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麦拉是一支笔”，而他的一生拥有两套笔墨

——写在父亲桑弧诞辰百年之际

□ 李亦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1987年桑弧（左一）执导文献纪录片《蔡元培生平》工作照（左二张瑞芳、右二罗从周）

　　我小时候常缠住父亲，请他解答小伙伴问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姓李，你爸爸姓桑？”父亲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本名李培林，“桑弧”是笔名，取自一首古诗“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可是，都市里见不到“蓬矢”与“桑弧”的实体。过了许久，我才明白这个典故含有的男儿励志的含义。

　　父亲自1941年进入电影界，之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银幕生涯中，总共编导了30多部电影作品。他和同事们精诚合作，不仅开创了新中国电影三项“第一”，即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而且父亲编导的作品覆盖了故事片、戏曲艺术片、音乐舞蹈片、动画片、文献纪录片等几乎所有的电影片种，这种创作经历在中外影坛可以说是罕见的。这是父亲作为一名中国电影艺术家的自豪，他一辈子的心血与生命已融入中国电影的历史长河。

　　父亲祖籍浙江宁波，1917年初出生于上海，终年88岁。在我看来，电影导演中既有科班出身的，也有“演而优则导”等等成才路径。父亲当属编剧出身的导演，他的影片基本上都是自编自导，或者深度介入电影剧作。究其缘由，父亲年轻时代便热爱写作，他从影以前供职于中国银行，是一个酷爱影剧的文艺青年。他特别欣赏京剧大师周信芳开创的“麒派”，为此而写了70余篇剧评，并起用“醉芳”笔名，着迷程度可见一斑。有意思的是，父亲因周信芳的介绍而认识了电影导演朱石麟，得到这位前辈的大力提携，获教良多，就此迈入电影之门。文艺是相通的，父亲一直喜爱京剧、评弹、滑稽戏、国画和书法，从中汲取了多种养分，作为电影创作的借鉴。1945年父亲曾写了一组《拍戏随笔》，涉笔成趣，体现了他的审美观、电影观及艺术风格的追求。父亲导演电影的风格一向偏重文学性，对现代文学名著情有独钟。1948年他在文华公司主事，曾打算把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搬上银幕，可惜因故未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父亲执导了根据鲁迅短篇小说《祝福》和茅盾长篇小说《子夜》改编的同名影片，成为他的代表作。

　　还要特别提到，父亲在中国银行当练习生时，也是一个进步青年。我们发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7年编印的《金融业职工运动史料·第二辑》中，在“孤岛”时期有着如下记载：“中行支部抓紧在党员和积极分子之间建立起较密切的联系，把积极分子更好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通过这次（联名签呈）斗争，又发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如姚杏元、董恒涛、陈振华、李培林等。”

　　父亲最初的志向是从事新闻工作，他回忆说：“我曾经在沪江大学新闻系就读，立志想当一名新闻记者。我当时所敬佩的新闻界前辈有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邹韬奋等先生。他们的政治立场或思想见解并不一致，但是他们高度忧国忧民的精神和犀利的文章都使我十分钦折。”上世纪30年代沪上报业非常发达，父亲以记者身份亮相《社会日报》《长城》月刊等报刊，深入采访，勤奋笔耕，文体涉及新闻消息、通讯、访谈、时评等等，一方面记录时代风云民生世相，另一方面等于为日后从事电影编导拓宽生活的积累。《长城》月刊上曾以“讨论工作与修养的刊物”为宗旨，连载了父亲的11篇访问记，父亲以夹叙夹议的形式，生动记叙对各界名人的专访，包括沈钧儒、张知本、谢六逸、何香凝、沈九成、江问渔、胡愈之、冼冠生、欧阳予倩、邓粪翁、张志让等，内容丰富，今天读来依旧引人入胜。一位友人感叹道，“中国新闻界少了位记者，中国电影界却从此多了位名导。”

　　上世纪40年代末，法国电影导演阿斯·特吕克提出了“摄影机是自来水笔”理论，认为电影导演如同作家用笔写作那样，是用摄影机在胶片上进行“写作”的。差不多在同时，中国电影导演沈浮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开麦拉是一支笔》，两者持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这个比喻，父亲一生拥有两套笔墨，分别在电影胶片上和纸面上，尽情抒写了一篇篇华章。父亲在而立之年，曾针对“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古训，直抒其胸臆：“我认为，‘文艺以人传’固然好，‘人以文艺传’也不坏。应当着眼的不是个人的传不传的问题，而是留一点业绩在艺术的国土里，对于后世的子孙们总是一种功德。”

　　1987年，法国巴黎《解放报》曾向全世界400位电影导演发出信函，要求回答同一个问题“您为什么要拍电影？”父亲在回信中说：“我拍电影，是为了巩固观众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是为了消除人类的隔膜，增强我们的团结，来共同战胜邪恶，为创造更幸福、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这是父亲毕生践行的电影观，已经渗透在他导演的一格格电影胶片之中，成为父亲那一代电影人留下的值得我们传承的中国电影宝贵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