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传统诗歌创作方法中，借字、借音、借色、借意、借句（又称截句）等统属“借法”。例如杜甫有“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后来金代元好问借句，得“玉垒浮云变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沉”，依山筑阁，也自成气势。又元好问先有“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无我与君深”，清代周锡恩哭其表兄，改字借句，得“游侠何人为子传（读去声，传记），交情无我与君深”，倾情持重，纵借用前人名句，读者不以为轻浮，反而弥觉深沉，也是善借。
书画家借诗题画作跋，所谓“借花献佛”者，应属此类。
画家丰子恺先生题画很喜欢借用古贤诗句。笔者中学时代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书店见过印有丰先生风情画作品的画集，其中有一幅，因为恰好跟不久前见外公与友人灯下对饮的情景非常吻合，印象颇深。画的右端，丰先生用行书题“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但没有注明是何人诗句，笔者抄入小本本时，还顺便写了“丰子恺先生诗句”。后来，读到王安石的《示长安君》的“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方知丰先生借诗题画。至于丰先生如何将原诗的“笑语”书作“语笑”，是笔误还是有意颠倒，就无从请教了。
因为当时上海经常停电，画中那盏高脚灯台，那心急火不济的小煤球炉子，那窗口上蹲着的懒猫，都是里弄石库门人家时常得见的情景。这幅画线条简洁，人物生动，加上王安石那两句诗的点醒，草草杯盘，老友相聚，昏昏灯火，笑语平生，生活气息极浓，一看即生亲近之感，真过目难忘。
题画诗，借题还是自作，有时并不太重要，关键是否切中画意，能否增补情趣。借得精彩，亦是白纸青天，任随自家造化的事，大约有几分通达，便有几分自在。
李可染先生画过一幅《苦吟图》，画端大字题诗曰：“夜吟晓不休，苦吟神鬼愁。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后小字跋语，略作说明，曰“余性愚钝，不识机巧，生平尊崇先贤苦学精神，因作此图自勉”。
苦吟，纯属诗人自找苦吃，这种连神鬼都闻之却步，作之发愁的事，对励志发愤又欲取成功的读书人来说，苦吟苦读，却是毕生心甘情愿的炼狱。大约可染老以为诗句尚不能倾尽心意，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又在画题《苦吟图》三字左侧加钤了一方白文闲章“神鬼愁”。
此幅，画得精彩，很多品赏文章都有提及，只是不清楚画端那四句诗的作者是谁，或谓可老自作，实属误会。
此事既关系著作者，也关系读者究悉，有必要检询明白。按画端那四句诗，乃可老借诗而题，确非可老自作。前两句，“夜吟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借自唐代孟郊（751-814）。后两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借自比孟郊稍晚一些的贾岛（779-843）。二人俱以苦吟昭著诗史，北宋苏东坡曾有“郊寒岛瘦”之评。可老生平尊崇先贤苦学精神，故作此图聊以自勉。二诗巧借一处，诗画相配，形象生动，远胜一篇夫子自道。
灯下翻读书报，又看到评介可染先生大作《苦吟图》的文章，转而思及孟郊贾岛二诗，认为二诗之巧会，应非偶然。印象中，明代都穆的《南濠诗话》谈及“世人作诗（素）以敏捷为奇，以连篇累册为富，（实）非知诗者”时，曾经将孟郊贾岛二诗摘录一处，说明“未有苦吟而无好诗者（没有下功夫作诗还得不到好诗的人）”。因为二诗又碰巧都押“尤韵”，后来的读者如果不深知孟贾二人诗，极容易将都穆摘录出来的这四句诗视作一首，误传误用越广，越难理清来路。
好读书，无需骛多，但求深解；读画呢？
（2003年11月）
● 历代入朝匍拜紫墀的臣僚号称百官之众，加之放外驻边候缺等，一朝大小官吏计有数千，然而在历史上真正称得上好官清官者，毕竟还是少数。百姓说“武不滥杀，文不乱弹，收受小钱物的，都算好官”，标准着实不高。
明代书法家中品行端正，居官廉洁，又卓然可道者，除海瑞之外，品德与自己名字的字义洽合的是官廉。
官廉（生卒年不详，历明代宗至孝宗四朝），字汝清，号韦轩，又号后乐居士，东莱平度（今山东平度）人。登天顺甲申（1664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终户部郎中。善书，恪勤苦练，明张昇《文僖公集》曰“官廉最好晋人遗帖，虽疾犹临仿不懈”。又明刘翊《古直集》曰：“汝清楷、行、草书，颇得二王法。”
官廉性格刚介不阿，与弟官贤均有廉直美声。廉贤兄弟二人，不负其清名，颇受百姓拥戴。特别是官廉，对仗势欺人的皇亲外戚都敢执理直言，在当时的确堪称“胆大妄为”。例如景州（今河北景县）等处有百姓良田万顷，“界接东宫庄田，为内侍冒占，遗廉往勘”（因地界与东宫太子的庄田相接，竟为宫内侍官非法侵占，官府无奈，假意派官廉去勘查）。行前，宫内侍官许诺官廉曰：“田如归我，请官可得（若将良田归我，你想做什么官皆唾手可得）。”官廉正色道：“以万人命易一官，吾弗为也。”然后直赴现场，丈量侵占地，尽归于百姓。
官廉号后乐居士，当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自律的，他身在官场，居然胆敢不买皇亲外戚的账，又不怕其他官员借机下赐“小鞋”，排挤打击，很有些誉称“铁笔架”的海瑞的清骨劲气。如此鹤立群鸡，官只做到户部郎中，但能让人闻其名姓即恭敬万分，也相当不容易了。
清代雍正朝时，大学士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康熙进士，谥文和）渥承恩遇，然廉正自守，不争权利，还算个好官。张氏虽然笃爱长子张若霭（1711-1746，字晴岚、景采），但约束甚严。一日，张公至庶僚家，见到一幅名人的山水画幅，归家后对若霭赞叹不已。逾日，这幅画便悬挂于张府斋壁之上。张公审视之后确认即数日前赞叹之画，厉声训斥若霭。若霭跪叩良久，再不敢张肆，立即归画原主乃已。
张若霭乃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官礼部尚书，工楷书，师法欧（阳询）赵（孟頫），习董其昌山水画法，书画皆妙，也精鉴赏。
为政清廉是对从政者的一个基本要求。较之严嵩父子等搜罗书画以至巧取豪夺的种种劣迹，官居军机大臣（加太保）的张廷玉喜欢书画，弄一两幅名人山水悬挂斋壁，还不至于被斥为贪官污吏，但他严于教子，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行笔至此，想起《吕氏春秋·异宝》记子罕拒绝农夫宝玉的事来。当时宋国农夫耕地挖到一块宝玉，诚恳地希望“相国为之赐而受之（相国恩准收下）”，子罕回答：“子以为宝，我以不受为宝（你以宝玉为贵，我以不接受宝玉为贵）。”后来宋国德高望重的长者评价此事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子罕非无可珍贵的东西，只是他所珍贵的与众不同）。”
对话非常简单，却震撼千秋。
子罕“以不受为宝”，是珍惜羽毛，洁身自好，认为比宝玉更可贵的是品德廉洁。
喜爱书画，固有雅好与俗好之分，但倚仗权势夺爱索贿，或谓爱好所致，纯属为非作歹的借口。书画家或书画爱好者岂有不爱书画的道理？然而，非礼不为，非己不受，守住那条必须严格区分公私清浊的界限，亦是守住那为人处世的基本德操。非官吏不能嗜好书画，亦非官吏与友朋不能切磋书画收藏作品，问题的要害在其公私清浊能否面对天地百姓良心。这一点，关系道德操守，统与官帽大小职位高低无关。
以私害公，天理不容，实乃百姓不容。
（1985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