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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旅程中的“春耕”与“双抢”

时间:2012年08月29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万纪元

长征第一渡 7m×3m 万纪元

  25年前,我创作了油画《红军去远方》,此画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当2011年有机构约稿“红色经典”的时候,我又想到这一题材——这就是我创作《长征第一渡》的初衷。不过,当我无意中知晓今年7月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全国美展的时候,我把完成创作的时间限定为6个月。这张宽7米、高3米、人物众多的巨幅油画《长征第一渡》,描绘的是那个注定不能忘怀的不眠之夜。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反击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失败。10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被迫撤出红色首都瑞金,行军90华里,与陆续集结江西于都县的各路红军会合;10月18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数万人夜渡于都河,由此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沿岸10万群众含泪送别。于都河畔,人声鼎沸,燃烧的火把连绵不断,沉重的辎重随着人流通过浮桥,向远方延伸。乡亲拉着红军的手,问君何日返故乡;妻子送郎去远行,衣襟擦眼泪汪汪;孤寡老人擦拭泪,只叹天地未开光;中年妇女抱香火,但求菩萨保儿郎……

  我站在于都河畔,望着滔滔奔流的江水誓言:用画笔将历史的悲壮再现!

  我强迫自己每天凌晨5时起床,驱车40分钟去郊区的画室,创作两个小时后,再驱车一个小时赶到单位上班,除了出差,天天如此。遇上节假双休日,我更是带上水和干粮,将自己全天关在画室里,一直画到天黑。画室里没有电,没有暖气和空调,从冬天到夏天,从穿羽绒服到赤膊上阵,我坚持着!

  由于作品巨大,我或站在地上画,或踩在插队时留下的小木箱上画,或跳到3米或5米高的梯子上画,或干脆爬到升降机上画。碰到涂抹画面底部时,我又把画框架在3个50公分高的乳胶桶上。我每天都这样“折腾”着。

  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当我又一次将画框抬起准备架到乳胶桶上时,由于角度太直,7米宽、3米高的画框晃动着、扭曲着,最后反扣着倒向地面。天哪!地面上散落着调色板、箱子、刮刀、画笔、擦笔纸,而那颜料未干的画面!这刻画细致的人物!……我用肩膀扛着底部的边框,用余光搜寻调色板的位置,摸索着抓住然后用力地将它扔出去,用脚钩出小木箱,将倒扣着的画框慢慢地架在木箱和乳胶桶上,然后趴在地上窥视画面。谢天谢地,除了局部粘了一些杂物外,整体画面并没有被破坏。我将画框的底部放回地面,将画框的顶部架在两个梯子上,左右抬升,当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再用力地从中间的木框上往前推,画又立起来啦!此时的我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创作的甜酸苦辣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是1968年插队的知识青年,有着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我又是一个艺术的疯狂者,丹青是我的崇拜。现在是一个自由创作的时代,强烈的使命感逼迫我有责任将青春的历史凝固。还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季,我赤裸着上身,跪爬在水田里耘禾,上有日头晒,下有蚂蟥咬——那是原始农耕的状态。虽然时间已过去44年,同时期的种田乡亲五分之四已经离开人世,但我还能喊出他们的名字,记得他们的容颜,我的耳边至今还时时响起队长凌晨3时的叫喊:“元啊,起床出工啦!”“春耕”、“双抢”,这久违的词汇永远不会忘怀。

  实际上,我每年都在进行生命旅程中的“春耕”、“双抢”,从乡村走到世界的数十个国家,我都在绘画领域里耕耘。当我想用一张巨幅油画迎接我生命中的“秋收”时,全景式表现江南农村成了我的首选。

  我准备画《纪元一九七八——牛市》。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而牛市是反映农耕社会的最佳载体。我想用上千个真人大小的人物、数百头硕大的耕牛,全面演绎将要消失的农耕文明。画框宽45米、高7.4米,用三角钢焊成框架直接嵌入墙体,框架的外围拴入斜角方木边,再用一块长50米、宽8米的亚麻布绷上,然后刷胶涂底料。这是一块巨大的没有接缝的亚麻布,是我专门向工厂定制的。作品草图的勾勒已经7年,素材收集已超过40年,我准备再用10年的时间完成作品的绘制。因为我有着融入血液的信仰:绘画是我的第一生命,丹青是我终生的目标!


(编辑:刘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