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度，也无论在哪一个创作领域，古往今来艺术创作者的创作都势必要打上时代的独特烙印，只是有些印记鲜明直白些，而有些印记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得以彰显。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年创作者来说当然也是如此。我们所生活其中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几十年来的变化真可谓是“今非昔比”。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变化，我们生活的世界开始变得越发纷繁复杂。另外，随着国外艺术作品的引进、国内外各种艺术作品展览的逐渐增多，以及艺术教育的不断深入，都使得今天的青年创作者眼界大开。他们本身就成长、生活在这样一个丰富而多变的世界，外界的各种变化、事件都能够触动他们的心灵，引发其蓬勃的创作欲望。这些林林总总的因素造就了这些青年创作者作品的丰富性。就摄影创作而言，数量丰富是其尤为明显的特征，不论是题材涉及的层面还是摄影作品的种类都很丰富，纪实摄影、商业摄影、观念摄影等各领域都佳作频出。数量的丰富是一切总结、分析的基础，也是创作品质提升的基础。

　　坚定地立足现实，关注底层民众

　　必须深入拍摄对象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否则，拍摄对象只能作为“风景”而存在。在风景摄影中，一旦景物被拍出了灵性，它就是有情感、有生命的东西；类比于风景摄影，拍摄人物时如果没有展现出人所特有的情感，那么他就无异于死板的工具了。

　　令人欣慰的是青年创作者中有不少人依然坚定地“立足现实”，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摄影术自发明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经历了很多次深化，我们今天当然认识到摄影是一种媒介，借此可以做很多事情。相机镜头也恰似人眼睛的延伸，因为它所能达到的比人的眼睛还要广。因此摄影也不断地在改变、影响着我们“看”外物和“看”世界的方式。但是，摄影的记录功能却一直没有被忘记，也不可能、不应该被忘记，那些立足于记录现实的艺术家，也许有一些人不能立刻被世人所熟知，但是对历史而言，他们是有功之人。想一想，如果没有这种立足于记录的摄影师，关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过去人们的服饰、打扮、生活……我们也许真的无法真切知晓，单纯依靠文字记录对于视觉性的东西而言，总不是最好的记录方式吧。比如说，武则天和慈禧太后都是对中国政治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女性，据史料记载，她们都是非常漂亮的女性，那么究竟她们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前者，我们只能依靠文字记录以及画像，但呈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依然是模糊的。而慈禧太后时期已经有了摄影术，这使得她的影像保留了下来，照片所承载的影像较之文字描写和画笔记录就清晰多了。人物是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亦然。这一切都以摄影术的记录功能为基础。今天的很多纪实性作品题材涉及的领域很多，包括重大政治事件、体育盛事、社会生活、民生百态等等，如围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拍摄，百姓欢呼雀跃的瞬间、场馆夜间的样貌，都以清晰的影像被保存了下来，这些都是留给历史和后人的。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涉及纪实题材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对民众的关切视角，比如宋朝的矿工组照以及后来的矿工家属组照，其风格化的背后实际上是把这个阶层、这个群体的生活境遇、状况留给了后人；余海波所拍的火车站广场南下民工、某玩具厂女工宿舍、四川民工搬家以及松岗一家台资企业老板撤离后，女工等待政府补助的场景等，这些影像朴实而动人，其出发点恰恰是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切。

　　当然，青年创作者的这种现实关切不仅仅体现在纪实性的作品中，在其他类型的摄影创作中均有体现。于文灏的《无非人非》画面经过了处理，本质上说这不能算一幅纪实类的作品，但画面上拥挤的人群，高高的“破坏耕地，贻害子孙”的牌子以及多个民政救灾的条幅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与关切；王铁为拍摄的作品中，迁居老人孤零零地站在“搬出危旧房，早圆安居梦”的条幅下面，手里还牵着一条似有似无的狗，也是具有这种关切意识的作品；许昌昌的《站台》也是经过处理的，乌云密布的阴霾之下，人们在拥挤地等待公交车的到来……这一些类似的作品也许在艺术上并不能称其为完美，但作为青年创作者来说，能够具有这种关切就是难能可贵的。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避免让拍摄对象变成某种符号，无论它是什么样的符号。很多创作者把心中的观念、理念倾注于拍摄对象，而当这种相似的对象被不断反复拍摄的时候，就有可能丧失了对该拍摄对象主体性的挖掘而仅仅是停留在表面。那样的话，不管拍摄出的作品在光影、形式上多么具有美感，都不是真正有力量的作品。比如在对西藏题材的反复拍摄中，人们往往选取正在转经的老妇人，或是用茫茫然怯生生的眼光注视镜头的孩童，如《天路藏人》、《藏魂》等，类似的还有《一个摄影人眼中的游牧民族》《彝人视界》等等，信手拈来就有很多。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类似的拍摄必须深入拍摄对象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否则，拍摄对象只能作为“风景”而存在。在风景摄影中，一旦景物被拍出了灵性，它就是有情感、有生命的东西；类比于风景摄影，拍摄人物时如果没有展现出人所特有的情感，那么他就无异于死板的工具了。

　　反思消费主义，保持独立性

　　我们不需要把商业性看成什么洪水猛兽，在摄影史上既有艺术性又获得良好经济收益的作品并不是少数，只是作为创作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保持自己创作的独立性。

　　一些作品充分地表达了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反思。人们常说，今天是一个商业时代。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使消费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以及艺术创作、甚至是学术探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对于很多青年创作者来说，他们艺术创作的成果需要变成文化艺术商品，需要推销出去，那么在对市场和购买人群进行评估与定位的时候，这些作品是不是就沾染上了一些商业的气息呢？我们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好像什么东西和商业、金钱有关系，就一定是不好的，其实大可不必。我们不需要把商业性看成什么洪水猛兽，在摄影史上既有艺术性又获得良好经济收益的作品并不是少数，只是作为创作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保持自己创作的独立性，否则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离真正的艺术越来越远，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对消费主义、全面商业化保持反思就显得很重要了，曹家齐的《商场》就是这样的作品，他利用了拼贴来表达对商业社会的反思，把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摄的四张照片拼贴成一张照片，传达了画面主体顶礼膜拜的连续动作，而其膜拜的对象却是商场、麦当劳、各种巨幅商业广告等。

　　女性创作者的崛起

　　女性意识并不仅仅是典型女性形象这样简单，也不是单凭女性化道具的选择就能说明问题的。这需要创作者真正具有一种性别意识的觉醒，或许才能创造出具有某种真正性别印记的作品。

　　令人欣喜的是，在青年创作者中涌现了一批女性创作者。在她们的一部分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她们与男性创作者在倾向性和作品风格上的差异，她们的作品中大多透露出女性特有的细腻，在物象的选择上与男性创作者有较大差别。比如刘芳的《我记得》、蔡碧莹的《一起孵化的日子》、罗洋的《女孩意识》、杨羽的《残留的表情》、陈娟的《梦想剧场》等，在这些作品中，都有女性的形象出现，或者是小女孩，或者是少女，或者是成年女性，表达了创作者内心深处的某种个人化的情感。但纵观全局，总体来说真正具有冲击力的作品还比较缺乏，因为女性意识并不仅仅是典型女性形象这样简单，也不是单凭女性化道具的选择就能说明问题的。这需要创作者真正具有一种性别意识的觉醒，或许才能创造出具有某种真正性别印记的作品，否则，即便是被贴上了女性创作者、女性视点这样的标签，也仅仅是标签而已。当然，无论对于男性创作者还是女性创作者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进行创作，其作品应该立足于人文主义精神的出发点。而“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著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是否深切理解这一点，对于青年艺术创作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宿志刚 第九次全国文代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