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院老校门（木刻习作） 1955年 杨 澧

　　1953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一二年级不分专业，一起上素描和水彩课。三年级分科（系），我们选了版画专业，1955年开始学木刻。黄永玉先生来上课，他比学生年长六七岁，是最年轻的老师；他穿着黑色衣裤，满头黑发，眼睛有神，一身朝气。

　　黄先生特地从学校库房搬来约两米宽、三米长、十多厘米厚的大木桌，收捡干净，让我们11名新同学围坐一圈，他在桌前微笑着从容开讲。他说：“学木刻先要学木工，学会将梨木段锯成3厘米厚的木板，用锉子将木纹锉平，锉子用力要均匀。”说着就在长凳上示范，我们一一试过，有的推不动锉，有的轻一下、重一下锉不平；他耐心地反复指导，终于每人都锉平了一块木板；他又教我们用水磨砂纸打磨，直到板面光亮，准备上画稿。

　　画稿先画正面，反过来将透过纸的线条描清楚，垫上复写纸将画稿复写到板面，衣服纽扣和手的左右都是相反的；然后在板面薄薄涂一层淡墨，就可以刻了。

　　黄先生幽默地说：“一刀一刀刻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乐趣，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刻。”紧接着他提醒并警告大家，不要画排列平行或网状的线条，刻刀要自然流畅，照着线条刻就呆极了。

　　黄先生说：“握刀很有学问，右手握住刀柄，左手拇指顶住刀柄下端。一个是动力，一个是刹车，可以自如地刻起来，不致锉刀把画面刻坏，也不会戳破手指。”同学们都看见黄先生手指关节上磨出的老茧，大家钦佩极了！

　　学生们围着桌子兴致勃勃地刻起来，先生轮流察看指点，师生间无拘无束地谈笑着，我们刻起生平第一块木刻作品。

　　黄先生说起他青年时在上海、香港同进步学者办报纸，连夜排版。空出两块空白，他就按空白的大小锯板子，深夜刻出两幅木刻，镶在排好的版里，第二天一早木刻作品就见报了。他靠这些稿费生活，有时生活拮据就到木刻家李桦先生简朴的住所蹭饭吃。把饭吃光，李先生递来一块毛毯，他就在屋里大睡一觉。李桦先生是老师也是长辈，黄先生深情地回忆，有一次李先生请他看电影，问：“有车费吗？”他摇摇头，“好吧，我们走”。从住所到影院要走几个小时，走到影院门口李先生把一张影票交给他，自己沿着原路又走回去，原来李先生也没有车费。

　　木刻刻好了。黄先生又教我们动手制作拓印木刻的耙子，印的时候，他要求我们将油墨滚匀，宣纸铺在板上后用耙子在背面磨，磨到整个画面都透过纸背再轻轻地揭下来，用图钉订在墙上晾干，对着初印好的画面仔细研究，做最后的修改，有黑的地方可加些线条，生硬处可多加整理。改画要慎之又慎，否则反而会改坏，想好再下刀，不要犹豫不决。

　　关于木刻美学，黄永玉先生说他不是学院派。但是他上课时一个练习接一个练习，循序渐进，先是静物花卉，中间有人物肖像，后是校园风景。那时中国画系、油画系的风景课常去郊区有山有水的景点。而黄先生就近取材，安排我们各自选择校园的一个角落，我记得张坚如画教学楼前的松树和花坛，蒋建国画操场东边围墙内的升旗杆和大椿树，我画了校门口9个石砌的门墩和满院的树丛……

　　60年过去了，学校早已迁到城外宽敞的新校区，老校址拆迁，变成协和医院的新病房楼。我刻的《美院老校门》变成校友回忆母校的纪念品，上世纪8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了一幅并几次展出。李树声先生收到一幅复制品（木板有损）后感慨地说：“在里边住了46年！太有感情了。”李可染先生、师母邹佩珠先生见到后也说：“老美院，太熟悉，感情很深啊！”老校园里有徐悲鸿、吴作人老院长的身影，有齐白石老人上课的痕迹，有李可染、李苦禅、李桦、古元等老一代宗师授课的回音。

　　60年后，黄永玉先生九十大展，我们在北京的老学生聚会在“万荷堂”。黄先生九十大展，继八十大展后在国家博物馆揭幕，在展出令人惊叹的辉煌巨作的同时，也展出了当年为我们上课时他的木刻示范作品《阿诗玛》《春潮》《雷锋像》。我们这些老学生想对黄永玉先生大声地说：“您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最年轻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