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让一些诗人进入了“有产阶级”，一些诗人的写作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下午茶”。贫富的分化也产生了以“打工诗歌”为代表的“底层写作”，但是很多“打工诗歌”也是通过抒写“我”的打工生活，采用“尽精微”、“致远大”的方式呈现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缺乏震撼人心的黄钟大吕式诗作。

　　今日诗坛需要的优秀诗人是既有生命意识又有使命意识的诗人，是能够将个人幸福与社会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的现代人。

　　以艺术方式加强相对标准的建设。建立新诗标准，必须将多元主义与本质主义结合，特别应该强调一个基本的相对本质。但是不管如何强调建立标准的相对性原则和重视诗人的创作自由，都必须重视新诗写作，首先是要建立诗家语的标准：文采、精炼、情感性、意象性和音乐性。任何时代、任何国别的诗歌写作都讲究技巧性，所谓技巧性就是对诗歌语言形式，即诗人的情感思想表达方式的重视。写诗的快乐不只是要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追求写作技术和语言智慧获得成功后的快乐，甚至是写作语言的快感。尽管在现代的快节奏生活中追求炼字炼句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古典汉诗的炼字炼句意识，即“推敲之功”，仍然应该成为现代诗人的“基本功”。新诗必须强调科学雅致，追求语言的“准确”与“精炼”、追求写作的“到位”与“优美”。尽管现代诗歌不追求古代诗歌的“诗出侧面”、“无理而妙”手法所产生的“含蓄美”，但是仍然有必要追求“精炼”甚至“精致”。

　　以改良手段加强常规诗体的建设。“诗体”特指诗的“体裁”、“体式”的规范。新诗史上刘半农、闻一多、林庚、何其芳等人都致力过以诗体建设为重心的新诗文体研究，由于新诗的生态及新诗文体的特殊性，新诗的诗体建设和诗体研究长期落后。目前已经具备了诗体重建的诗歌生态，政治上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为建设和谐诗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外部环境。目前新诗创作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网络诗歌带来了诗的功能、诗的创作方式和诗的传播方式等全方位的巨变，甚至出现了新的“诗体大解放”运动，更需要诗体建设。今天的诗体重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高度重视“和谐诗体”及“和谐诗歌”的建设，反对诗体的高度定型，建立既有节制又宽松的常规诗体，形成既统一又和谐的诗体格局：把准定型诗体即常规诗体作为主导诗体，把不定型诗体即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即格律诗体作为辅助诗体。诗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诗形建设。诗形是诗的重要文体标志，是诗体的主要成分。好的诗形不仅自身具备诗美，还能帮助诗人更好地表情达意，增加诗美。也要防止极端重视诗形建设，甚至要警惕一些诗人，特别是先锋诗人“借诗形反诗形”。一些图像诗人和网络诗人对诗形的极端重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常规诗形的轻视，是想通过独出心裁的变态诗形反对约定俗成的常态诗形，会影响新诗诗形建设的健康发展。

　　在新诗功能的多元格局中重视社会化写作。新诗在20世纪，特别是在20世纪中前期确实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具有高度的严肃性。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运动加重了这种严肃性，新诗承担了促进思想解放的重大历史使命。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反拨新诗题材的高度严肃性的内容“轻化”现象，诗人的生命意识渐渐取代使命意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因为新诗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公众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和诗人在私人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化，令新诗的个人化写作倾向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私人化写作狂潮。网络诗歌在新世纪的迅速兴起加剧了新诗写作的小圈子化、个人化和私语化。尽管个人化写作在20世纪末期的问世及其存在，到今天都仍有一定的意义，不仅继承了新诗百年来一直存在的追求自由的传统，还有助于摆脱群体意识或社会秩序感对个体精神的压迫，有助于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新诗作为一门艺术的文体自主性。但是个人化写作，特别是极端的私语化、小圈子化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人与社会、小帮派与大团体的依存关系，这是近十多年诗坛混乱的重要原因。

　　近年新诗生态一直在发生巨变，中国社会出现的生存方式的多元化导致了写作方式及新诗功能的多元化。改革开放“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让一些诗人进入了“有产阶级”，一些诗人的写作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下午茶”。这种悠闲的生活有利于产生精致的艺术，有助于新诗的诗艺建设，但是也可能淡化诗人的社会意识，削弱诗人介入生活的能力。贫富的分化也产生了以“打工诗歌”为代表的“底层写作”，但是很多“打工诗歌”也是通过抒写“我”的打工生活，采用“尽精微”、“致远大”的方式呈现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缺乏震撼人心的黄钟大吕式诗作。“打工诗歌”作者诗歌修养的欠缺和写作题材的细小也极大地限制了“打工诗歌”的艺术性及“底层写作”的有效性。严格地说，“打工诗歌”并不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化写作，有的“打工诗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安慰个人生活的“个人化写作”，它抒发的更多是个人的私人情感而非社会的公众情感，关心更多的是个人的恩怨而非社会的责任，虽然有些诗写的是一个群体的情感，但是常常带有偏激与狭隘。

　　尽管中国仍然需要加强审美性写作，甚至仍然需要大力倡导“纯诗”，既追求诗的内容及意义上的“纯粹”，也追求诗的语言及形式上的“纯粹”。但是无论是青年诗人还是中年诗人，都应该明白：在动荡时代和艰难岁月中可以孕育思想家型的优秀诗人，却不一定能够孕育出艺术家型的大诗人。一个没有激情的时代也不可能产生大诗人，在社会生活中八面玲珑的举子诗人（官员）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才子诗人（隐士），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的良心”或“社会的脊梁”，极端的“秀”和“隐”都不可能写出激动人心的诗作。今日诗坛需要的优秀诗人是既有生命意识又有使命意识的诗人，是能够将个人幸福与社会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的现代人。新诗既需要个人化写作，也需要社会化写作，既需要情感性写作，也需要思想性写作，当下最需要的是在个人化情感性写作基础上的社会化思想性审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