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写小说，就像学会用乐器演奏乐曲一样——这是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创意写作课程招生简章上的话语。上世纪40年代至今，创意写作在欧美已经兴起多年，还形成了教学体系。

　　在中国，“写作是不可教的”的心理定势长期以来难以突破。一直到本世纪初，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几所国内高等院校的中文系才陆续试水文学创作教育，但迄今也不过10年。

　　6月15日上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召开的“新世纪大学文学教育”会议上，来自全国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就“文学写作是否可教，如何教”等议题展开交流。

　　中文系多年来不培养作家

　　恢复高考制度几十年来，高校中文系的第一课出奇地相似，老师对同学说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个否定句：“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在高校文学创作教育基本为零的境况下，写作者多从模仿自己心仪的作家开始写作，相当于自学。作家夏商说，他在1985年前后开始写小说，模仿过米兰·昆德拉，也模仿过杜拉斯，身边的朋友模仿过海明威。“从今天看这些临摹之作非常幼稚，但是必不可少的训练”。通过摸黑走夜路般的训练，极少数人入了文学之门。在多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发现“中国写作者从来不缺乏高远的志向和自以为天赋神授的天才，缺少的是严格的专业训练”，一些大作家“在技术层面上甚至是不合格的”。这实在与高校中文系历来“不培养作家”的价值取向脱不了关系。

　　西方写作课技巧值得借鉴

　　正如歌唱天才不懂得科学用嗓也会提前“报废”一样，靠自学摸进了小说的门，并不意味着一通百通。作家周嘉宁说，这些年她碰到写作上的问题时只能寻求文学期刊的编辑“技术支持”。去年与英国小说家邓·索恩的一番交流，让从事多年写作的她愈发感觉到，小说创作作为一种技巧的传授，能让接受者少走很多弯路。“一个很小的例子，写作课会告诉学生，应该在对话中插入动作，使这个句子不仅仅是对话，还增添了推动情节的功能。小说的核心价值、内驱力可能是不可教的，但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是可教的。”

　　“听说，掌握技术之后，产量能增加三倍。”说这翻话的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指的不是物质的生产技术，而是西方小说的生产技术。

　　评论家南帆说：西方有写作课教授先让学生们看史泰隆的《第一滴血》，再后是荷马史诗，“因为两者内在精神是一致的”。是否一致可以再议，但这种生动的教学方法值得借鉴。

　　不必追问学生是否能成“家”

　　10年，写小说终于成为一门正儿八经的课程，但不理解的目光始终伴随，最大的问题还是那个“作家能教出作家吗”。王安忆曾在《写作课程宣言》中写道：“要让我说，我也不以为作家是可教授的。凡创造性的劳动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规划设计所能达到的。”她表示，说是教写作，“其实只是告诉对写作的认识，并不敢负责诞生作家”。任职于《上海文学》杂志的甫跃辉对记者说，外界的怀疑，其实都建立在“培养作家”这个目标导向上。“写作课培养的是写作者，至于写作者能不能写成名，写成职业作家，这和很多因素有关，也和他后天的努力有关，不是一门课程所能完成的。”

　　当全社会追问“写作课能否培养作家”之时，职业化的写作人和作为职业教育的写作课程才会获得应有的发展空间，中国文学的生产形态也才能从金字塔状调整到更健康的橄榄核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