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进中国文学和拉美文学的交流与融合，繁荣文学创作，搭建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交流的平台，3月7日-8日，由大益文学院、智利聂鲁达基金会、中国作家网、昆明作家协会联合策划的第三届大益国际（拉美）写作营在昆明举办。来自拉丁美洲的4位作家帕丽斯·哈切、塔米姆·毛林、里卡多·苏马拉维亚、胡里安·赫伯特，和来自中国的4位作家学群、杨袭、巫昂、何小竹参加了本届国际（拉美）写作营。

　　“大益国际写作营”是中国文学首次以纯粹民间的身份亮相于世界文学的舞台。2017年6月，首届大益国际写作营在宁静的法国尼姆市普尔斯小镇顺利举办。2018年9月，大益文学走进西班牙，在康普顿斯大学开办第二届大益国际写作营，同时也打通了中国和拉美国家文学活动的通途，并为本次第三届大益国际（拉美）写作营播下友谊的种子。

　　3月7日上午，大益国际（拉美）写作营在昆明璞玉书店正式开营。昆明市文联副主席王金龙，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昆明市作协名誉主席张庆国，大益文学院院长、小说家陈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益集团总裁、董事长，大益爱心基金会负责人张亚峰，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发来致辞。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路易斯·施密特、智利聂鲁达基金会执行主席、阿根廷国会大学荣誉教授孙新堂以视频的形式表示祝贺。

大益文学院院长陈鹏致辞

　　正如陈鹏在致辞中所说，本届大益国际写作营的举办，要将过去和现在的拉美文学和拉美作家再次推入中国文学现场，推到中国作家面前，深度探讨当今拉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他深信，在复杂多变、灾难不断的后疫情时代，无论中国作家还是拉美作家，不管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都能通过坦诚的沟通发现共识，也都能在一个文学日益边缘的时代找到它重新强大的理由。

　　由于疫情影响，本届国际（拉美）写作营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疫情影响下的文学写作”的主题下，共分四场，话题分别是：疫情给文学带来了什么？我们的写作越来越“小”了吗？语言、传统、故乡——我们为何写作？背叛、传承——什么是拉美文学的遗产？作家们以作品朗诵、主题研讨、嘉宾对谈、现场互动等方式畅所欲言，充分交流，以一种创新的方式延续了中国文学和拉美文学的交流和碰撞。

　　疫情作为隐喻，给文学带来了 “不确定性”

胡里安·赫伯特、何小竹、杨袭交流“疫情给文学带来了什么？”

　　胡里安·赫伯特回忆了新冠疫情刚到来时的情景。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他逐一减少了社交活动，遵守各项防疫规定。他对疫情的具体体会是一种被其他关注所束缚的抽象体验，并相信最基本的诚实（至少是对自己的诚实）在黑暗时期可以成为认知能力的巨大储备。赫伯特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目前伦理状态的改变非常反感，厌恶将疫情视为一种席卷全球洪水，而不是一种直接的经历：作为一种个人的、不可转移的、同时也是超越世界的感觉。

　　“生活中的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三十几岁才从财务工作转到文联的杨袭，是写作领域的晚熟者。在这个身份转变过程中，杨袭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自我探问。由于常年琐碎的财务工作让她找寻不到生命的价值，她开始追问活着的意义。最后她得出结论——写小说便是在探问生命的意义。

　　谈到疫情给文学带来的影响，杨袭认为，“人类自古至今都在探寻根植于肉体里的精神幽微，但要发现和表达这种深层次的东西是有难度的。”而这成就了文学，因为文学追求的正是不朽。杨袭的文学观念是“因苦难而文学”，她一直相信人类进行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苦难和从苦难中产生的绝望，还有对希望的追求。“因多病、苦难和死亡而文学，因明白苦难和死亡，最终无可躲避而文学，这是真正文学的生发点和永恒的落处。”

　　“新冠疫情只是苦难和死亡的一种，任何发生的事对文学来说都是一种思考和感觉，这对我们理解生命和世界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之所以生是因为我们会死，之所以有文学，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像疫情一样的麻烦事。”杨袭最后得出结论，将其放回历史，时间线拉长，疫情并没有给文学带来本质上的新东西。

写作营活动现场

　　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诗人、小说家何小竹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类文学运动。他把疫情看成是对“不确定”的巨大隐喻。当他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坛的辉煌景象，自我探问为什么大家都在怀念那个年代，最后找到的答案是那时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种希望正是源自确定感。而新冠疫情带来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同时，他认为疫情与其说是一个影响写作的事件，不如说疫情给了作家去思考怎样写作的契机。他觉得后疫情时代的写作要刷新和改变文学观念。“疫情阴影下的写作，如果没有新的文学观念，仍然按照原先的写作方式，不管是小说还是诗歌，我认为都是无效写作。”他觉得，文学要有读者，要有介入，但这种介入又不像新闻媒体对现实的介入，而是把非文学的东西纳入到文学中来，拉近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让读者毫无障碍的、没有拒绝感的来读你的东西；同时不要再惯性写作。”

　　写作变得越来越小？写作其实可以无穷大

帕丽丝·哈切、巫昂、杨袭交流“我们的写作越来越‘小’了吗？”

　　智利作家帕丽丝·哈切介绍了正在创作中的自传体小说集《家景》，创作动机是回应“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一个面向未来的社会”这个话题。她在这部小说集中借鉴了“垮掉派”、苏珊·桑塔格等小说家与童年记忆有关的作品。她认为，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危机往往对文化是一种打击。这要求艺术创作要走向前台，因为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承载着表现不同代际人群社会心理变化的责任。为此，她成立了一个名为“智利布克斯” 的微型出版社，希望能借此搭建桥梁，让其他国家的读者了解智利人民多元而复杂的真实生活。

　　“写作从来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无论是空间小、格局小，还是文学意识狭隘，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学习和突破。” 巫昂谈到她在某届上海双年展上看过的一件艺术作品，某位不知名的艺术家将墨西哥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转变为作品。她随后以这个事件为素材，融入当代中国的语境写成小说。写作变小了吗？巫昂不这么认为。她表示作家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寻各种素材，这些素材不需要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意义不大的琐事。

　　巫昂继而举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巨著为例，认为这些作品写的多是无意义的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让无数读者在书页间找寻到自己生活的影子。“这就是文学的成功，譬如说契诃夫的小说，安慰了多少现实生活中不得志的小人物啊”。巫昂建议，作家们不要总想着过上等人的生活，而应该学会扎根在普通人的生活里，从日常生活发现写作素材。

现场听众提问

　　杨袭曾经认为文学高于生活，因为她觉得如果文学低于生活或者等于生活的话，作家也就没有写作的必要了，好好生活就行。在经历过一些事情后，她慢慢改变了这个观点，越来越感觉到文学其实是无法超越生活的。“有时候，文学特别无力，但正是因为文学对于生活的无力和表达不尽，成为了文学生生不息的动力。”

　　杨袭进而表示，成就一部伟大的作品，反倒是那些不被文学的真实描述的东西在起作用。她坚信，文学的诗意源自人身上人性之外的兽性和神性。“我们表达人性这一部分主要靠思辨，也就是思想性。兽性和神性是那些能感受到但又猜不透的部分，那才是诗意所在。”巫昂赞同杨袭的观点，她大胆地提出文学给了人类变态的机会和合法性。正是因为人性不完善，人的未完成性决定了作家要重新创造一个世界，用文字直击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人与生俱来的兽性和动物性需要一个东西来平衡，一种安全的平衡机制就是文学和艺术。”

　　为什么而写作？作家写作是为了回到语言的故乡

里卡多·苏马拉维亚、何小竹、学群交流“语言、传统、故乡——我们为何写作？”

　　秘鲁作家里卡多·苏马拉维亚主要创作短篇小说、微型小说、长篇小说以及随笔，“故土”是他作品的基调。他主要谈论了“故土”之于他的意义：他之所以反复写到“故土”，原因是他想追根溯源，写他的母亲和生他养他的土地。对苏马拉维亚而言，“故土”是他在利马老城出生、成长并度过的整个童年，也就是70年代。他试图将此融入作品中，展现在门的另一边、那些家庭里发生的故事。房间、家庭和返乡等元素经常出现在苏马拉维亚作品里，他为此创作了《房间》《家族肖像》《我们不是我们》三部短篇小说集。他最近创作的《一只手臂的故事》，是旅居法国十年后回到利马写下的作品，他在其中刻画并升华了所有的生活经历、心智变化和创作经验。

　　为什么写作？这是每位写作者在写作之初都会自我探问的问题。对于学群而言，写作最大的动机是想把生活感受表达出来。但写作意味着大量空闲时间，为了能获得自由创作的时间，学群经历过长达几十年的波折。他大学毕业先到县中学教书，由于接受不了管束，从学校逃离只身在外流浪。后来进入一家金融单位，从而有了少量的写作时间。这样一直到2014年，已经升任高管的他发现想要真正进行长篇小说创作，必须得把工作辞了。在万种艰难下，他终于做出辞职决定。如今，他住在洞庭湖边，每天早晨起来写作，享受着自由而快乐的写作时光。

　　当数十年都在从事写作的何小竹被问到为何写作，他是犯难的。写作对他而言已经像吃饭和呼吸一样，是内化在日常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事情。再问为何写作，已经没有意义。但同时，他又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确实需要隔上几年就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来找到并保持当年写作的初心。他从不认为自己写作是为了发表或得奖，写作于他而言更多是一种表达的需求，及自己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向前的追求。“每个人写作都不一样，但那些命定要写作的人，无论何时，写作都会找上他。”

　　与纯粹的写作者何小竹有所不同，学群认为当写作和名利可以兼容的时候，他会选择和社会达成某种合作关系。他认为写作的人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无可厚非，作家不必像苦行僧那样为文学而牺牲生活。但如果追求的东西影响或伤害到他的写作，他也会为写作断然放弃。何小竹回应到，为了名利而写作不一定就不会诞生好的作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都是典型的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赌博欠债飞速写作，巴尔扎克因为办厂欠债同样如此。我们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不好吗？“我想极端的说一句，有天赋的人是天生写好作品的，为钱写或不为钱写，他们都能写好。”

　　谈到本次对谈的关键词：语言、传统、故乡，何小竹倒是认为三者其实是一个词。“对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语言就是他的故乡。我们使用的语言源自故乡，我们使用的故乡语言里必然携带着文化的传统。”他想起最开始写诗的时候，曾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尝试把苗族的民族特色融入诗歌，创造了一批超现实主义诗作。虽然这些诗有很浓厚的民族元素，但何小竹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他的想象。“基于我受到了语言的启发，觉得用一套语言可以构建我的想象，哪怕是对传统、乡土或民族的过往状态的想象所以首先还是有了这样的语言，有了这样的语言后才能构成这样的诗歌。”

　　拉美文学一直在向中国作家“输出”创作的启示

塔米姆·毛林、学群、巫昂交流“背叛、传承——什么是拉美文学的遗产？”

　　智利诗人塔米姆·毛林曾在2019年受邀造访中国，参加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国际写作计划，他对中国读者对拉美文学的了解感到震惊。他以“希望”为主题谈论了诗歌在圣地亚哥这个南美小城具有的意义，并回忆起智利诗人聂鲁达与中国诗人艾青结下的友谊。毛林认为，在这个越来越倾向于自我救赎而不是与其他人协作、共情的社会中，唯有诗歌和艺术能将人从自私自利的当代世界中拯救出来，点燃希望的火焰。诗歌与许多宏大的主题相比或许微不足道，但诗歌中的瞬间可以如宇宙、人性、人类般宏大，也可以如日常生活、一花一木般渺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大批卓越的拉美作家作品相继涌现，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何塞·多诺索等作家的作品风行欧洲并传布到全世界，史称“拉美文学大爆炸”。1968年，泰晤士文学副刊写道：对世界文学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是拉丁美洲文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巫昂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正是拉美文学疯狂译介到中国的时期。当时也是中国先锋派在文坛站稳脚跟的日子，先锋作家们疯狂吸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滋养，尤其是拉美文学的影响。

　　巫昂基本上通读过译介到中国的拉美文学作品，知道了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科塔萨尔、鲁尔福、阿斯图里亚斯等拉美作家，并对各位拉美作家的写作技巧做了深入研究。在她看来，拉美文坛交友氛围浓厚，拉美作家学识渊博，经常在谈话中触类旁通各类文史知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智利小说家波拉尼奥，在小说里涉及的文学史知识如同在书页间搭建了一座西方文学图书馆。巫昂特别注意到拉美文学有一种传承的传统，她举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为例——这部小说内嵌的寻父主题源自于西班牙流浪汉小说。这对中国作家来说很有借鉴意义，因为“写东西不能师出无门”。

　　《佩德罗·巴拉莫》也对流浪汉小说做了背叛。在巫昂看来，拉美文学的持续创新来自对母题的改造，在各种内容和形式间做嫁接。她介绍到，拉美作家展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强壮的想象力神经，他们经历丰富，对社会活动特别热情，热衷于搞文艺活动，往往有海外流亡经历。同时，他们既写诗歌、小说，也写戏剧、随笔，打通各种文体类型，创造力非常强悍。因此之故，巫昂极力将拉美作家推荐给年轻的写作者，“当你想突破民族性的时候，你去阅读拉美文学，它会给你一个极大的冲击。”拉美作家给中国作家带来了启示，要足够勇敢，有强悍的创作活力，并在技术上做深入的学习和分析。

作家作品朗诵

　　为什么经济落后的拉丁美洲诞生了对世界文学产生强大冲击力的文学？何小竹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他认为，拉美从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边缘，但拉美的作家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了西方各种新的文学观念，写作展现出国际性，反而对已经有点活力不足的欧美文学产生刺激和影响。同时他也认为，拉美文学将文学观念、创作内容和写作技法结合一起，将西方现代派文学提供的滋养融入拉美独特的地域文化，如此成就了魔幻现实主义。“如果你没有一个新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视野，你看见这种荒诞，你不会觉得它荒诞。”

　　巫昂则认为，拉美文学是欧洲文明与美洲本土文化碰撞后诞生的产物，“杂交”为拉美文学提供了充沛创新能量。“拉美作家有野心、疯狂、积极进取，与中国人含蓄、内敛、务实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正是拉美社会普遍的动荡，成为诞生拉美爆炸文学的温床。 “拉美文学就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是一点就炸的火药桶。文学需要新鲜素材，不然有什么好看的。” 学群也表示，写作需要破坏性的力量，破坏会形成新东西，这是拉美文学的源泉。

　　据悉，本届国际写作营结束后，大益文学还将在5月31日前后颁出首届“大益国际写作奖”。大益文学将收集参加本届国际写作营的8位作家作品各一部，分别译成西语、中文两种语言，邀请来自拉美和中国的五位评委，评选出一位获奖作家，奖金一千美元。之后，本届8位作家的双语版作品也将集结成册，在中国出版发行。

参加写作营的全体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