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海报

　　到现在为止，观众都已经知道，《白鹿原》这部经过立项、拍摄和审查重重难关，在编导王全安看来“虽有遗憾但能上映就是胜利”的电影，其实是有四个版本的。在这四个版本中，5个小时的“粗剪版”没有进行任何试映，观众无缘目睹；220分钟的“导演版”在一部分文化娱乐界名人中放映，得到过“大多数的好评”；177分钟和175分钟的“电影节版”，当然只供柏林国际电影节和香港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和观众观看；156分钟的“国内公映版”，就是原本要在9月13日公映，却仍出现短短的“延期”风波的这部《白鹿原》。

　　显然，这不是《白鹿原》的特殊遭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就经常发生某一部国产影片被禁、被删因而在坊间流传多个版本的局面。面对这样的状况，中国电影研究与国产影片批评的“版本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按百度百科，“版本学”是指研究图书在制作过程中的形态特征和流传过程中的递变演化，考辨其真伪优劣的专门科学。可以说，尽管这门肇始于先秦的古老学科在古籍研究中尤其显得突出，但在类似于《白鹿原》这样的影片文本中，同样颇有用武之地。

　　影片《白鹿原》的四个版本，体现出编导王全安的四种可能。

　　首先，王全安有成为大师的可能。鉴于金融资本的趋利性与电影工业的残酷性，在中外电影史上，只有已被命名或正在走向大师地位的那些电影导演，如大卫·格里菲斯、詹姆斯·卡梅隆与张艺谋等大片神人，还有奥逊·威尔斯、黑泽明与陈凯歌等杰出作者，才在一生中的某些特定的环境下有条件拍摄一部或数部投资巨大、时长超规的电影作品；或者说，每一个梦想成为大师的电影导演，都在心中构想着那一部突破资本控制、打倒工业体系的，可以无拘无束、恣意表达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电影。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王全安也明白“上映就是胜利”。对于王全安来说，拍摄一部需要3亿元票房才能收回成本，并在其主要市场公映时也超过两个半小时，还缺乏不可或缺的动作性和影音奇观的电影，这些只有既叫座又叫好的大师或准大师才能做成的事情，如果不依赖当下中国现实所提供的复杂机缘，确实将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次，王全安有驾驭经典的可能。尽管陈忠实的小说跟莎士比亚的戏剧还不能相提并论，但《白鹿原》的经典价值也已经载入中国文学史。事实证明，王全安既有能力用3小时40分钟在银幕上重现这部独辟蹊径的民族秘史，也较有成效地用2小时36分钟向电影院里的观众讲述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白鹿原上的悲情往事。波浪翻滚的麦田，豪壮苍凉的秦腔，以及广袤无垠的大地，肃穆幽深的祠堂，都是电影给予这部小说的杰出贡献。其实，作为一个自足的文本，《白鹿原》的每一版都在铺陈不同的故事，诉求不同的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大多数没有读过原著小说，也没有看过其余三版影片的电影观众来说，公映版的故事就是全部的故事，意义就在这156分钟。遗憾的是，综观全片，叙事不完整、主线不明晰、结尾太仓促等导致的思想游移与认同困惑，将直接影响观众的口碑和影院的票房。

　　从这样的角度分析，王全安有忽视观众的可能。既为经典改编，又有巨资投入，这样的电影项目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普通受众。只有在最大限度地尊重普通受众的基础上兼顾自己的艺术追求以及国际影展的奖励和各路名人的称许，才能使影片锦上添花；但王全安似乎并没有把更多的精力和才能用到这156分钟的国内公映版本。从2010年秋天完成220分钟导演版，中经柏林国际电影节与香港国际电影节，到2012年秋天才因某些缘故“仓促”公映，尽管看得出王全安面对电影检查以及运作各方的妥协和无奈，但两年都没有从整体结构、人物关系和具体细节等方面准备好面向本土观众的最终版本，也可见王全安的心力所系与才情所往。

　　王全安的第四种可能，就是力图为影片的缺憾寻找同情。其实，没有一部电影是完美的。从一开始，电影创作者就受到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审查者与批评者、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多方制约，电影的魅力也正因为这种制约而得到凸显。承认影片的问题并承担相应的结果，应是一个电影创作者的分内之事，原本是不需要将自己的缺憾归结为体制内的压迫和特定对象的剥削的；但倾注了王全安更多心力和才情的《白鹿原》“导演版”和“电影节版”，是在避开了各方制约之后的孤独的文本，虽然从导演角度看更少遗憾，并能为电影创作者增添更好的声誉和口碑，但却从根本上损害了电影工业的体系建构与民族电影的游戏规则。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做法还有相当的合理性；而对一些独立制片来说，这样的做法几乎是不二法门。

　　新好莱坞电影在体制内外成功运作的历史，一度令中国电影人颇感兴趣；也正如大多数中国电影人所了解的，乔治·卢卡斯、马丁·斯科西斯与弗朗西斯·科波拉等人的杰出成就，主要建立在对旧的体制给予认同并试图超越的基础之上。马丁·斯科西斯曾对“导演”如此定义：在旧的制片厂体制内成长起来，不管接什么剧本都可以做出真正专业作品的人；斯科西斯还明确表示想在体制内拍主流影片，同时又忠于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对于王全安及这一代电影人来说，马丁·斯科西斯及其同道者们面对体制与自我的态度仍然值得学习。如何与体制共舞又发展自我品质，应是中国电影人最需要用全部身心去探索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