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断案以证物上的书写笔迹为力证的事例，甚多也甚有趣。古时无有科学分析等技术手段，只凭借目察和笔迹比对，识得书法点线的笔势神韵者，虽然洞彻明鉴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加上入乎情理的案件分析，剖析或勘破真相应该不是至难的事情。通常情况下，有物证比没有物证更有利于判断，如果笔迹又保存得比较完好，对探寻真相以便正确破案当然大有帮助。
能否比对证物笔迹作出准确判断，在证据的研究中应属一种特殊技能，非比对老手或精鉴书法笔迹者不可为。赃官墨吏本欲歪曲是非，枉法渔利，早已伪断于衷，所以物证的笔迹有无，对断案重要与否，通常处于故意忽视或闲置的地位，有时甚至销毁证据使案情更加扑朔迷离。庸官呢，不重分析，匆匆过眼，凭着表面一二现象就敢妄下雌黄，往往易铸冤案。清官并非都有明眼，都是精鉴书法笔迹的专家，如果两眼所见唯有笔迹，自然肤浅；透过笔迹，若能窥出笔迹后面的阴私隐曲，最后将真相大白天下，惩恶雪冤，百姓呼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为过。
笔者披阅有限，记忆中，以诗书笔迹为重要线索，最后成功破案的典型案例应是清代康熙初期著名的青州诗扇案。
山东青州范小山以贩笔为业，行贾未归，其妻贺氏在家，为盗所杀。是夜微雨，足迹不存，唯泥途中遗下诗扇一握可以作为重要物证。从诗扇墨迹文字可知，乃王晟赠吴蜚卿者。王晟不知何人，但诗扇的持有者吴蜚卿是益都的富人，与范小山是乡亲。因为吴蜚卿平日言行佻达轻浮，故里人一闻诗扇事，都深信吴某当晚犯奸杀人。郡县拘质，嫌疑人吴某坚挺不伏，惨被械梏，遂以成案。后来驳解往复，经过十余官吏的审核，定案似无异议。
吴某在狱中知道“诗扇在案”，推翻无望，必死无疑，便嘱附其妻竭尽家产周济孤寡赤贫，“有向其门诵佛号千者，给絮袴，万里结絮襖”，借周济寒衣广作善事，鸣冤造势以扩大影响，企望闻达于明智者。于是，乞丐拥门如市，佛号声闻十余里，因而吴家骤贫，最后靠变卖田产来维持开销，犹未已矣。吴又暗地贿赂狱吏，买得鸩毒，准备自毙，没想到，夜间做梦，梦见神人劝告他：“子勿死，曩日外边凶，目下内边吉矣。”从字面上看，后半截话的意思是，昔日外边闹得虽然很凶，但眼下你在里面快要逢凶化吉了。吴某再睡，又闻神人重复说这句话，觉得昭雪尚有希望，所以没有自绝。
不久，河南详符（今开封）人周亮工（1612-1672，号栎园）侍郎辖管山东登莱青三道，闻吴蜚卿奸杀案，“若有所思”，因问“吴某杀人有何证据？”原告范小山回答“以扇为据”。周公细心反复审视书法诗扇，便问“王晟为谁”，范云不知。又将爰书（古代的判决书）详阅一过，愈知吴某冤重，立刻命令脱其械枷，自监狱移之别处。范小山力争不依，周公怒道：“而（同‘尔’，你）欲妄杀一人，便了却耶？抑将得仇人而甘心耶（你想枉杀一人以便了却此案呢，还是擒获仇人而甘心呢）？”
众人不解个中隐曲，怀疑周公偏私吴某，却又不敢多言。这时，周公的当务之急是找出书法诗扇的炮制者。事不宜迟，周公立刻标发硃签（拘捕令），拘捕了南郭某店肆的主人。主人惊骇，罔知所以。周公猛地喝问：“肆壁有东莞李秀诗，何时题耶？”答曰：“旧岁提学按临，有二三秀才，饮醉留题，不知所居何里。”周又刻不容缓地派遣衙役到日照拘捕了秀才李秀。
数日李秀至，周公怒诘曰：“既作秀才，奈何谋杀人？”李秀虽然顿首错愕，却一口咬定无有此事。周公掷扇于地，令李秀自视，问：“明系而作，何诡讬王晟（明明是你作此诗扇，为何诡讬王晟）？”李秀审视后承认假借“王晟”名义作了扇上诗，但“字实非某书（扇上书法墨迹确实非自己所写）”。周公立即追问：“既知汝诗，当即汝友，谁书者？”李曰：“（笔）迹似沂州王佐。”李秀供出王佐，周公乃派遣衙役拘王佐。
王佐拘后，也很惶恐，供出“铁商张成索某书者（这是当地铁商张成强要自己书写的）”。因王佐是张成表兄，推脱不去，故而书之。既然与重要物证相关的两个要件，即何人所书（王佐）和何人指使（张成），已经清楚，于是周公宣布真凶已明，死罪难逃。衙役很快抓捕了张成，“一讯遂伏（一审即服罪）”。
张成交待犯奸杀人罪，与周公分析大致相同。先是，张成窥范小山妻子美貌，意欲挑逗之，又恐范妻不允，故假托举止轻浮的吴蜚卿奸杀，估计众人必然深信无疑。于是事先伪制书法诗扇，上面书有吴蜚卿名字，执扇前往，如果范妻同意则自报家门，若不同意，就嫁祸吴某。当夜即踰墙入室，逼迫范妻，因为范妻独居时常备刀刃自卫。惊醒后，捉住张成衣，操刀而起，张成害怕，夺其刀，范妻死死抓住，令不得脱，而且大声呼救。张遂杀之，扔下诗扇而去。
这样，有动机和自述犯罪经过，又人证物证俱在，终于昭雪了吴某的冤屈。
经过十余官吏的审核已无异议的案子能够起死回生，翻矫有力，成功在周公窥出诗书的蹊跷，然后抓住物证笔迹，一追到底，遂迅速擒着了真凶。冤案虽然了结，但案中某些细节颇耐细勘。依笔者之见，此案成功破案的关捩有二。
其一，吴蜚卿嘱附其妻竭尽家产，借作善事鸣冤造势，方得闻达于周公，此为后来翻案的先要。吴蜚卿临危用智，造势自救，颇不简单。
其二，幸得书画篆刻家周亮工闻之，也是天不绝人。周公闻案后“若有所思”四字，最堪细味。按周公所思，一则识破假“王晟”是虚晃一枪的迷惑，跳过“王晟”，直追李秀且行动迅速，不给钩党苟容之机；一则审视扇上的书法墨迹，想起肆壁上见过的李秀诗迹；然后由此突破，追到王佐书法墨迹，遂使真相大白。倘若换了不精翰墨的刘公、王公，又便如何抛钩恰好钓得李秀？倘若下手先调查“王晟”，绕着弯路钻进死胡同不说，还会打草惊蛇。若非周公明眼，肆壁的匆匆一瞥，李秀岂得关联到物证诗扇？这是翻案的转折点，非常重要。长期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会在艺术风格、语言、技巧等方面形成个性化特征，故诗有诗迹，墨有墨迹。当时当地擅长诗书的文人不可能很多，但周公匆匆一瞥就记住了李秀，印象深刻，也是明眼神颖，通灵非凡。
结案后当地士绅请教周公，周笑曰：“此甚易知。细阅爰书，贺氏被杀在四月上旬，是夜阴雨，天气犹寒，扇乃不急之物，岂有忙迫之时反携此以增累赘者？其嫁害可知。向（以前）避雨南郭，见题壁诗与箑（扇）头之作口角相类，故妄度为李，果因是而得真盗，幸中耳。”
周公思路清晰，分析精辟，洞彻如见。四月阴雨天出门不会携扇，如果不但携扇而且杀人后还扔了扇，就有了嫁害他人的故意，所以周公将判决书详阅一过，就窥出破绽，知吴某冤重，立刻命令脱其械枷，自监狱移之别处。
案中还有两处细节，最耐琢磨。首先，题壁诗落款有“东莞李秀诗”等字样，否则周公不知李秀；周公见题壁诗与题扇诗的书法笔迹“口角相类”（指点线拐折的用笔相似），即使尚不能断定就是李秀所书，但题壁书法者应是饮醉留题的“二三秀才”中的某人，而这个某人肯定与案件有关。此乃破案命脉，所以，周公见笔迹相类，曾经“妄度为李”（错误以为就是李秀），谁知歪打正着，找出执笔者王佐，果得真凶张成。说是周公的幸运，实则被告吴某的幸运。
其次，吴蜚卿狱中梦境的神人托言“曩日外边凶，目下内边吉”，如何释解其隐意，也须细味。此乃用汉字析字释解周边现象，给人一些预见性启示的传统方法。徐珂在《清稗类钞》记青州诗扇案中只解得“内边吉”是个“周”字。说“目下内边吉”，即眼前将遇上一位周姓善人，后来果然遇着周公，猜得着实不错，但不知何故，徐没有破译出上句“曩日外边凶”的隐意。
其实，此句隐意并不难解，只须分解“曩（往昔）”字便可会意。“曩”可以分为“日”外有“襄”。“襄”的字义是剪除、清除，所以神人说“曩日外边凶，目下内边吉”，即言过去在“日”字头外有凶兆，不久就会“内”字里边（合“内、吉”为“周”）逢凶化吉了。
周亮工艺擅多能，嗜绘画，精书法篆刻，善于鉴赏，且酷爱收藏，是一位奇人。其文集中多题跋、引语、书后一类鉴赏文字，对文物考古、版本改订多有参考价值。此外尚有《印人传》、《读画录》及《赖古堂集》等著述。《荀子》曰“艺之精者不两能”，于周公偏是例外。
周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四年后明朝亡。官御史，累擢福建左布政使，官至户部右侍郎，在级级腐败的当朝，为官为艺两难。周公曾遭闽督弹劾，赴福建听审。不想恰遇海寇侵犯福州，周手发大炮，击毙海寇将帅三人，城赖以保存，立下奇功。坐事论绞，又遇赦得释。忠义当前，书呆子周公竟然肝胆无畏，着实令九州刮目。昔日读其《江行杂感》七律，至后半首，“万里梦回千嶂雨，一帆风动五更潮。草堂空有农书在，桑柘如今尽已凋”，从他对时局风雨飘摇、兵燹民生哀怨的叹息中，曾为之肃然。看来，“为官非易事，痛痒到民生”，非独气魄才干使之然，亦其赤子情怀使之然也。
（200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