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帝制工匠的历史地位

　　先从“工匠”二字说起。“工”，《说文解字》作：“工，巧饰也，像人有规矩。”段玉裁注：“直中绳，二平中准，是规矩之。凡善其事，曰工。”这是“工”，那么“匠”呢？“匠”，《说文解字》作：“匠，象形，凡匚之属皆从匚，读若方。匠，木工也。从匚、斤，斤、所以作器也。”段玉裁注：“工者，巧饰也。百工皆称工、称匠，独举木工者，其字从斤也。以木工之偁，引申为凡工之偁也。说从斤之意，匚者，矩也。”其实，《周礼》中已有“匠人”的详细记载。《孟子》说：“匠人，工匠之人也。”工匠，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

　　工匠是既有规矩、又巧成器物的人。在中华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士农工商”四民中，虽“工”居第三位，但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地位，既不如士农，也不如商贾。然而，大量器物、用品是根本离不开工匠的。工匠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处于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重理轻物、厚士薄工，是帝制时代的一大弊端。以历史人物传记而言，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帝王是人物传记的核心，官员和士人是人物传记的主体，除《元史》有《工艺列传》外，其他各书，一概没有。如在《明史》333卷列传中，有后妃皇子、文臣武将、儒林文苑、忠义列女、隐逸方技、宦官奸佞等列传，但没有专为工匠列传。又如在《清史稿》316卷列传中，同样也没有专为工匠列传。

　　不过，在元明清时期，蒙古成吉思汗、满洲努尔哈赤时代，工匠的地位，既优于士农，也优于商贾。

　　成吉思汗在西征时，每攻陷一座城镇，往往要屠城，但不杀工匠，留下来使用。因之才有长春真人丘处机（1148-1227年）与成吉思汗，于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年），在阿姆河畔营帐里，君臣对话，论道三日。他们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哲思深刻，传颂千古。丘处机以蒙古军西征时的屠杀和焚掠，对成吉思汗讲述了治国和养生之道：

　　为治之方，以敬天爱民为本；

　　元朝比较重视工匠。《元史》有《工艺列传》，就是记载工匠艺人的传记。是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所仅见。在《元史·工艺列传》中，为雕塑家刘元等立传。刘元以其雕塑绝艺，在当朝被塑像祭祀。他居住过的胡同，在元、明、清，直到当代，都以其名字命名。《元史·刘元传》记载：

　　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始为黄冠，师事青州把道录，传其艺非一。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搏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识者以为造意得三圣人之微者。由是，两赐宫女为妻，命以官长其属，行幸必从。仁宗尝敕元，非有旨不许为人造他神像。后大都南城作东岳庙，元为造仁圣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忧深思远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适阅秘书图画，见唐魏征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称为相臣者。”遽走庙中为之，即日成，士大夫观者，咸叹异焉。其所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见者。元官为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卿，以寿终。

　　而后，清太祖努尔哈赤早期，也是攻陷城池后屠杀其民，特别是儒生，史称之为“屠儒”。一个是草原文化蒙古族大汗成吉思汗的“嗜杀”，一个是森林文化满洲族大汗努尔哈赤的“屠儒”，但他们都不杀工匠，保护工匠，利用工匠，优惠工匠。这是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是：其一，城中居民据守反抗，杀之以泄愤恨；其二，儒生知书达理守节，杀之以绝后患；其三，留下人每天要吃饭，杀之以省饭食；其四，显示胜利者的淫威，杀之以固统治。但于工匠，格外重视，给予收养。如努尔哈赤说：“将辽东地方之兵员几何，城堡几何，百姓几何，以及木匠、画匠匠役数目，亦皆具文奏报。”于此，努尔哈赤不仅重视明辽东的工匠，而且重视朝鲜的工匠。如后金俘获乘船去明朝的朝鲜人八十六人，除收养其有用之匠人外，余尽杀之。他为什么如此重视工匠呢？因为工匠有用。例如一次，后金军攻下海州，获得析木乡民制造绿瓷碗、盆、罐等三千五百一十个。为此，努尔哈赤高兴地谕曰：

　　素称东珠、金、银为宝，何其为宝，寒者可衣乎？饥者可食乎？国中所养之贤人知（智）人所不知，匠人能人所不能，彼等实为宝也！今析木城制绿瓷碗、盆、罐来献，实乃众国人有用之业也！至其造器匠人，可否授职加赏，著都堂、总兵官及道员、副将、游击，尔等会议复奏。

　　从上可见，工匠在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眼中，是有用的，是比金银、财宝更为珍贵的。

　　《明史》虽不专为工匠列传，“实录”却记载工匠的鸿雪爪泥。这正如苏东坡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工匠的精湛技艺与高尚精神，在浩瀚的历史文献典籍中，只留下鸿雪爪泥的记载。“明实录”里留下两个著名工匠的事迹，一个是蒯祥，另一个是陆祥，这既是明代工匠中的两例典型，也是历史工匠中的两位隽秀。

　　蒯祥（1398-1481年），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胥江镇香山村人。香山是个木工之乡，这里的木工被称作“香山帮”。木工制品被誉为“苏作”，与“京作”齐名。蒯祥出身于木工世家，又适逢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永乐帝迁都北京，营建紫禁城宫殿，并大量兴建皇家坛庙寺宇。永乐帝兴工建皇宫时，蒯祥19岁；皇宫告成时，他25岁，正是年富力强、贡技献艺之时。永乐十九年（1421年），皇宫兴建告成三个月，一场天火，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化为一片灰烬。这场火灾，既是皇朝的灾难，也是蒯祥的机遇。永乐帝崩后，经过洪熙、宣德两朝的犹豫、彷徨，到正统时，决定重建三大殿。蒯祥遇到一个施展才华的天机。蒯祥聪明灵巧，技艺高超，勤劳谨慎，为人和善，尽心尽职，敬事敬业，得到步步提升。他参与京师大兴隆寺（大庆寿寺）重修工程。这项皇家工程，役使上万军民，耗费物料钜万，其伟丽，其庄严，其堂皇，其精美，为都城千寺之冠。史称之为“壮丽甲于京都内外数百寺”。蒯祥实际主持这项工程，受到了朝廷的重赏。最早见于官书记载的是，正统十二年（1447年）：升工部营缮所的所副为工部主事。他由副所长升为主事，就是由副科升为正处。这一年，蒯祥50岁。正统十四年（1449年），升为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由正处级升为副厅局。是年，发生土木之变，正统帝朱祁镇被蒙古瓦剌部俘虏，其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泰帝。景泰七年（1456年），蒯祥升为工部右侍郎，仍督工匠。一个工匠升到副部，可见蒯祥之优秀、之俊杰。天顺三年（1459年），营造南内殿宇完工，受到皇帝的重赏。又营造英宗的裕陵，亦受到表彰。蒯祥，愈有成绩愈谦逊，愈受表彰愈恭谨。成化二年（1466年），时年69岁的蒯祥，升为工部左侍郎。

　　蒯祥在工部，任职久，技艺精，品格高，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而后，蒯祥在72岁高龄，已经考满，“例当致仕，特命复职”。时过五年，吏部以其六年满考，“祥年七十有五，已踰致仕之期”，谕旨：“以祥内官监督工年久，命复职，仍旧办事。”祥九年考满，升正二品俸，仍于内官监管工。就是享受正部级俸禄。又过三年，吏部再言：“祥年八十有一，已踰致仕之期，宜令其去。”就是让蒯祥退休。但是，皇帝仍命祥复任，照旧内官监督工，并升俸禄一级。最后，84岁的蒯祥，卒于工作岗位。历史对工匠出身的蒯祥，评价道：

　　以木工起，隶工部，精于其艺。自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预积劳累。祥为人恭谨翔实，虽处贵位，俭朴不改，常出入未尝乘肩舆，既老犹自执。寻引指使，工作不衰。至是，卒于位，年八十四。赐祭葬如例。

　　蒯祥，木工精于其艺，为人恭谨翔实，虽然贵居高位，仍然简约朴素，兢兢业业，84岁，鞠躬尽瘁，卒于岗位，赐祭葬，敕建碑。蒯祥是中华工匠史上一位伟大的典范。木工蒯祥同时，还有石工陆祥。

　　陆祥，江苏无锡人，工石匠，是与蒯祥经历几乎雷同的又一个工匠典范。蒯祥与陆祥，“蒯善攻木，陆善攻石”，大体同龄，又是同乡，一木一石，双璧生辉。陆祥与蒯祥，有“六个同”：同为工部营缮所副丞，同日升主事，同日升员外郎、同日升太仆寺少卿，同日升工部右侍郎，也同日升工部左侍郎。《明正统实录》《明天顺实录》《明景泰实录》《明成化实录》，在以上四朝实录中，他们都是同时出现，只在卒时记载，前后有所不同。但是，陆祥比蒯祥早逝七年。《明宪宗实录》对陆祥之卒及其事迹，评论道：

　　祥，初以石工，隶工部。郑王之国，选授工副，后有荐其有异技者，召改工部营缮所丞，以营作称旨。祥有老母病，或以闻。命光禄日给酒馔，并钞五锭，以为养。擢工部主事，进郎中，以至侍郎。祥有巧思，尝用石方寸许，刻镂为方池以献，凡水中所有鱼龙荇藻之类皆备，曲尽其巧。然为人颇谨愿，士夫不以其出自杂流而弃之。

　　陆祥，石作特有异技，工艺曲尽奇巧，为人颇具谨愿，一生恭俭谦让，潜心修炼技艺，朴素简约律己，虽然出身工匠，士夫恭敬有嘉。那些身世高贵、学富五车、自诩清高、傲俯群黎的士大夫，对待工匠出身的陆祥，却倍加敬重，而不敢矮视。陆祥也是中华工匠史上一位伟大的典范。

　　三 伟大工匠的高尚精神

　　清朝工匠也鲜有列入史传者。在《清史稿》的列传中，有梁九、张涟等，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梁九，顺天（今北京）人。自明末到清初，紫禁城宫殿的兴造，都与其事。他虚心拜师，坚持不懈，感动师傅，受其真传。只要诚意深，铁杵磨成针。于此，史载：

　　初，明时京师有工师冯巧者，董造宫殿，至崇祯间老矣。九往执业门下，数载，终不得其传，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独侍，巧顾曰：“子可教矣！”于是，尽授其奥。巧死，九遂隶籍工部，代执营造之事。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九手制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大不逾数尺许，四阿重室规模，悉其工作以之为准，无爽。

　　在清代，皇家的宫殿苑囿，民间的园林假山，江南塞北，大胜前朝。园冶成为一门苑林艺术。北京有“三山五园”——万寿山的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还有畅春园、圆明园，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等。这就出现一批园林艺术大家。造园艺术家张涟，是一例，史所载：

　　张涟，字南垣，浙江秀水人，本籍江南华亭。少学画，谒董其昌，通其法，用以叠石堆土为假山。谓世之聚危石作洞壑者，气象蹙促，由于不通画理。故涟所作，平冈小阪，陵阜陂纮，错之以石，就其奔注起伏之势，多得画意。而石取易致，随地材足，点缀飞动，变化无穷。为之既久，土石草树，咸识其性情，各得其用。创手之始，乱石林立，踌躇四顾，默识在心。高坐与客谈笑，但呼役夫，某树下某石置某处，不假斧凿而合。及成，结构天然，奇正罔不入妙。以其术游江以南数十年，大家名园，多出其手。东至越，北至燕，多慕其名来请者，四子皆衣食其业。晚岁，大学士冯铨聘赴京师，以老辞，遣其仲子往。康熙中，卒。后京师亦传其法，有称“山石张”者，世业百余年未替。吴伟业、黄宗羲并为涟作传，宗羲谓其“移山水画法为石工，比元刘元之塑人物像，同为绝技”云。

　　在清朝，工匠包括陶瓷、刺绣、景泰蓝、牙雕、雕漆、绢花等百工。以瓷器为例。清朝御窑“郎窑”的郎廷佐，隶八旗汉军，曾官江南江西总督；“年窑”的年希尧，隶八旗汉军，官广东巡抚；“唐窑”的唐英，也隶八旗汉军，官内务府郎中。他们都不是工匠出身，而是官员出身，但能精研业务，敬于所事。真正工匠出身，且事迹突出，精神高尚，明清工匠童宾，尤应特别一提。

　　童宾的事迹与精神，清朝督陶官唐英，在《火神童公传》中记述：

　　神，姓童名宾，字定新，饶之浮梁县人。性刚直，幼业儒，父母早丧，遂就艺。浮地利陶，自唐宋及前明，其役日益盛。万历间，内监潘相奉御董造，派役于民。童氏应报火，族人惧，不敢往，神毅然执役。时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箠，或苦饥羸。神恻然伤之，愿以骨作薪，丐器之成，遽跃入火。翌日启窑，果得完器。自是器无弗成者。家人收其余骸，葬凤凰山，相感其诚，立祠祀之，盖距今百数十年矣。

　　唐英《龙缸记》亦载：

　　青龙缸，邑志载：前明神宗间造。先是，累岁弗成，督者益力。火神童公，悯同役之苦，激而舍生，乃成事。

　　唐英既是一位勤政的官员，也是一位制陶的专家，还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近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唐英全集》，就是一个明证。他考证童宾的身世、履历、事迹、品行、技艺、精神，《浮梁县志》阙载。这不足为怪。如建造明朝皇宫的两位杰出工匠，蒯祥和陆祥，《明史》也阙载。帝制时代，史志所载，重道轻器，扬士抑工，成为通弊，不必为怪。唐英考《浮梁县志》，又查访民间，四处踏访，找到谱牒：“神裔孙诸生兆龙等，抱家牒来谒。”其家谱中记载童宾“详死事一节”。

　　当然，作为学术问题，童宾，其人斯有斯无，其事乃实乃虚，可以考据，也可研究。但是，我们更应重视的是文化，是童宾的精神：

　　当神之时，徭役繁兴，刑罚滋炽，孰不趑趄瑟缩于前，而涕泣狼狈于后？神闻役而趋，趋而尽其力，于工则已耳！物之成否，不关一人；器之美恶，非有专责。乃一旦身投烈焰，岂无妻子割舍之痛与骨肉锻炼之苦？而皆不在顾，卒能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也。何其壮乎！然则神之死也，可以作忠臣之气，而坚义士之心矣。

　　童宾的精神是什么呢？择其要，列四点：

　　第一，见难而上。在明神宗万历帝时，谕令景德镇御窑烧瓷，数量多、器件大、工艺难、时间紧：“当神之时，徭役繁兴，刑罚滋炽，孰不趑趄瑟缩于前，而涕泣狼狈于后？神闻役而趋，趋而尽其力，于工则已耳！”童宾在谕旨难违的急迫情势下，不怕艰难，迎难而上，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第二，忠于所事。童宾为着烧瓷事业，在烧窑屡败之际，把桩师傅童宾可以委责于人：“物之成否，不关一人；器之美恶，非有专责。”但是，童宾首要完成国家任务，又要顾及工友利益，他“卒能上济国事，下贷百工之命”，就是对上忠于国家之事，对下维护窑工之苦。在明万历年间，烧制龙缸，童宾“悯同役之苦，激而舍生乃成”。这是一种可赞的精神。

　　第三，奋不顾身。童宾屡见烧瓷失败，不顾身遭烈火，也不顾撇下妻子儿女，决定投身炉火：“乃一旦身投烈焰，岂无妻子割舍之痛与骨肉锻炼之苦？而皆不在顾”。这种殉道而死，如《孟子·尽心上》所言：“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这是一种可敬的精神。

　　第四，百工楷模。就是对工友讲义，为解救百工疾苦，而不惜牺牲自己。这种精神，就是“义”。《论语》中“义”字出现24次。其中，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就是要“见义勇为”。孔子重仁，孟子重义。《孟子》中“义”字出现108次。什么是“义”？《孟子·离娄上》说：“义，人之正路也。”在生与死面前，怎么办？“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一种舍生取义的精神。童宾是中华儿女中舍生取义的一位英雄典范。

　　童宾的精神和行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舍生取义”。童宾“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行为，体现了一种高尚、勇敢、忘我、伟大的精神！

　　童宾精神的精髓，就是用生命熔冶陶瓷，用心灵融入艺术。当今世界有一种“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在流行，甚至在疯狂地横行。固然，人们需要金钱，人们需要商品；但是，既不能金钱至上，更不能商品至上。

　　2015年10月19日，“窑神童宾铜像”在景德镇市古窑景区广场落成。这是景德镇文化史上，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件盛事。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文化，需要工匠精神。

　　中国历史上有神话英雄，如大禹；中国陶瓷史上也有神话英雄，如童宾。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不是伟大的民族；一个没有英雄的行业，不是伟大的行业。感谢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出现，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文化史上一个伟大的民族。感谢童宾等英雄人物的出现，中国陶瓷铸就了世界陶瓷史上永远的辉煌。

　　但是，在我们的国家，曾有一个时期，人们不尊重英雄，不敬仰英雄，不学习英雄，不传承英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袁崇焕、康熙帝等等，遭到批判、诋毁、侮辱、否定，因为他们属于帝王将相之列，都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都是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然而，在国外并不完全是这样。如法国，他们把拿破仑当作英雄，把路易十四誉作“太阳王”。如俄国，他们把彼得大帝当作英雄，把涅瓦河畔的都城命名为“圣彼得堡”；把叶卡捷琳娜当作英雄，将亚欧交界的重镇命名为“叶卡捷琳堡”。在俄国的伊尔库茨克，这座仅有40万人口的城市，在马路十字路口附近、在重要的建筑物前面、在公园最显要的地方，在安卡拉河畔，树立着他们英雄人物的雕像或塑像，竟有84座。在中国北京，3000万人口的大都会，在街上重要地方的英雄雕像或塑像，现存似乎一尊没有。

　　而景德镇的镇窑景区内，树立陶瓷英雄童宾的铜像，是尊重工匠精神的一件可喜可贺的文化大事！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中工匠楷模的精神，主要表现在：

　　其一，一以贯之。工匠从事的专业，往往从童年学起，或从青年做起，矢志不移，长年坚守，执著专注，贯穿终生。如蒯祥、陆祥，既不见异思迁，也不浅尝辄止，而是发愿，耄耋之年，敬事敬业，奋斗不息，从不停止脚步，踏实彳亍前行。

　　其二，技艺精绝。俗话说：“千招儿会不如一招儿绝。”木工学鲁班，塑工学刘元，都是工匠的范例。工匠重巧轻拙，什么是巧拙呢？《礼记》说：“器善则工巧，器恶则工拙。”所以，良工不示人以朴。应立志愿，不断努力，争做本行最优秀的工匠。

　　其三，不断求新。要使自己的技艺，巧夺天工，成为珍品，每件作品，每道工艺，都有创意，都在创新。《礼记·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梁九，如张涟，求新，创新，争做本行业的引领者。

　　其四，利民利国。如童宾，为工友、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义与利，义重于利；死与生，死重于生。童宾用生命溶化陶瓷艺术，用心灵制造高尚、精美、超越前人、超越时代的陶瓷艺术精品！

　　中华工匠史表明，匠人修养，必重双修：一修手，二修心。所谓手，就是手艺。工匠是手艺人，所以重艺。而工艺，要精细、精巧、精绝、精美。蒯祥、陆祥等杰出的工匠，都是身怀绝技，技艺超群。作为工匠，既要手巧，更要心灵。所谓心，就是心灵。为匠之道，当先治心。治心，要爱心、专心、耐心、善心，也就是“至于至善”之心。蒯祥、陆祥，都有一颗善良之心、博大之心、进取之心、求精之心。优秀的工匠，都重视个人的修养、修炼。特别是童宾，以生命升华展现工匠心灵之大爱，魂灵之大美。

　　让工匠的精湛技艺和高尚精神，在弘扬传统文化中传承，在振兴中华文化中升腾！

　　由一整块艾叶青石雕成的云龙雕石，位于故宫保和殿后。长16.57米，宽3.07米，重约250吨　　

　　火神童公传  〔清〕唐英

　　神，姓童名宾，字定新，饶之浮梁县人。性刚直，幼业儒，父母早丧，遂就艺。浮地利陶，自唐宋及前明，其役日益盛。万历间，内监潘相奉御董造，派役于民。童氏应报火，族人惧，不敢往，神毅然执役。时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箠，或苦饥羸。神恻然伤之，愿以骨作薪，丐器之成，遽跃入火。翌日启窑，果得完器。自是器无弗成者。家人收其余骸，葬凤凰山，相感其诚，立祠祀之，盖距今百数十年矣。雍正戊申，余衔命督理，埏埴来厂，涓吉，谒神祠。顾瞻之下，求所为丽牲之碑，阙焉无辞。问神姓氏、封号，率无能知者；而《浮梁志》亦不复载。最后，神裔孙诸生兆龙等，抱家牒来谒。牒称神曰“风火仙”，详死事一节，并载康熙庚申年臧、徐两部郎董制陶器，每见神指画呵护于窑火中，故饶守许拓祠地，加修葺焉。牒首有沈太师三曾《序》曰：“先朝嘉号而敕封之”，不知所封何号也，岂所谓风火仙耶？夫五行，各有专司。陶司于火，而加以风，于义何取？且朝廷之封号，如金冶神，木、土、谷以及岳、渎、山、川，皆曰神，未闻仙也！岂相私称云尔耶？敕封之语，殆不确耶，是皆莫可考也。当神之时，徭役繁兴，刑罚滋炽，孰不趑趄瑟缩于前，而涕泣狼狈于后？神闻役而趋，趋而尽其力，于工则已耳！物之成否，不关一人；器之美恶，非有专责。乃一旦身投烈焰，岂无妻子割舍之痛与骨肉锻炼之苦？而皆在不顾，卒能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也。何其壮乎！然则神之死也，可以作忠臣之气，而坚义士之心矣。神娶于刘，生一子曰儒。神赴火后，刘苦节教子，寿八十有五。儒奉母以孝闻。（《浮梁县志》卷七《诗文佚篇》，又见张发颖编《唐英督陶文档》）

　　青龙缸，邑志载：前明神宗间造。先是，累岁弗成，督者益力。火神童公，悯同役之苦，激而舍生，乃成事。（事详神小传）此则成后落选之损器也，弃置僧寺墙隅。余见之，遣两舆夫，舁至神祠堂西，饰高台，与碑亭对峙。或者疑焉，以为先生好古耶？不完矣；惜物耶？无用矣。於意何居！余曰：“否，否！”