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记》阿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2008年5月12日，作家阿来在成都家中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世界突然开始摇晃。汶川地震，那场举世瞩目的灾难降临。很长一段时间，阿来不愿写有关这场灾难的小说，“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
直到十年后，当他以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致哀的号笛在城中响起，阿来突然泪流满面，十年间经历和看见过的一切一幕幕重现。阿来关闭写了一半的文件，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他说：“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我只有这个强烈的心愿。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
——这就是阿来酝酿十载而写就的史诗力作《云中记》，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创作谈中，阿来讲述了以上这些有关《云中记》背后的故事。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我相信，在阿来那里，写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听凭机缘的发生，机缘到来时，故事自然会从某个人的意识中探出头来，在世间流传。”
小说讲述汶川地震后，拥有上千年传说的藏族村落云中村整体搬迁到安全地带，年复一年，祭师阿巴本不相信鬼魂的存在，却越来越惦念那些死去的人，返回即将消失的村落，在废墟中与逝去的亡灵为伴……阿巴的形象来自于几年前阿来一位朋友拍摄的照片，照片里巫师在废弃的村庄里孤身一人为逝去的乡亲们做法事，这个场景让阿来震撼，几年来不断在眼前闪现。这不仅仅是一部有关汶川地震的小说，更是探寻灵魂的抚慰与精神的重建，关乎更广阔的世界与无边的生命。
5月25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SKP RENDEZ-VOUS、北京阅读季等联合主办“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阿来《云中记》新书发布会”，诗人欧阳江河、评论家陈晓明、作家邱华栋、青年评论家季亚娅及阿来与各界读者就“灾难中的人性之美”进行深入探讨；5月28日，《十月》杂志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阿来《云中记》作品研讨会”，李敬泽、胡平、施战军、李舫、孟繁华、陈福民、张清华、张莉、王春林、刘琼、李云雷、刘大先、丛治辰、岳雯等一众评论家以及诗人欧阳江河、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十月》杂志社主编陈东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等与会，就《云中记》的文学特质与艺术探索进行了充分解读。
>>“为什么中国人不会面对死亡，更不会书写死亡？”
这是一部和《安魂曲》紧密相关的小说。“写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阿来回忆道，“5·12”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他就赶到了地震灾区，看到很多毁灭、死亡与伤痛。白天救援，晚上没地方住，他睡在自己开去的吉普车上，疲倦而难以入眠，仰面满天星光，背后是挖掘机轰隆隆在开动，挖掘坟坑，伴随着偶尔传来的遇难者家属的哭声。
阿来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只有哭泣，只有悲痛？观察其他文化当中的人，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中，他们总是能在苦难悲伤里发现生命中最高贵的那些东西，给自己一场灵魂与心灵的洗礼。阿来睡不着，特别想听点声音，几乎没有哪首汉语歌适合这个场合，于是就翻出来了弥撒曲，最重要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此时此地这样的音乐应该不会对大片正在被掩埋的遗体构成亵渎。当乐声响起，悲悯的声音轻轻在夜空盘旋，传递出生命的华美庄严，阿来觉得它有接近星光的光亮，那些逝去的生命也随之升华。周围好几个人靠拢过来聆听，阿来看到，他们的表情渐渐庄重起来。
由此反思中国从古至今关于悼亡的文字，关于面对巨大灾难的文字，阿来觉得好像其中一直缺乏一种就像莫扎特《安魂曲》中所具有的力量。“为什么中国人不会面对死亡，更不会书写死亡？我们面对死亡，一时悲痛，然后把这个悲痛交给时间去打磨，然后遗忘，这大概就是我们对待死亡的过程，而不能从死亡中得到更多东西。我们没有参透众多死亡，他们的血，他们的泪，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洗礼，对我们心灵的净化。如果我们有所领悟，可以使他们的死亡发生意义”。他想，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更庄重、更具尊严、对生命本质有更深入认知与领会的表达？“如果我写地震，必须从这一方面入手，具有《安魂曲》那样的气质。”
>>“阿来是一个祭师般的文学家，关注死后目光、死后伦理”
“阿来是一个祭师般的文学家，他把音乐的语言也放进了文学作品中去。”欧阳江河同样是古典音乐迷，他认为，《云中记》的结构与古典音乐的韵律是息息相关的，而阿巴抚慰鬼魂这个伏笔跟莫扎特的《安魂曲》有种对位关系，“我读出了文学文本以外的东西，读出了音乐、调性的转换，这种元素在小说里大量存在。”更重要的是，从《尘埃落定》《空山》《瞻对》到《云中记》，他在阿来小说里看到一种独特的语言与时间观念，“以往我们只听命于现代性、听命于进化论构成的时间观，就是现在比过去重要，未来比现在重要，这种直线的进步世界观以及由此构成的生命观、伦理观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管的只是生命，就像阿来所说，所有的歌都是关于存在、关于生命、关于活着，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包括跟鬼魂的对话，寻找鬼魂和幽灵，幽灵的事儿谁来管？”欧阳江河指出，阿来动用了他独有的语言资源，以及这种语言背后的生命观、文化观、想象力，关注死后目光、死后伦理、死后我们留给世界的那些东西。书中祭师阿巴回到云中村，召集亡灵，与已经成为过去的往事对话，如果只听命于现代性不会写出这样的小说来，“阿来的出现，这本书的出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陈晓明将阿来的写作归纳为“灵知写作”，“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是阿来的灵知写作达到了一个境界”。谈到我们民族对死亡经验的态度，正如阿来所说，为什么别的民族的死亡经验是那样的，而我们的民族就是哭泣，陈晓明认为，我们其实是把我们的死亡经验转化为一种痛苦的普遍性的经验，用号啕大哭把一切隔绝，关闭掉我们每个人和死亡事实的关系。《云中记》其实是通过祭师阿巴这么一个孤独的灵魂来感知死亡经验，阿来没有把对死亡的感知写得幽暗深邃，而是把一切写得非常明朗，陈晓明说，不知道这是不是和《安魂曲》有关，“在灵知写作的意义上，阿来所看到的是一个世界的通透，而不是世界的幽暗”。在阿来的书写中，有宗教、有信仰、有仪式，也有一种日常性、生活性和亲切性，对灵魂、对死者的哀悼本身就和自然为一体，一切那么自然，一切还归于自然，“所以这部作品并不是生命和死亡的关系，而是生命和自然，作品把这种关系表达得很透彻。”陈晓明称，这部作品是一部非常杰出卓越的作品，“大家不要仅仅看成是写地震，它思考的是一个更大的东西”。
“我觉得《云中记》的高贵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写作，和我们很多见的世俗性写作不大相同。”评论家胡平分析道，作品塑造的祭师阿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有的殉道者形象，他独自返回云中村挨家挨户寻找和抚慰亡灵，这里面涉及精神性的价值。精神性写作涉及真理、真相、正义、良知、同情、忏悔、灵魂、救赎、宽容、博爱等，在世俗眼光来看也许都是虚无缥缈没有实际的用途，但作家不能这么想，作家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要引导中国人往虚处想，承认一些形而上的价值观念。阿巴召集亡灵，尽到了一个祭师的责任，文学应该表达这种圣洁的、不那么食人间烟火的情感，“我觉得文学本身也应该是一个祭师，是安慰人们灵魂的”。
>>“阿来系列作品是一个宏大建筑，《云中记》是一块封顶的石头摆好了”
李敬泽从《云中记》中听到了咏唱的声音，“小说从头到尾20多万字，始终是一种咏唱的调子和节奏，这很难做到，这个调子里包含着非常动人也非常浩大、庄严的东西”。在他看来，阿来永远是一个让人觉得他已经占领了一个世界、但又永远能开拓出新的天地的人。他强调应该从阿来整个创作中来估量《云中记》的意义，从《尘埃落定》《格萨尔王》《机村史诗》以及《蘑菇圈》《三只虫草》等，“我觉得这几乎就是一个宏大的建筑，到《云中记》，这是宏大建筑一块封顶的石头摆好了”。《尘埃落定》中一个古老世界面临巨大的社会历史性变异，到《云中记》，巨大的自然灾变对世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干预，整个村庄被连根拔起滑到江中。汶川地震是这部小说的缘起，但未必是它的目的地，小说中云中村是具体的，又具有很强的寓言性，云中村经历了一千年被连根拔起，这不仅仅是一场地震，而是任何一个文明在所难免的决定性的、被连根拔起的灾难被浓缩到了这个村庄，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灾变中人怎么存续下去，人在精神上如何自立。李敬泽说，“整部小说既是追忆，也是召唤。世界上有没有灵魂？难言也，但是人是要召唤那些灵魂的，要召唤那些已经逝去的东西。为什么要召唤？我们通过召唤重建我们的生活，通过召唤确立我们现在生活的意义”。
“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和闪光。”阿来说。为什么要把灾难写得明朗一点？对此阿来表示，自己从上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家庭穷困，鲁迅曾说家道中落的人更能感知世态炎凉、人情凉薄，更能充分体会到世界不美好的那一面，“而我的成长过程可以让我变成一个对世界充满仇恨的人，也可以变成一个很意外的人。好在我遇到了文学，年轻时代阅读的那些文学，人性、人道的光芒，审美的光芒把我从中拯救了出来”。阿来说，他特别喜欢美国批评家布鲁姆，布鲁姆认为好小说其实只有简单的三点，第一审美的光芒，第二认知的力量，第三这两者合起来成为智慧。所以阿来在小说中也绝不放弃对认知力量的追求，在文学当中寻找宽恕、理解、沟通，两者结合起来，“我想会得到一个关于社会、关于世界、更重要的是关于我们自己生命的新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