”的设计者，余秉楠不仅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国设计师的才华和努力，也用这样一套作品给祖国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余秉楠回忆起当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在德国莱比锡平面设计与书籍艺术大学学习的日子依然历历在目。他说，在莱比锡平面设计与书籍艺术大学入学的第一堂字体设计课就是拿起笔写字，以此来熟悉不同书写手法和书写工具，就这样写上几周后才能进入临摹阶段，这一阶段临摹非常像中国书法的临帖，但不同的是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临摹，而是要按照时间顺序临摹。要从2000多年前纪念碑上的文字开始一直临到古典主义时期字体，再到巴洛克风格等一系列现代主义字体风格，这一过程需要至少1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年之后不仅了解了文字发展的历史，也从文字历史中了解了整个欧洲的艺术史，就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慢慢对字体设计产生了兴趣。

余秉楠通过德国的学习和长期国际交流，为中国带回了血统纯正的现代设计。

　　余秉楠接到老师给的第一个设计任务是设计一套可以应用于多种用途的印刷字体。经过长时间的设计之后终于得到老师的认可，并把他的作品拿到西德的字体设计专家面前共同商讨改进方案，西德专家们看过设计稿后一致得出结论：这是一个中国人的设计，因为从设计中看出了毛笔书写的痕迹。就在这一设计完成后的一天，东德总理视察莱比锡平面设计与书籍艺术大学，余秉楠被总理秘书叫去单独谈话，在谈话中他才知道，他所完成的设计是周恩来总理的嘱托。1959年，前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周恩来总理委托其为中国培养一位能设计拉丁字母印刷体的中国留学生，这个任务交给了阿尔贝特·卡伯尔教授，这位教授正是余秉楠在德国学习的导师。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的余秉楠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开始为推进中国艺术设计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工作。

　　“友谊体”曾获得“德国当代最佳印刷字体奖”，后来在德国应用中被称为“中国字体”。1963年，这套字体作为国礼赠送给中国文化部，德方把“中国字体”的铜模和铅字转交给中国大使。如今，这套字体已经被英国和德国两家字体公司数字化。2010年开始，余秉楠亲自指导这套字体的数字化工作，“友谊体”将以“方正秉楠体”的名称与中国用户见面。

　　余秉楠不仅在字体设计领域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同时也为中国的字体设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余秉楠回国到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但在他一堂课未上的时候就被借调到了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于1962年6月至1963年9月参与印刷字体设计的艺术指导和设计工作。当时中国正在开始印刷字体简体化的改革，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完成了“宋一”、“黑一”、“宋二”、“黑二”四款印刷用字体的设计工作。“宋一”、“黑一”专为《辞海》设计，“宋一”为正文用字，“黑一”为标题用字。“宋一”曾被用于《人民日报》《汉语大词典》中。“宋二”和“黑二”专为《毛泽东选集》设计，如今电脑中常用的黑体和宋体两款字体正是由“宋二”、“黑二”两款字体于上世纪90年代数字化而来。余秉楠除了指导并设计完成以上四种字体之外，还为《辞海》专门设计了一款配套拉丁文字体——“辞海细体”，这是新中国生产的第一套拉丁字母印刷活字。2012年9月北大方正正式开始对这款字体的数字化工作。

    黑体字笔形塑造图。如今电脑中常用的黑体和宋体正是由余秉楠参与设计的“黑二”、“宋二”两款字体演变而来。小小的印刷字体每一笔都是经过科学测算后绘制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