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觉醒年代》剧照

　　舞台剧《觉醒年代》的观众大多数人的年龄和剧中陈延年、陈乔年、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差不多，少数的年龄相当于李大钊、陈独秀，只有个别的如我这样的观众才和蔡元培、辜鸿铭等人的岁数相仿。但看了这部作品后，绝大多数的观众都会不由自主地拿自己和舞台上的这些人物相比，我们和他们该有多大的差距啊！

　　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都是些世俗之人。陈独秀在儿子面前常摆出一副父亲的面孔，动辄严辞训斥；几个文人在冰天雪地的陶然亭畅饮至醉；几个教授意气用事，一语不合，如同市井之人那样，先出口詈骂，再欲挥以老拳；而惧内的胡适，竟以“新三从四德”自我安慰。

　　尽管彼时的社会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日子不但能过得下去，甚至还能过得很好。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够读书并能考上北大，即使是到北大做旁听生的人，也绝不会是出身于劳动阶层之人。而教师的待遇更是相当的优厚，作为一校之长的蔡元培的薪水就不用说了，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人，也都在250至300大洋之间，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薪最多五六个大洋。

　　然而，就是这些人，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国家，面对着沉沉昏睡的民族，他们却不安于暖衣饱食的“上等人”生活，而是焦虑、痛苦，坚定地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以振兴民族为己任，在世界的范围内，苦苦寻找着、探索着拯救民族的正确道路。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不是为了成一己之名，更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构建一个宣传阵地，向民众灌输“科学”与“民主”的理念，因为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衰败，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与理念落后了，而要使中国奋起，必须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造就这样的一代新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健壮的而非体弱的。

　　李大钊一旦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便竭力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不因陈独秀是自己的朋友，就完全盲从，而是坚持将改造国民的思想与进行现实的政治斗争相结合。为了唤醒民众，他以谭嗣同为榜样，不怕牺牲，“为了国家利益，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把思想觉悟和行动觉悟结合起来。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

　　毛泽东的革命决心更大，敢于斗争的精神更强：“什么也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其声音如火如电，气势磅礴。

　　胡适虽然不赞成暴力革命，但是，他改造社会的努力从没有懈怠过。他以自己的专业之长，发起了白话文运动，瓦解了数千年来文言文的基础，使得我国的文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不用典，二不用陈旧的套语，三不讲究对仗，四不避俚言俗语，五须讲求文法结构，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模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文化如何向大众普及？而不能向大众普及，又怎么能让最广大的普通民众明白革命的道理从而参加革命的斗争？

　　就是貌似保守的辜鸿铭，在列强鄙视我民族之时，他用保留辫子的方式来坚守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穿上了西装，满嘴的英语，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必然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与他们不同的文明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

　　虽然《觉醒年代》讲述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人与事，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方睡狮”不但醒了，还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但现在的中华民族仍然处于危险之中。目下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国内外的环境日趋错综复杂。外部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虎视眈眈，不断地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甚至在军事上挑起事端，企图阻止中华民族实现统一、强国、富民的梦想；内部的敌人，则时时窥伺着社会上的风吹草动，妄想寻机颠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分裂我们伟大的祖国。所以，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像“觉醒者”那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然而，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那样，一心一意地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人民的福祉，把自己的智力、精力、时间无保留地献给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像那些优秀知识分子那样将做学问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学以致用，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以为，话剧《觉醒年代》除了给我们艺术审美的享受之外，最大的功用在于为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提供了比照的对象，让我们看清自己和这些前贤有多大的差距，从而见贤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