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近2000年 班固所撰《燕然山铭》摩崖石刻找到了

——专家讲述此次重大考古发现的过程及意义

蒙古国杭爱山考古现场。齐木德道尔吉供图

齐木德道尔吉（左）与高建国（右）在考古现场。齐木德道尔吉供图

蒙古国杭爱山考古现场。齐木德道尔吉供图

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汉书》书影。资料图片

　　8月14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对外宣布，2017年7月27日至8月1日，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合作实地踏勘，解读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国舅窦宪率大军大破北匈奴后所立摩崖石刻。经过认真辨识，初步确认在蒙古国杭爱山一支脉上的这一石刻即著名的班固所撰《燕然山铭》。

　　“燕然勒功”，典出《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窦宪》。东汉窦宪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记功。后以“燕然勒功”指把记功文字刻在石上，即刻石记功。后泛指建立或成就功勋，亦称为“燕然勒石”。

　　8月15日，记者采访了本次重大考古发现的两位功臣专家：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蒙古学专家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延安大学碑刻专家高建国。两位亲历者讲述了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的过程及意义。

　　1990年蒙古国两位牧民发现此石刻，但无法解读 

　　近2000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后汉书》记载的班固所撰《燕然山铭》的摩崖石刻。

　　齐木德道尔吉介绍，实际上早在1990年就发现了班固所撰《燕然山铭》的摩崖石刻。据蒙古国的同行讲，两位牧民在崖下避雨，猛一抬头发现了模模糊糊的石刻。但直到2017年7月底也没有解读出来。2014年，蒙古国方面联系到了齐木德道尔吉。蒙古国方面此前把踏勘照片、拓片寄来，但由于太模糊无法解读。2017年7月29日至8月1日，齐木德道尔吉和高建国来到蒙古国，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校长喇呼苏荣博士、著名史学家巴拉吉尼玛教授以及国家电视台的玛西巴图等一行在杭爱苏木境内扎起帐篷进行实地研究。

　　此摩崖位置在蒙古国中戈壁省稍微靠西南的地方，刻在杭爱山一个支脉向西南突出的红色岩石上，当地称此山为Inil Hairhan（北纬45°10′403″，东经104°33′147″，海拔1488m）。摩崖石刻宽1.3米、高约0.94米，离地高4米多。

　　艰苦辨识谨慎求证，现已解读出石碑上220个汉字 

　　“当时石刻是匆忙完成的，一些石材的取材并不是很好，而且经历了近2000年的风吹雨淋，石面风化严重，字迹漫漶脱落，不好辨认。”齐木德道尔吉和高建国搭起5米左右的台子，开始小心用宣纸拓印辨识。用喷壶喷水，从早晨到晚上，在不同的阳光照射下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辨认。突然高建国喊了一声“南单”，齐木德道尔吉赶快看班固所撰《燕然山铭》。可能是“南单于”！他们一边记，一边核对。此后又认出了“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等关键词。

　　经过两天的艰苦工作，考察队完成了对该摩崖石刻的拓片、照相等工作，并对石刻文字做了仔细核对和辨识，最终确认该摩崖石刻的20行约260多个汉字中的220个汉字，确定该摩崖石刻即为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所作的《燕然山铭》，是东汉永元元年窦宪率领汉军大破北匈奴，登上燕然山南麓、勒石记功的摩崖文字，反映的是东汉与北匈奴之间所进行的最后一场大战的内容。

　　齐木德道尔吉分析认为，现在已经解读出220个汉字，石碑上刻的总共有260多个汉字，史书中记载的《燕然山铭》是292个字。虽然差几十个字，但所差的基本是古汉语中的语气助词，像“盖”这种助词就没往上刻，而整个内容是一致的。

　　北匈奴是如何消失的，有了确切的地理路径信息 

　　齐木德道尔吉认为，从字数上看，可以肯定，公元89年随军的班固写了《燕然山铭》，并摩崖刻石。《后汉书》中记载的《封燕然山铭》在此以后，是经过后人加工润色的。

　　齐木德道尔吉说，由于历史上中国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地名等传承上语言不同，造成北方许多历史地理信息无法与今天的称呼对应，给研究和还原历史造成了不少困难。本次考古可以充分确认燕然山的位置坐标，也可确认燕然山是匈奴语。

　　齐木德道尔吉说，北匈奴是如何消失的，也有了确切的地理路径信息。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获得大胜，几乎全歼了北单于主力。当时，随军的班固写了《燕然山铭》。这在《后汉书·窦宪传》中有清晰记载。然而，古代没有经纬度的概念，原来的燕然山也是很大一片山脉，因此，《燕然山铭》的石刻具体地点在哪里一直没人知道。燕然山一战历史上非常著名，因为当时东汉联合了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等北方势力一起攻打北匈奴。此战后，北匈奴脱离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

　　齐木德道尔吉说，典故“燕然勒功”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有战功刻石的记载，此后历代多有效仿，今天我们找到了它起源的地方。

　　对于本次考古的详细研究和解读还在进行中。齐木德道尔吉透露，8月28日，在内蒙古包头市将举办国际蒙古学大会，届时，他和高建国将做详细解读报告。

封燕然山铭 

【东汉】 班固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单，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其辞曰：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参考译文： 

边塞纪功碑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燕然勒功”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有战功纪念刻石的记载。历经近2000年，我们终于找到了班固所撰《燕然山铭》的摩崖石刻，这表明“燕然勒功”起源的地方也找到了。

　　纪功碑这种方式，不只限于对战役的纪念，也不仅是中国人的创造，而是人类的创造。人们在完成一件事功之后，总是希望通过某种媒介传达给后代，来彰显自己完成的巨大功德。在伊朗（波斯）、埃及、印度等地，会发现世界各个文明古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功德记录在一个比人类的个体生命更长久的物质上，从而流传后世。这个物质或许是金属品，或许是石刻。譬如移植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就是3000多年前埃及记载其民族历史的象形文字纪功碑。人类相信“金石永固”，金石上的铭刻表现了延续人类生命的强烈观念；而通过研究金石，来看以往的人们怎样把他们的文化信息、文明传递给我们，这就是金石学。所以，金石学不仅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学问，也是世界各人类文明的传统学问。

　　中国的古人比较偏好用文字的形式把这些记录在石刻上，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纪功石刻是石鼓文，石鼓文之前肯定还有其他形式，至少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中国，就有这样的石刻出现了。晚清时期的叶昌炽在《语石》中，根据功能，把纪功碑分成了几种类型，如秦始皇东巡刻石，也是记功，但它不是为了纪念战役的胜利。战役胜利的纪念碑只是纪功碑的一种，叶昌炽归纳为“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我把它简称为“边塞纪功碑”，因为大量的战役是发生在边疆地域上，发生在西域的战争纪功碑，我们也简称“西域纪功碑”。

　　关于边塞纪功碑，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源头就是燕然刻石。现在蒙古高原上的杭爱山，史书上称燕然山。东汉时期，汉与匈奴之间有屡次战役，其中永元元年（公元89年）有过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使匈奴离开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作为汉军统帅的车骑将军窦宪为了纪念这场重要的战争，把记载胜利的文字刻在了杭爱山的山崖上，史称《封燕然山铭》。它由当时跟随窦宪参加战役的班固所写，在《后汉书·窦宪传》中得以保存。这一摩崖今天终于找到了，就在蒙古国的杭爱山。不过，此前因为一直找不到这个摩崖，时间长了之后，人们就觉得燕然刻石只是一种战争神话，是虚构的。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这种边塞战役还有很多，所以这最早的“燕然刻石”就在后来的边塞吟咏中传诵不绝。现在有电脑方便多了，搜一搜“燕然”这个词，就会有一溜的唐诗出现，宋词也是。如果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唐朝人是“伫见燕然上，抽毫颂武功”（李峤《饯薛大夫护边》），人还没有到达边关，就可以推想到将来的战争必胜，一定可以提笔来写燕然勒铭的续篇；而宋朝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范仲淹的“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已经驻守在了西北边关，还觉得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丝毫没有凯旋的信念。唐诗宋词，确实有它各自的时代气息在里面。

　　从清代以来，陆陆续续在离杭爱山不远的新疆天山的东部，发现了汉人与匈奴战争之后留下来的石刻，有些距离燕然勒铭的时间只有四年。用这些后来的石刻，是可以印证燕然勒铭的存在的。1981年，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当时自治区博物馆馆长李遇春在调研中发现了一块1965年就被搜集来的石刻，字迹斑驳，但李遇春发现里面留下了一些关键字，使得碑文的大概内容已经明了。时间、地点、人物，都有：时间是永元五年——公元93年，即公元89年燕然勒铭以后的四年；有一个叫任尚的人，在巴里坤湖畔留下了这块碑刻。巴里坤与杭爱山的直线距离不远，在燕然山战争前后，大部分的匈奴人已经踞守在巴里坤湖一隅——汉人习惯把这个湖称作“海”，这块永元五年碑和后面说到的《裴岑碑》都表明——这里是匈奴在东汉后期的大本营。这个碑刻记载的，肯定是任尚跟匈奴余部战争中一场新的胜利。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任尚这个人，在《后汉书》的记载中，出现在永元三年以来历次重要的汉匈事件中。虽然那块石刻只留下了十几个字，但是任尚的名字留下来了，年代留下来了，地点又在汉匈战争非常重要的战场；而任尚呢，恰恰跟随窦宪参加了燕然山战争，因战功被任命持节卫护伊吾，天山东部守土的职责就交给他了。因此，可以推想：任尚是在此地的某次胜利之后，学习了他的前首长窦宪的方法，刻石记功。任尚在刻石记功形式的发扬光大上作出了贡献，它不仅印证了窦宪勒铭燕然的事实性，也将燕然刻石记功约定俗成为边塞战役胜利的必然程序。这块碑，后来称作《任尚碑》。

　　比《任尚碑》年代稍晚，此地还发现了另外一方称作《裴岑碑》的纪功碑。这块碑铭刻的时间是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与《任尚碑》相隔四十多年。《裴岑碑》在雍正年间就被发现了，《裴岑碑》的文字保留非常完整，讲的是敦煌太守裴岑带着3000人的部队和匈奴呼衍王作战，“斩馘部众”，把所有匈奴军队都消灭了，然后“立海祠以表万世”，就是让世世代代人都能记住这场胜利。这个事件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后来马雍先生分析，可能是东汉晚期很多史料因为战乱而丢失，加之历史书的编纂本身也有选择史料的问题。《裴岑碑》在雍正年间被发现，在紧接着的乾隆以来朴学兴起、碑学兴盛的背景下，从历史和书法考证的角度，都得到了很大的重视。由于它是从中国最西部的地方新出现的汉文资料，不仅其由篆入隶的书写轨迹可辨，且也证明了汉匈之间的战争细节，这块碑不断被捶拓、临摹。

　　再后来，又发现一块纪功碑，碑文刻凿的时间距《裴岑碑》仅三年，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它的发现与《裴岑碑》一样，和清代在西域的战役有关。清军在征服准噶尔的过程中，常走一些偏僻的山路，这些路在2000年以前也是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进行战争时走的路。清军在与汉代重合的行军途中发现了一块叫“焕彩沟石刻”的大石头。碑文写的是“云中沙海侯获”在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发生的一个事件，无疑，它也跟与匈奴的战役有关系。

　　所以，这五十年间发现的纪功碑可以证明：燕然刻石是作为一种传统被后世继承下来的，每次战争取得成功，总要刻一段文字在石头上来作纪念——战争纪功碑或者说边塞纪功碑这个类型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