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右）与陈景润的合影。徐迟撰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陈景润为主人公，是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一座高峰。图片选自《徐迟文集·报告文学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当今，报告文学在世界各地颇为风行，不过称法有些不同。20世纪30年代初，“报告文学”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从此报告文学便从本土的文学和历史传统中不断汲取营养，蓬勃发展起来。1931年8月“左联”曾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大力号召“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此后的几十年里，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夏衍的《包身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等人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等，为报告文学树起了一面面旗帜，造就了一个个高峰。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十七年里，报告文学尚没有自己的名分，概念也不很清晰，通常被称为特写或者文艺通讯。伴随着《哥德巴赫猜想》等报告文学的出现和创作的发展壮大，报告文学用一大批优秀作品，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独立的个性，确立了应有的名分和地位，如张光年同志所说“由附庸而蔚为大国”。

　　报告文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不能忘记，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显然，邓小平同志对当时报告文学作品“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鼓舞力量”，是给予肯定和鼓励的。近年来，我国每年出版的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有数千种，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则更多。一大批文质兼美的报告文学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同时也征服和培养了众多读者。强烈的使命精神和责任担当意识，是报告文学作家的优良传统。近年来，我们一次次目睹，在国家建设重大工程现场，在每一次国家有忧有难的关键时刻，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生龙活虎地奔走在第一线，与人民同忧乐，与国家共甘苦，勇于拼搏，乐于奉献。在抗洪斗争中，在抗击非典中，在抗击南方冰冻灾害中，在汶川地震救灾和玉树地震救灾中，报告文学作家的卓越表现，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从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多样，文化生产传播手段急剧变化，报告文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如何厘清有关报告文学的理论误区，如何彰显报告文学的魅力，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回答。

　　关于真实性问题

　　报告文学的力量来自哪里？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谁都不能否认，它最根本的力量来自“真实性”，来自它对发生的时代事件和时代人物的真实反映。“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是报告文学的根本力量所在，也是报告文学的首要美学特征。报告文学的真实，是事实的真实，不同于通常人们理解并接受的“艺术真实”。报告文学如何抵达和坚守“真实”，围绕这一问题，以夏衍为代表的文学大师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对素材进行取舍、整理和剪裁必须遵循不回避、不夸大、不矫饰的原则，要杜绝无中生有和张冠李戴式的“艺术加工”，更不能信马由缰地发挥“主观创造性”。也就是说，报告文学不允许“虚构”，哪怕这“虚构”仅仅是“略微”的。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指的是报告文学所处理的题材、主题、人物、思想和情感的真实。说起真实性，人们会想到报告文学与新闻之间的关系。“真实”同样是新闻的基本原则。我们常说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具有明显的“跨界”特征，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它既有新闻的特点，又有文学的特点，甚至很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本身就是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与单纯的新闻报道相比，除了同样奉“真实”为圭臬之外，报告文学的哲理意味更浓、批判意识更强、艺术感染力更突出，而不刻意追求“时效”。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涌现的“史志性报告文学”，更是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强烈的理性精神、宏大的知识信息量和厚重的文献色彩展示在读者面前。

　　谈到“真实性”，人们还会联想到“非虚构文学”这个话题。“非虚构文学”是不是一种独立文体？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分歧。我理解，“非虚构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文体，不如说是创作原则、创作态度、创作手法。多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存在着重技巧而忽略题材内容的倾向，甚至主张文学与现实脱钩，这使得文学反映生活、反映现实的能力衰退，文学在现实面前呈现某种“失语”状态。主张非虚构文学作品，正是以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亲历感回应文学重新回归现实、回归生活的呼唤。

　　报告文学恪守真实性，反对“虚构”，但并不排斥“想象”。“虚构”和“想象”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报告文学拒绝虚构，反对在创作中编造人物和情节，但允许在不伤害真实的情形下适当合理想象。合理想象也被不少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家称为艺术地还原真实。一切艺术创造都依赖形象思维，而想象是形象思维的具体化，是人脑借助表象进行加工操作的最主要形式，是创造性的基础。报告文学素材的筛选、裁剪、结构、表达，是作家对于“真实”的文学接受、驾驭和有效整理。报告文学作家们有一句形象的话，叫作“戴着镣铐跳舞”，说的就是这种独特文体对创作主体提出的特殊要求。要满足这特殊要求，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具有比一般写作者更严谨的创作态度、更深刻的理性思辨和更高超的写作技巧。

　　关于思想性问题

　　思想性是任何文学作品都应具备的，而对报告文学则要求更高一些。报告文学的思想性，源自创作主体的理性精神，它包括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价值取向、道德修养、独立人格。一部优秀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性，是这些因素溶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结晶。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时代的良心和时代精神的晴雨表，就是因其有入木三分的思想性。

　　报告文学的思想性与时代性密不可分。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关键在于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在所有的文学门类里，报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最为紧密。报告文学作家只有真实地反映时代的现实，倾听时代的呼唤，顺应时代的要求，呼应世界文明的潮流，才能创作出卓越优秀的作品。反映时代的现实，要求我们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艺术地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精神和行为，实实在在地为人民鼓与呼；倾听时代的呼唤，要求我们不做脱离时代的无病呻吟，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顺应时代的要求，要求我们突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呼应世界文明的潮流，要求我们有全球眼光，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那种在伟大的时代潮流面前只是关心自己的微细得失和感觉的表述，都是局限和渺小的，不被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所取。

　　报告文学的思想性与题材的选择有密切关系，但题材本身并不天然地具有思想性。选择社会热点题材，常常会使作品受到更多关注，但是否具有思想性还要看作家开掘题材的功力与水平。近年来，许多报告文学作家把目光集中在很多大题材上，确实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但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绝不应仅仅依赖于热点题材，而应该对任何有价值的题材都进行深度挖掘和个性表达。从平凡人物、日常小事反映出社会发展进步，其意义和价值不逊于对宏大题材的书写。要警惕对某些题材的过度消费，防止在一些热点题材面前一哄而上。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与题材本身价值的高低并不一定成正比。即使是面对一个热点题材，如果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表象书写，缺少深入的开掘和剖析，最后呈现的也会是庸常之作。

　　关于文学性问题

　　报告文学终究属于“文学”的范畴，因此，文学性是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合法性的根基。报告文学虽然不同于其他文体，但它同样离不开生动的形象、严谨的结构、隽永的语言、丰富的技巧和鲜明的风格。我们反对艺术决定论，也不主张简单地以某一种文体的特性统御所有文学形式，应细心地认识和尊重不同文艺形式的个性特色，但我们必须给报告文学的艺术表达以应有的高度重视。多年来，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轻视和忽略文学性的现象，有些报告文学作品在重视思想深度、批判力度和作品信息量的同时，走上了过分学术化、综合化、史料化的歧途。一些报告文学作品，语言粗糙，形象干瘪，结构失当，成了人物事迹、史料、文献、数据的简单堆砌，迷失了独立的文体创造价值，弱化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基本特征。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写作难度越降越低，离艺术与美的距离越行越远，其“文学”身份不可避免地招来质疑。

　　导致报告文学文学性匮乏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下功夫不足和能力欠缺。有的报告文学作家被浮躁情绪缠绕，不愿花“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对表现的对象了解得不深、研究得不透，满足于对零碎表象、现成资料的占有。有的报告文学作家艺术准备不足，缺乏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在语言、修辞、描写、叙事、抒情、议论方面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在这样情形下，创作出来的作品难免给人以文学性稀薄之感。今天，报告文学要继续繁荣发展，必须强调在文学性上精益求精，追求浓郁的诗情和动人的情节，追求语言的优美和结构的精巧，追求思想的深邃和学识的丰富，重塑报告文学的魅力。

　　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还来自于强烈的情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至今，我们阅读《包身工》《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等经典报告文学作品，仍会被作者的满腔深情所感染。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笔，饱蘸的不仅是墨水，还有自己充沛的感情。我们应该以火热的情感拥抱生活、拥抱时代，自觉充当“时代的眼睛”，发现和传扬曾经感动我们的人和事，向社会传达正能量。

　　关于两个效益、两种价值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刻阐明了文艺的独特属性，对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有精辟论述，他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总书记的谆谆告诫发人深省。

　　作家要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自觉做到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要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格调，抵制低俗之风、逐利倾向。这不只是报告文学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学界都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不看到，商业文化对报告文学肌体的侵蚀与冲击正日趋严重地损害这种文体的声誉。报告文学应该确立自己应有的文体自尊，同廉价的歌咏、媚俗的炒作、轻浮的消遣划清界限。报告文学作家，要珍惜“灵魂工程师”的称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思想修养，强化人格修为，做到创作与修身共进，追求人品与文品俱佳，以高尚的职业操守和自己的优秀作品赢得读者的尊重和喜爱。

　　我们热切地希望报告文学作家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书写“中国梦”，弘扬“中国精神”，奉献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好作品。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