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剧照

《一次别离》剧照

《一次别离》海报

　　在刚刚揭晓的第八届亚洲电影大奖上，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继奥斯卡、金球问鼎，柏林金熊折桂后，再次获得了最佳电影的殊荣，并一举囊括了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剪辑等奖项。

　　一部投资仅30万美元的小成本电影，没有大腕影星加盟，不经繁杂的特效制作，也不追求煞有介事的形式感。相比较那些一掷千金、抢足了噱头、赚尽了口水，最终在一片捧杀声和责骂声中颠倒沉浮的“大师巨作”相比，这部安安静静讲故事的电影，以一种低调朴素的姿态出场，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震惊世界。

　　选材立意、拍摄手法、制作水准

　　无不登上新台阶

　　从拍摄手法来讲，《一次别离》以细腻的拍摄手法和独到的剪辑手段，给人一种干净的审美享受和更深的切身之痛。全片几乎仅通过一台手持摄像机，大量的主观镜头干净而克制，将观众带入情境之中。突出的面部特写，伊朗女性的黑色头巾、暗淡深陷的眼圈，男人黑白分明的眼睛、冷漠的看不到弧度的嘴角，真实地反射出人物的内心状况。

　　在场景的运用上，内景大多是墙板、隔间和各式各样的门，狭小逼仄的房间、街道和公共场所纷繁杂乱的场面，不动声色地渲染了环境气氛，也隐喻了某种隔阂。甚至在音效的应用上也极其深沉简约，通篇没有背景音乐，只有真实的环境音，仅在结尾时，突然插入了两段钢琴声，沉重悲怆的和弦，将情绪推到了高潮。

　　叙事方面，《一次别离》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将两条平行线糅在了一起，牵出了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一次偶然的离别，一个不经意的交汇，两个言不由衷的谎言，演绎了一场人性罗生门，造成了两个家庭的灾难。整个影片进程中，导演适时抽掉了一些关键镜头，造成了真相的扑朔迷离。于是，整个法院判决的过程，如抽丝剥茧，一点一点将所有伪饰剥落，呈现出生活最本来的面貌，揭露人性最深邃的部分。整个电影的叙事流畅自然，导演始终保持着客观的视角，站在天平的中间，秉持着最公正的判决，可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利益的天平逐渐倾向于一方，但因一个谎言被揭穿，转而又倾向于另一方，这种峰回路转的风格，始终让人揪着心，怀着一丝希望和同情，却又清醒地保持着自我的价值判断。

　　这部电影，从制作的角度讲，称得上是一部非常精良的作品。与之前很多伊朗电影相比较，尤其是那些以展现第三世界国家落后、封闭，刻意渲染贫苦、悲苦，赚取观众眼泪的作品，《一次别离》从选材立意、拍摄手法和制作水准上，无不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对人的生存处境

　　给予深切的同情关怀

　　然而其价值并不止于此。从更深的层面来讲，《一次别离》抓住了艺术最本质的意义，即对人的生存和处境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在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由“一次离别”这样一个简单的人物动作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的全盘割裂，包括社会中精英阶级和底层劳苦大众的割裂、宗教信仰和道德准则的割裂、单纯的情感依恋和复杂的人世规则的割裂。在整个过程中，人变得极其渺小无助，他们为了在生活的缝隙中求得一线希望，为了对得起父母、配偶、孩子，甚至信奉的真主，去有意无意地撒一些谎，掩饰一些小小不然的错事，却不成想这些以爱的名义犯下的错，都会在无情的法律和制度面前，转而变成射向他们自己的子弹。《一次别离》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人，保留着认真生活的信念，却也无法摒弃人性本质的自私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他们在生活的泥潭里抵死挣扎，最后被一步步逼到绝境。

　　老人和孩子在任何一种社会构成中都属于弱势群体，在《一次别离》中也不例外。纳德的父亲，那个瘪着嘴唇、白发苍苍的老人，虽然仅有几句含糊不清的台词和寥寥几个镜头，却让人心头涌起一种浓重的酸楚。在西敏离家出走的关头，老人紧紧地攥着她的手，枯瘦的手臂上青筋暴跳，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儿媳，仿佛能够预知她一去不复返的结局，他死死地拉着她的手，眼睛里近乎哀求的神色，既是祈求生命尽头的最后一点关照，也是割舍不断的情感依恋。但是他最终未能留住西敏，从西敏离开的那天起，就彻底失语，终日像个木偶般呆望着空荡荡的门口。然而包括儿子纳德在内的所有人，都并不了解他内心的绝望和孤寂，只当他是被瑞茨照顾不周而造成了语言障碍，他们奔波于官司和维权，早已无暇顾及这个垂暮老人的痛苦。

　　影片中的两个小孩，瑞茨的女儿和纳德、西敏夫妇的女儿，两个花一般年纪的孩子，却不得不过早直面这个残酷的成人世界。瑞茨的女儿跟着母亲不辞辛苦地为生计奔波，目睹了母亲带孕工作，在公车上晕倒，最后还被推出门外，丢下楼梯，但这一切带给她心灵上的刺激，远不及在影片最后，她看到母亲面对古兰经立誓时，羞愧地痛苦失声时的伤害，她冷落如冰的眼神已经说明一切。相较瑞茨的女儿，纳德夫妇的女儿特梅，虽然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可她的精神世界也同样是肃杀寒冬，她纯洁的心灵因为父亲的谎言而蒙上了怀疑和羞耻，却又为了帮父亲免除牢狱之灾，而无可奈何地成了谎言的帮凶。影片的最后，法官问她父母离异会跟谁，她做出了抉择却哽咽地没法说出口。将选择权丢给一个10岁的孩子，这种貌似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法律行为，其实才是一种最深的伤害和不负责任，因为无论选谁，对她的生活和心灵的完整，都是一种毁灭性的伤害。

　　妇女，尤其是穷苦的怀孕妇女，无疑也是弱势群体的典型。女工瑞茨怀着身孕，但是为了挣钱替丈夫还债，偷偷出来工作，承受了极其艰苦的身体劳动和心灵煎熬。影片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片段，就是瑞茨焦虑地看着失禁的老人，本想假装视而不见，可是于心不忍，犹豫再三还是拿起了电话，压低声音询问：宗教上允不允许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为年迈的异性擦洗。那一刻她的样子很美，深陷的眼中闪现着善良和隐忍，紧绷的嘴角则流露出了她对主的忠诚。但是生活却远没有厚爱善良坚忍的灵魂，残酷的一幕到来，她被车撞伤，并被纳德粗暴地赶出家门，她的孩子流产，为了索要一笔补偿，而撒下了一个颠覆她理想和尊严的谎言，这个谎言致使她众叛亲离，最终背负上信仰的罪责和永恒的拷问。

　　其实不仅老人、孩子和妇女，连纳德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拥有不菲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青壮年男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影片开始，是长达10分钟的夫妻争执的片段，西敏决意移民，而纳德却坚持留守。妻子的绝情离开，使得纳德的生活陷入困顿，他要照顾老父亲、督促女儿，还不能丢了工作，他分身乏术，内心极其愁苦，又无辜被卷入了“杀人罪”，他一方面收集证据为自己据理力争，同时还要故作淡定地应对生活中各类突发状况。真正的痛苦在于，他始终是孤军奋战，妻子跟他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判断，他们之间有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而女儿也渐渐对他无奈的谎言倍感愤怒和羞耻，默默地从心里远离了他，这些使得纳德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挫败，最终深陷孤独境地。

　　《一次别离》正是客观冷静却又满含悲悯地告诉我们，在残酷的社会体制和无情的法律之下，无论阶级、性别、年龄，人们在面对生活的艰辛、亲情的负荷以及道德和信仰的拷问时都会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地变得失去自我、剥离尊严，把最脆弱不堪的一面暴露在外。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没有用仰视的眼光看人性的伟大，也没有用俯视的视角看社会的阴暗，他只是平视地审视着整个人间，没有偏袒，没有立场，只是站在人的视角观察人，恰恰饱含着一种最为深切的悲悯和追索。这便是这部电影的终极利益——呼唤人的尊严，为人世苦难拨开云雾，寻觅一线光明。

　　艺术作为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形式之一，区别于法律、政治和经济而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应当站在社会批判的立场上，艺术家们应该担负起体察人间悲苦的责任，着手创造一个崭新的美好世界。《一次别离》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品，用两个家庭日常生活演变出的悲剧，影射民众的生存困境，继而辐射到全球不分地域和种族的人性本质。

　　在这个气候恶劣、经济萧条、战争一触即发、人与人之间不敢彼此袒露心扉的时代，人们需要更多精神关怀和思想启迪。借鉴《一次别离》的成功经验，以及前些年的伊朗电影《小鞋子》《樱桃的滋味》《醉马》和印度的《中央车站》《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等电影享誉国际的范例，我国的电影从业者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当代中国电影为迎合大众的娱乐趣味一掷千金地追求宏大场面和明星效应，却起不到引导主流价值观的作用；为了适应审查制度和市场规律，逃避直视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纵观国内市场上那些所谓的“商业大片”，是时候该出现一批真诚质朴、直抵人心的佳作，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惊醒所有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