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这么不多的几篇素材时，要把它们黏合起来、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

　　我希望文学不死，希望文学越来越多地获得它生命的土壤，就是大众。

　　从柏林回到北京，严歌苓的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在国外，她会经常到森林里走一走，很幸福，很享受；每天读两个小时书，一星期在家看两三部电影。一回到国内，读书和看电影的时间都没了。“就晚上睡觉前读一会儿书，很糟糕。”严歌苓说。尽管忙碌，她还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北京饭店咖啡厅内，记者见到了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嘉宾严歌苓。一杯香茗，伴着柔美的音乐，严歌苓娓娓地谈起了她的创作。

　　厚积薄发不事雕琢

　　在严歌苓的电脑桌上，经常放着一本李商隐的诗集。电脑开机前的空闲里，严歌苓会翻开诗集读上一段，虽然她和李商隐的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别，但严歌苓觉得这可以使她进入一种很美的意境。“平常读好的语言，包括英文，总是在给我营养。作家要不断地被陶冶，学的语言越多越好，别人语言中总会有自己语言中没有的养分，也可以从古文和现代文字中吸取大量养分。”

　　作为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严歌苓说自己的创作就是厚积之后的瞬间爆发。“依靠谷歌、百度，现在人人都可以一分钟变成学者，但这样了解知识很害自己。想了解西方文化，就要读原著，不一定是看小说，还可以看一些政论、哲学书籍等，然后去思考。这样知识就在血液里生长，一旦有知识长进生命中，看问题，想故事，进而表述这个故事，和临时抱佛脚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要厚积薄发。”

　　严歌苓小说讲述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中国，但她却有着国际视野。“在更广阔的坐标上去看，哪怕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可能都会不一样。”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她讲述了一个救赎的故事。“风尘女子在拯救女孩子的同时，还在救赎自己。一种柔弱生命对一种更柔弱生命的保护，一种被世俗认为低贱的生命通过这样一种保护变得宝贵。”改编成电影后，原著的基本精神依然没有改变。“这种精神是普世的。”严歌苓说，现在国际上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现象，《金陵十三钗》一下子就卖了20多个国家的版权。

　　创作时是支燃烧的蜡烛

　　作家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严歌苓的新作《陆犯焉识》，书中有很多是关于严歌苓爷爷的。“陆焉识的前半生就是我爷爷的影子。我从小就对爷爷很着迷，他是我们家的骄傲。那么年轻出国留学，16岁上大学，会多种语言，博闻强记，25岁读完博士，40岁自杀。这个人对我来讲太精英了。这样的精英好像是活不下来的。但后来我发现他可能跟我一样有狂躁症、忧郁症，因为燃烧得特别快，不能睡觉，创造力极高，很多时候都在写作、都在工作、都在思考，然后高到浪峰的时候哗一下就跌下来了。因为到浪峰的时候基本是一个蜡烛有很多捻子在燃烧，很多夜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脑子里就发生化学转换，产生很黑暗的东西，感觉就完了，开始厌世……”

　　为了写好这本以爷爷为原型的书，严歌苓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出了爷爷在美国读书时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还看了当代人的传记。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严歌苓也非常爱读。“特别厚的两本。下册讲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特别好。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知道爷爷当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在严歌苓的记忆中，爷爷的故事依然支离破碎，少之又少。因此她写小说，必须要靠大量的想象力去添枝加叶。“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这么不多的几篇素材时，要把它们黏合起来、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如果讲的太具体了，我就觉得被绑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当记者问及从写作《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这样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转到以爷爷这样的男性为原型来创作，是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跨越或转折时，严歌苓却说她并不这么认为。“我写过男性的小说。在以女性为主的小说里，我是踩在男主人公的鞋子里来写男性，用他们的心理转过来写女人。这是一个普通技巧，一个作家，别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技巧与功力。还有，懂得人性，就应该懂得女性，也应该懂得男性。”严歌苓说。

　　不能把发现自己当成第一主题

　　写历史是严歌苓小说一个共同的特点，而对于现实生活，她似乎无暇顾及。“我做不到把当今的个人生活、把发现自己当成写作的第一主题。我的脑子已经被太多重大的、还没搞清楚的历史上的追问所占据，我还在一直追问，在不依不饶。我写出来的东西，西方人必然要经过一道语言的翻译，再经过一道文化背景的翻译，还要经过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翻译，有好几层，难怪人家翻译不好。”

　　不过，严歌苓觉得中国当代年轻的作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她看来，现在的作家像韩寒、郭敬明，已经不再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负担。年轻作家关注个人的生命、个人的成长、个人的苦闷，个人就是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是全世界都会共同关注、都会懂得的宇宙。“他们写作的优势在于对个人的探索与发现。这个主题是全世界的同龄人都在做、作家都会有的共同命题。年轻的作家不去讲‘文革’、三年自然灾害，外国人不懂那个时期生活形成的特定术语。现在青年作家考虑的问题如就业、购房、环保等正和西方青年作家逐渐靠拢，相似的环境下产生了类似的文学命题，这也造成他们情感表达的接近，文学不与世界接轨也得接轨。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

　　文学不应高高在上

　　严歌苓天生对故事敏感，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民间的故事。“我是非常好的听众，很少插嘴。”在这些故事中，严歌苓发现了很多她想象不到的东西：“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细节，编造不出来，也想象不出来。所以有时我会搜集这些东西。《第九个寡妇》是我听到的故事，《小姨多鹤》也是我听到的故事，都是朋友给我讲的。”

　　但严歌苓并不苛责听故事或看故事的人。“现在人们大概只能集中注意力一两分钟，小说很容易失去读者。所以故事怎么写、怎样进行、怎样开端，需要一定技巧，不能说读者素质太差根本看不进我的书，这种傲慢对今天的读者是行不通的。要运用最好的文字写故事，把自己的见解和超越故事的信息传达给读者。”

　　严歌苓喜欢郎朗与马友友的音乐。在她看来，这两位音乐家的演奏都融入了通俗的元素，将大众喜爱的内容与丰厚的情感加进了音乐这种古老的艺术，这也启发了严歌苓。“文学同样是一种古典的艺术形式。要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就要给读者提供最好的表达方式、最好的故事，否则文学将走向死亡。有很多好的民间故事，作家不能把这些全撇开，还要去当乔伊斯、博尔赫斯，认为小说就应该高高在上。虽然那也是一种追求，但我希望文学不死，希望文学越来越多地获得它生命的土壤，就是大众。通过学院和中学的教育，不要让文学越走越窄，我希望文学能保住现在的阵地，这已经很难了。”

　　生活在比较文学中

　　严歌苓说，别人是读比较文学，自己则每天都在比较文学中生活。中国的北京、台湾和德国、美国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严歌苓在很多地方居住过，这种经历使她情不自禁地就会去比较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也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文字。“表达很含蓄，表面一个意思，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意思。我怎样才能让别人明白我这个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在严歌苓看来，中国语言的含蓄曲折是一种优长，但同时也成为一种悲剧：“我们的文字非常美，但很难翻译。比较起英文，有时候就觉得，中文翻译起来让人很憷头。文字是我们复杂民族心理的符号。像美国人，你就觉得他们特别简单。但我们已经是一个很古老、很丰富的民族，所有的表达，所有层层叠叠的东西都是很复杂的，所以中文作品很难翻译。现在中国很多东西翻译出去，会失去很多色彩，只能是达意，根本不能传神。假如有条件，我的英文比较成熟了，应该把自己的表达变成英文的表达，因为有时候中文实在是太例外了。”

　　但严歌苓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并没有丧失信心，因为文学翻译的培养是一个长久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例证使我相信翻译可以达到极高的水平，不仅翻译语言，还可以翻译文化，这就是去世了的英文翻译家大卫·霍克斯，这个人穷尽了一生翻译文学。他翻译的《红楼梦》完全是传神的，能够把中文版的《红楼梦》变成英文版的对称体，语言翻译过去，文学、哲学等方方面面的蕴涵都翻译过去。这是我见到的《红楼梦》译本中唯一一个成功的例子。”

　　问及将来的创作，严歌苓说她还有很多东西在资料调查、积累当中。似乎是出于保密，她只是简单地向记者透漏，将来准备写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要读很多资料，比如新四军作战日志，厚厚的三本，全部要读完。做研究就是这样，看一百页，基本都是废话，但读第一百零一页时，可能就会有那么一行正好是需要的，很有意思。这种研究要花很多年的功夫。”

　　虽然工作很忙，事业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严歌苓说自己仍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人：“相夫教子，家庭还是很重要的。每天要做晚饭，星期天要陪孩子一整天。爸爸去世前我在北京长时间陪他，现在觉得应该多陪陪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