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背弃传统 永不放弃改革

——从“吕寿琨与早期水墨运动”说起

禅荷（中国画） 吕寿琨

昂船洲写生（中国画） 吕寿琨

　　“半个世纪前，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一位小职员参照西方绘画艺术开始了改造中国传统绘画的尝试，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水墨运动由此开始。这位小轮公司的稽查员便是香港现代水墨的创始人吕寿琨先生。”画家黄孝逵曾这样叙写香港“新水墨运动”的发端。

　　3月16日至4月14日，由中国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主办的“自我有乾坤”——吕寿琨与早期水墨运动展览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及香港艺术馆挑选了51件上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吕寿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展示了吕寿琨扎根传统而突破中西藩篱的力作。“吕寿琨先生在香港教育了很多年轻一辈的艺术家，搭建中与西的艺术桥梁，让香港出现了‘新水墨运动’。”香港艺术馆总馆长谭美儿介绍。

　　两路人马会师香港

　　1919年出生于广州的吕寿琨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又与前辈画家赵浩公、卢震寰、黄般若及李研山等交往，并通过大量临写古代绘画来自学，彼时香港的水墨深受岭南画派影响。吕寿琨将临摹古代名作比喻为“拆开一幅墙，再由一个一个砖砌成一幅墙”，“写过八大，然后知中锋回腕并非仅限于执笔握管如书法写字者；临过云林，然后知卧笔偏锋之趣味”，他说——当艺术家能够将画法和绘画的基本要素挥洒自如并能化为己用，运用古法并不会成为阻碍他表达自我的桎梏，因此吕寿琨日后能运用传统笔法将香港的寻常风景转化为充满灵气的山水。

　　1948年移居香港后，吕寿琨先是任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稽查员，后来搞起美术专业，他开始专注于西方绘画观念与技巧，发觉现代画的意念跟中国传统思想很相近，故尝试将西方的观念表现于自己的作品中。他熟读西方艺术理论，包括赫伯特·里德爵士的《艺术的意义》及萨姆·亨特的《现代美国绘画与雕塑》等著作，亦关注战后美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凭着对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当代艺术的深刻认识，发展出一套崭新的中国水墨画风格。

　　在香港艺术馆馆长邓民亮看来，上世纪50年代有几个时间节点值得注意：“台湾的刘国松1957年发起成立了五月画会，在全面学习西方后‘浪子回头’，开始水墨探索；1958年赵无极到香港教学，对香港艺术家影响极大；吕寿琨日后的同道及学生王无邪与文楼在1959年成立现代文学美术学会。”而这一时期，吕寿琨将中国传统绘画以西画的结构来“结构”，之后再“重构”，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吕寿琨创作了大量以香港山水为题的水墨画，他的写意香港山水画、禅画，用干笔与湿笔的创作风格都是在香港土壤发芽成长的。

　　真正形成香港艺术风貌的“新水墨运动”则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伴随着中国画在香港的深度被边缘化和欧美现代主义艺术的风行，迫使生存在香港的中国画画家尝试从中国画内部抽离出水墨媒介，探索用水墨媒介表达英语文化的审美经验与艺术观念，水墨画由此获得了变革与发展的文化土壤。吕寿琨于60年代首倡水墨画运动，他认为“水墨画，就是使用水墨表现自我的一种绘画”，既是国际现代艺术，亦是中国现代艺术。

　　吕寿琨的现代水墨画理念，不仅将传统中国画的“笔墨”还给水墨媒材本身，而且赋予了这种载体以多重的文化内涵。1966年，他辞去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的职务，任教于香港大学建筑系和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主持水墨画课程，从事培育新秀工作。其同行者及学生，包括王无邪、靳埭强、梁巨廷、郑维国、周绿云、吴耀忠等，都尝试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探索方法，形成了具有香港特质的“新水墨画运动”。上世纪70年代，由他倡导的现代水墨画运动已经在香港艺坛酝酿成型，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股艺术潮流。

　　而香港“新水墨运动”另一代表人物刘国松于1971年执教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先后开设“现代水墨画”“现代水墨画文凭课程”，开始了其20余年的现代水墨教学与推广。“两路人马会师香港，现代水墨运动高潮迭起，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最深刻最宏大的一次改革。”黄孝逵说。

　　浮动身份中的港水港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是香港文化活动的丰收期，香港当代艺术展、香港当代艺术双年展先后推出，不同的艺术组织和机构亦相继成立：吕寿琨及其弟子先后组成了“元道画会”及“一画会”，提倡立足中国本位而又创新的艺术理念，强调以中国艺术的精神来平衡西方以物质为重的文化追求；刘国松亦培养出郭汉深、李君毅等一批不断求索自成一家的水墨艺术家；1974年创建的“视觉艺术协会”是一个更为多元开放的艺术团体，与传统画派式的艺术团体不同，视觉艺术协会汇集了油画、雕塑、版画等各种不同艺术领域的创作者，其中也不乏涉足水墨材质的艺术家，如朱兴华、夏碧泉、毕子融、郭孟浩等。

　　受吕寿琨、刘国松影响，一些具备欧美艺术教育背景的画家或艺术设计师回到香港本土，开始从事新一轮的现代水墨画创作，他们直接将欧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或设计思想转用到水墨媒材上，使香港水墨画逐渐呈现出思想开阔、媒材广泛的多元水墨艺术新格局，如王无邪、梁巨廷、靳埭强等。

　　在定义何为“香港艺术”时，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艺术馆选择了既不是纯粹中国画又不是西画的“现代水墨”作为代表香港的艺术。这是建构香港文化身份的工具——从那时起，“立于传统而借鉴西方”便成为香港艺术的审美方向。

　　“香港的现代水墨运动于上世纪80年代始传入内地，并在当时新潮美术运动的裹挟下促生了内地水墨画的生成与发展，许多青年艺术家或从西方现代艺术外部，或从中国传统艺术内部，开始了中国画向水墨画转向的现代性变革。”评论家尚辉说。邓民亮介绍，1979年王无邪访问广州美院，1981年刘国松访问北京，1983年刘国松在北京、上海、武汉展出新水墨，“刘国松旋风”席卷内地，助推了“八五新潮”的风起，“比如周韶华在80年代的作品，是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思考之后所作；比如谷文达、徐冰、邱志杰，他们对水墨的探索，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新水墨运动’的启发。”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批大师级人物如林风眠移居香港，其他如吴冠中等也经常到香港讲学、办展，香港对现代水墨的整体认识又有了新的高度。潘振华、万青力、熊海、司徒乃钟、林湖奎、萧晖荣、何少中、林天行、黄孝逵……当代香港众多水墨画家的探索，呈现了吕寿琨、刘国松两位大师启迪的发展路向之外的多元化水墨风景；在尚辉看来，这些水墨画把水墨多介质语言实验和水墨艺术的现实关切共同作为其艺术当代性探索的美学标志。表现生活中富有人性或诗性的水墨，已成为当下“港水港墨”艺术求索的重要审美特征。

　　曾经于香港文化而言“浮动的身份”，经由融合中西的现代水墨的点染而愈加清晰：这一“代表香港”的艺术，使一代香港艺术家面对的不是如何融汇中西进行中国艺术的现代化，而是如何在艺术的领域找到香港的本土身份。一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所言：“杂糅的文化语境进而促发了吕寿琨的艺术追索——如何让中国画在保持传统价值观的同时与全球化的创作方法论以及香港本土的文化血脉相互融合？他以扎实的中国画传统素养为基础依托，试图将笔墨作为媒介从纯粹的艺术观念中剥离，以语言的张力展现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交织的艺术样态。在吕寿琨的努力下，香港的‘水墨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在传承与变革的进程中，香港水墨艺术跻身世界艺术舞台，成为香港文化一枚令世人瞩目的标签。”

　　1977年，香港艺术馆曾在文案中这样说：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已在香港出现，其特色在能采纳中西长处而进行艺术创作。这可能就是将来“当代香港艺术”的真正指向。这句话一语中的：吕寿琨、刘国松以降，香港艺术家在笔墨语言的塑造与观念化抽象的提炼之间，找到了实现自我文化身份的通道，展现出其独特的审美取向与艺术理念表达，极具国际视野与情感体验的表征。“水墨无界限”，邓民亮说。“运动有始有终，艺术永无休止。”黄孝逵说，“现代水墨已由一个运动衍化为一个理念，那便是在中国绘画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推动水墨艺术不断发展，永不背弃传统，永不放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