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半年波澜不惊的国产片市场环境下，《神探亨特张》“低调”出炉。这部完全用非职业演员、手提摄影拍摄的影片，让中国电影从华丽空洞中触摸到久违的现实空气。故事改编自真人真事，北京双榆树的片警张惠领，江湖人称“神探亨特张”，这个外号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热播的美国电视剧《神探亨特》。“亨特张”其貌不扬却兢兢业业，带领着一帮虾兵蟹将游走在所管辖区的周围，如中关村、人大、双安商城等，随手拿着录影机，专门从行色匆匆的人海中“淘”出小偷、骗子和“碰瓷”者。亨特张认为抓获这些连刑拘也够不上的小级别犯罪分子没有多少成就感，他的绝活就是看见小偷小摸并不急于出手，往往通过多次跟踪、调查最终把所有团伙成员一网打尽。影片结尾处，镜头长长地停留在大全景中的北京西北三环，车流如梭，这个镜头与影片前面晃动的纪实风格有些“格格不入”，似乎在说明亨特张不过是北京这个庞大的国际化大都市中的小故事，这也吻合导演高群书计划拍摄“1930-2030系列电影”的题中之义，这个系列电影打算用二三十个小人物的故事来呈现百年中国的历史。

　　“神探”更像孙悟空

　　《神探亨特张》的英文名字是“Beijing Blues”，意思是“北京蓝调”或“北京忧伤”。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上千年的文明古城，还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标识。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使得北京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而这十年来北京的城市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亨特张工作的海淀双榆树地区就紧挨中关村科技园，这是一个不足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催生出来的高楼林立、地铁纵横的繁华地带。

　　不过，影片并没有用镜头仰视这些“繁华之都”的地标建筑，也没有用“好奇”的摄影机走进这些写字楼或购物中心的内部，反而借助亨特张的眼睛，走街串巷，看到了高楼间隙、“浮华”背后的影影绰绰。亨特张想追踪这些大都市的“影子”，于是摄影机只能摇摇晃晃、紧跑慢追，时而偷拍，时而跟拍，时而从天桥俯视，时而蹲在正常视线以下。影片中有一个农民工打扮的无赖每天都跟着亨特张，这个如影子般的存在，让亨特张/观众体验到一种如鲠在喉的不舒服感，这些甩也甩不掉的影子，也许就是浮华北京忧伤的来源。

　　影片最为出彩的地方，正是这些被亨特张团队捕获的形形色色的小偷小摸们在审讯室里“振振有词”地自我“申辩”。镜头并没有采用从警察背后审讯犯人的视角，而是用镜头直接对准这些刚从犯罪现场“领”回来的依然“热气腾腾”的行为不轨者。他们是北京下岗女工、外来务工人员或者破产的经理。他们藏匿于没人管的烂尾楼、城中村或者街边小店中。这些在白领、小资或新富阶层的“北京爱情故事”（今年上半年热播的同名电视剧）中不会出现的“牛鬼蛇神”（江湖大仙、盲人贼王等）纷纷现身，只有亨特张能够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现了原形。在这个意义上，亨特张看似西方现代都市中的“神探”，其实更像中国西游故事中的长着一双“火眼金睛”的孙悟空。这部影片与其说让这些底层或草根阶层“现形”，不如说更是让他们从大众文化的“照妖镜”中“显影”。亨特张之所以会有如此“神力”，并非因为他是人民警察，而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演员来自于微博达人，“微博”才是施展“显影术”的关键。

　　微博达人的“正能量”

　　亨特张作为基层民警的出身，很容易让人想起1995年第五代著名女导演宁瀛拍摄的“北京三部曲”之二《民警故事》。而《神探亨特张》的摄影邬迪，曾经也是宁瀛电影的重要摄影师。两部影片都采用一种纪实风格来讲述基层片警的故事。如果说《民警故事》依然在延续“北京三部曲”之一《找乐》的基本主题“人”与“体制”（社会主义单位制）的关系，那么《神探亨特张》则更多地把亨特张表现为一个“行侠仗义”的侠客。与《民警故事》中片警在执行上级禁犬行动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人生“荒诞”和无奈不同，亨特张对于自己的职业或“平凡”工作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只是来自于上级的表扬或媒体的宣传，更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公民职责。这与微博达人出演这部影片有着密切关系，不管是正派亨特张，还是反派贼王、口吐莲花的骗子、“碰瓷”团伙都是微博世界里“赫赫有名”的独行侠。

　　微博作为近两三年内最为活跃的网络工具，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微力量”，很多社会事件在微博中掀起轩然大波，尤其是那些社会不公、暴力执法、损害弱势群体的事件，很容易在微博中激起“公愤”，而微博的使用者大多是新世纪以来在都市中浮现出来的新中产阶层，在微博中发言、围观和转载成为他们介入公民行动、发挥公民权利的重要媒介。从日本地震、郭美美炫富、温州动车事件、小悦悦事件、微博打拐、微博救助流浪儿童、校车事故等各种社会事件中可以看出微博的影响力。这部电影本身的拍摄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微博达人的“集体”行动，正如影片特别把类似小悦悦事件也重新“搬演”。在这个意义上，亨特张一次又一次地抓捕这些小毛贼，就像微博达人一次又一次地传播“正能量”。

　　不过，从微博达人到基层民警的“变身”，一种非体制的自愿/志愿的公民行动变成了一种体制内的国家公权力，这与其说是不同身份的互换或取代，不如说更是一种作为社会共识的“正能量”的积聚。正如影片最后亨特张对每天都跟着他的如影随形的无赖说，“你愿意跟着我抓贼吗？”这既是体制性力量对“影子”的一次招募，与此同时也是一种对“正能量”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