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笔下的唐朝”，这是重庆市歌舞团原创民族舞剧《杜甫》的副标题，也是该剧主创为以舞蹈书写他们眼中的杜甫找到的切入口。或许是切入巧妙并手法精到，作为我国首部以舞剧形式呈现“诗圣”杜甫一生的原创作品，该剧自2016年首演以来获得业界高度认可，同年摘得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在先后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大型舞台作品创作资助项目、2017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后，又再次入选2018年度大型舞台剧滚动资助项目。近日在京召开的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大型舞台剧滚动资助项目舞剧《杜甫》专家研讨会上，专家们就剧本、编舞、音乐、舞美、表演等全方位修改打磨提出了方向。会后，当该作品很快作为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的舞剧作品之一再次亮相时，专家们提出的许多修改意见已经不同程度地迅速落实到作品中了，这不仅体现了“滚动资助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的初衷，也让人看到了主创渴望打造精品的态度与效率。

　　一众美人似一幅着色考究的立体壁画缓缓而动，慵懒曼妙的身姿包裹在薄如蝉翼的衣裙中，娇艳华丽，奢靡魅惑，似梦如幻。滴水映月间，一段高妙的“丽人行”舞段，将杜甫诗句刺讥时代的深意尽现；映着舞台两侧强烈的逆光，车轮吱嘎，马儿嘶鸣，被征丁者步步沉重，无望的身体如在镣铐的捆压中机械重复，顿挫前行。一段“兵车行”舞段，展现了彼时穷兵黩武负重于百姓，亦碾压着诗人忧民之心。

　　“杜子美笔下的唐朝，盛世绝非主题。他的诗句像一把利刃，刀刀见血，字字锥心。他无视云端富贵三千，只踩脚下厚土三丈！”总编导之一韩真曾如是感怀对杜诗及杜甫的理解。而剧中为业界称道的“丽人行”“兵车行”两段接续而反差强烈的舞段，创造出独特的时代映像，某种程度上也正隐喻着杜甫“云端富贵三千”和“脚下厚土三丈”的价值选择。

　　就是这样，总是尝试创新的两位黄金搭档总编导韩真、周莉亚放弃了惯常的线性结构方式，以大写意的手法采取“块状舞段”编织全剧，并借杜诗为逻辑衔接，以“求仕行”“丽人行”“兵车行”“难民行”“乱世行”“别离行”等舞段浓缩了杜甫求官、做官、弃官，入世、处世、出世的人生主线，意象化地将一生颠沛流离却心系苍生的“诗圣”跃然舞台之上。同时正如以放大的巨幅华美官袍铺衬舞台背景作为宫廷皇权的意象性符号，巧妙找到舞美的核心形象种子，该剧从结构到舞美的写意手法甚为专家所称道，尤其是以双胞胎演员分饰虚实两个杜甫，在时空穿梭中，借外部与内部、自我和本我的矛盾纠缠折射出那个时代。

　　舞蹈艺术不能自废“舞”功

　　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以及彰显地方人文优势的文化需要，历史名人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舞台艺术创作热门题材，因此，不仅“杜甫很忙”，近年来孔子、李白、屈原等历史名人皆成“新宠”。然而让拙于叙事的舞蹈如何舞出独特的“这一个”，是包括《杜甫》在内所有以历史人物为创作对象的舞蹈创作共同面临的难题。

　　该剧塑造杜甫的手段颇为特别。或许是为了表达既是一个深度参与时代的在场者，又是一个超拔于世的旁观者，剧中的杜甫常常像一尊雕塑般伫立不动，或如一个反思者在踱步独行。但这样的尝试很多专家并不看好。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教授刘同春肯定该剧较高的审美趣味，并用“高级并通俗”来评价其创作的同时也指出，杜甫的外在形象要用舞蹈来塑造，要有典型动作、主题动作来构建，固定静止的造型和一直在舞台上行走的过多使用对传达出主人公内心世界并无裨益。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马云霞也期待该剧能加强舞的特性和剧的内容，不要过多依赖舞美、造型和画面，加强舞蹈的本体，用“舞”来言说和表达。比如对人物形象的舞蹈化、群舞可视性和美感的提升，用舞蹈“带入”剧情。

　　“舞剧不舞，不是创新，这是错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一级导演谢克直言，该剧应挖掘诗人杜甫的舞蹈形象，不能让观众看到的都是“造型杜甫”。杜甫一定要舞起来，用舞展示诗人情怀。“舞蹈艺术是形体语言艺术，不能把主要表现内容的呈现转让给其他艺术门类，不能自废‘舞’功，舞剧的主体还是舞蹈。”谢克指出该剧涉及历史人物的可舞性这个舞蹈界老生常谈的话题。让一个弄墨的文人舞起来，其舞蹈形象是什么的确充满挑战，但不能因此由一个舞者跑来跑去完成话剧演员的功能，长此下去“舞将不舞”。同时谢克认为，该剧“剧”的成分太少，使其失去了有效的戏剧成分支撑，如何寻找戏剧因素，让“剧”的成分更丰满更浓烈些，而不要流于缺少戏剧支撑的“舞来舞去”很重要。

　　杜甫的现代意义在哪里？

　　“舞剧详细讲述了一个朝代由盛转衰，讲述了安史之乱的朝野动荡，由此带来的民不聊生，但杜甫在哪里？舞剧只是借助杜甫话唐朝，试想，如换成李白、白居易，是否会出现雷同的剧情？”中央民族大学舞蹈教研室主任马啸的如是质疑，应该不仅涉及舞蹈塑造历史人物独特性的困境，更有重塑历史人物价值诉求问题，毕竟，只有获得现代回响，历史人物的重读重塑才有意义，而这也应该是所有类似创作应有的旨归。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学院博士盖琪指出，该剧的戏剧性和舞蹈形象不够突出的原因，除了舞蹈的问题还存在叙事定位问题。“作品过于沉浸于历史中，只是用舞蹈的形式把已知的杜甫生平四平八稳地呈现了一遍，没有从历史中跳出来重新审视。编导最初已经抓住了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性的视角，即两个杜甫，一个历史中的杜甫，一个站在历史之外对自己观察和反思的杜甫，或者是一个肉体的和一个灵魂的杜甫，一个外在的和一个内心的杜甫。如果拔高一层来看，应该一个是历史中的杜甫，一个是站在今天看杜甫的杜甫。所以该剧的价值应锁定在杜甫的现代意义在哪里和对于今天的价值何在，尤其是对青年的价值何在，并将其表达出来，作为全剧的叙事支点。”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一级导演、副团长李福祥则认为，该剧的剧本信息量太大，编剧赋予编导的任务太沉重，必须解决究竟从哪个维度讲杜甫的问题。李福祥形象比喻这就如同用望远镜视物，把大口和小口倒置了，只会越看越远，越看越累，这也势必导致该剧创作要依靠观众的知识存量和对杜甫的预先理解做支撑。“但是，今天创作这个舞剧的现实意义到底在哪里，必须将多维度集中起来，比如强调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一以贯之的中国儒家思想的人民性、人民观，并同今天的时代对话。如同我们打在最核心最集中的那个十环上，用今天的思想去理解杜甫，让杜甫走进我们心里，我们也走进杜甫心里时，可能就会找到好的人物形象种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