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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狂喜,也有痛苦

时间:2013年02月28日 来源:新京报 作者: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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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怀民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上周,处于当代世界舞坛领军地位的美国舞蹈节宣布,将今年的终身成就奖颁给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他也由此成为欧美以外地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编舞家。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林怀民分享了自己的成长及从业经历,从他颇具特色的语言表达中,也展现出了“云门”的形与神。

    很多东西是童年就埋在身体底层 

  我的故乡在嘉义县新港乡,我的童年很复杂。曾祖父是前清秀才,祖父是西医,父母亲都在东京留过学,家里有中国人的规矩,也有从日本带回来的规矩。

  小学一年级第一天放学回来,妈妈就让我跪在榻榻米上,一杯牛奶两片饼干,放78转(注:留声机唱片的一种)的贝多芬。每天回家听完两张唱片,然后去写功课。那时候真想跑啊。爸爸妈妈还看日本片,所以我小时候的偶像就是三船敏郎。叔叔们大我十几岁,买一大堆书,他们去看电影,我是小孩不要钱,就被拎着去了。有个堂叔娶回一个北京太太,他们带我去看过《碧血黄花》《翠翠》,后来他们去哈佛读书,给我寄来《小鹿斑比》《小飞侠》。

  故乡有台湾最古老的妈祖庙,各种仪式对我有很大影响。小时候觉得好玩,大了以后发现,仪式的感觉是我很喜欢的,也用在了作品里。

  外面是灰扑扑的市场、农人、庙,里面就是贝多芬。这也是台湾的文化。所以对我来说,什么文化交融、跨来跨去,都是很自然的事。

  我所有东西都是25岁前打的底,后来还有很多门,一扇扇推开,但那个种子没有的话就是没有。我们的布拉瑞扬,他很年轻时我就说,你回部落去看一看。他那时要叫做郭俊明(其汉语名),不要叫布拉瑞扬。后来他跑遍世界,在美国也编了舞。去年整年时间,他把所有部落都走了一遍,我觉得非常好。

  我并不是说你要从那个东西里找题材,它是很有趣、很微妙的,很多东西是童年就埋在了身体的底层。

    23岁开始跳舞,左右脚都分不清 

  5岁,我被拎去看电影《红菱艳》,大概看了11次。看完就在家里跳,母亲还给我做了舞鞋。那时大家觉得小孩好玩嘛,没别的想法。14岁,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稿费送进了舞蹈教室。学了一两个月就没再学了,因为我发现老师教的和书里讲的不太一样——我看过一本书,专门讲芭蕾基本动作。我觉得不对啊,就没再上了。

  大学时,我学了一个月现代舞,有人从美国回台湾做了个短期训练班。那时我写小说已经写得发疯了,没有说要当舞者。文字和舞蹈对我倒没什么冲突,文字的思维是幻想,小时候家里不许出门,一身规矩,所以最后我变成一个不规矩的人。但那时也知道跳舞是没希望的,因为太老了嘛。

  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决定去跳舞。我去美国读爱荷华大学的小说创作硕士班,是因为我的书被寄给聂华苓,她让杨牧写了推荐信,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这些事情我都不晓得,所以我一路走来,都是文坛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疼大的。因为年轻,我也想念个学位,就去了。这个英文系的小说创作班规定要旁修一门其他艺术,那我就理直气壮去跳舞了。

  23岁开始跳舞,左脚右脚都还分不清楚。上课一个半月以后,我编了一个七八分钟的独舞《梦蝶》给老师看。老师说,你不要写东西了,你应该去编舞。可是我一样把书读完。我是很听话,而同时又很野。你要我念书,我就念给你,但是我一直没有那些框。

  那时离毕业还有一年多,我晚上读书读到三点,起来去上点课,下午三点去跳舞,一个人过着这种日子。暑假我去打工,赚的钱就到玛莎·葛兰姆的学校上暑假的班。那是很专业的学校,是要当专业舞者的学校。刚开始我笨得疯掉,老是做错,后来两年上了一百多堂课。云门之前,我所有的舞蹈经验就是这样。

    云门是我参与社会的工具 

  那时的人去美国就是要拿绿卡,但我从没想要留在那里。去前就知道只待三年,就是想去看一看。

  回台湾后我去政治大学当老师,有了云门后我还坚持教了几年,舞团每天排练。做到后来,越来越大,就不能去教课了。那时候热血、冲动、天真。

  云门第一次演出在台北中山堂,两场三千多张票都卖掉了,卖到黄牛都出来了。我是个名作家,大家好奇,而且我们提出要做自己的舞,不是西方的东西,这对那个时候的台湾很重要。

  在当时,现代艺术已经进到台湾,大家对文艺都有一种渴求。云门在那种环境下成立是非常幸运的。云门说要跳自己的舞,过了两年,杨弦出来说要唱自己的歌。国民党的228、白色恐怖、戒严,让沈从文、鲁迅都变成禁书,台湾本土的东西是不被鼓励的。文艺青年的空虚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方向,那就是美国和欧洲:福克纳、海明威、乔伊斯、波德莱尔、萨特都进来了。后来经济开始萌芽、发展,中产阶级产生,开始要求权力分配,有了1987年的解严,接着就是百花齐放。云门的成长跟这些都有关,也跟整个台湾的经济成长平行。

  创作对我也是经营舞团的一个需要。我们是六十年代成长的人,云门是我参与社会的一个工具。为了这个舞团,我必须要编舞。如果撇开这些,你问我写东西和编舞你要做哪个,我当然选写东西,因为省事。文字是私密的,跳舞却是一群人的事。可是我为了舞团往前走,就要编舞。这里面有狂喜也有痛苦,可必须编,没灵感也得编。不过有灵感的东西不一定好,被逼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糟。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快乐,反正写小说就把它写完,编舞就把它编完。

    编舞、营销,什么我都干 

  新京报:你的创作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有多少?

  林怀民:我头脑里没有“我”,只有“我们”。这是从小开始的,我生在一个大家族,学校学的也是家国,我们这一代是这样子,我对社会上的事情也很敏感。台湾有过戒严,然后是解严,解严对我们这代人是很重大的事情。不只是自由了,你还会发现很多事情重新出土了,在以前都是一个空白。自由、自信,没有阴影才会跑出黄翊(云门舞集2编舞)这样的小孩。

  新京报:做云门,你有没有很强的使命感,想要替一代人说话?

  林怀民:创作的时候没有,经营一个舞团时有。我们想当赤脚医生,去学校、社区,为乡亲演出。我们没有想去全世界成名,变成国际一流的团。第一年中山堂票卖光了,好评如涌,我吓坏了,几乎精神崩溃。糟糕的是要开始学编舞了,这才开始认真弄。我一直很努力,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小就这么被要求,只要做了就把它搞定。我有点过度用力。

  新京报:1988年到1991年你把云门关了,去过了三年gap year,为什么?

  林怀民:25岁时我回台湾进社会,不太有经验,很多事情都不懂。1988年云门宣布停了,第二天我就去了香港当客座教授,之后我去长安、洛阳、敦煌、乌鲁木齐、北京、苏州跑了一圈,又去了巴厘岛、印度、尼泊尔、菲律宾,最后去的纽约。那三年开始慢慢懂了一些事,我以前弄的就是文字,舞蹈我也不通,我回台湾的时候现代舞都没看过几场,那时候纽约也不像今天这样天天都有节目。我很多东西是看书看来的,我对东方的东西特别有兴趣。

  新京报:所以你现在也鼓励年轻人走出去,还做了“流浪者计划”(该计划资助台湾年轻艺术家到海外从事自助式“贫穷旅行”以扩大视野)。

  林怀民:这很重要。在美国,大学三年级出去混一年再回来是一个常态。我们当时怎么可能?我们是很辛苦的,家里也没钱供你。到美国第二天,我就找到一个工作,扫厕所。我们跳舞是靠端盘子赚钱来供养的。走出去对创作有帮助,你能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传统,发现新的东西。

  新京报:你父亲称你这是“乞丐的行业”,是不是因为这样你做云门的时候很重视宣传、营销?每一次来大陆,采访也特别多。

  林怀民:编舞、营销,什么事情我都干,一脚踢。我现在很少有时间跟朋友聊天,都是跟记者聊。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主办单位赔钱,我不来的话赔钱的几率就大一点,来的话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云门舞集创始人、艺术总监。生于1947年。14岁发表小说,曾是台北文坛受瞩目的作家。23岁在美国读硕士时,正式接触现代舞。1972年学成归台,次年创办云门舞集,这是台湾乃至整个华语社会的第一个职业舞团。 
(编辑: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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